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
柴德赓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非常丰富，单是一部廿四史就有三千几百卷，其余的史书更不知多少倍于此数。在史料丛杂、头绪繁多的情况之下，学者虽穷年累月，未必能尽读这么多的书；就是读了，这些书本身的错误不少，亦未必都有用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几部史实可靠，观点正确，既有系统，又有重点的通史，让大家对祖国的历史有个共同的正确的认识。这方面工作正在进行，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不过，历史知识的传播，不是一种、两种体裁或一部、两部著作所能全部担负的。体裁不同，内容便受限制；对象不同，要求随之而异。作为一般的历史读物，既要有丰富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也要文字生动活泼，才不致阅不数卷便打呵欠。因此目前迫切盼望多出一些通俗历史读物，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像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这方面目前仅仅是开始，工作当然是繁重的。
至于长篇的历史演义小说，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的书，也是大家所欢迎的。这一类书范围既广，故事性也强，如果观点正确，写作技巧好的话，也能给予群众一定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知识，在新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没有出来以前，是否可以考虑重印一些比较可取的旧的演义小说呢？我看是可以的。这里特别提出来谈谈蔡东藩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五百万字以上的历史演义。他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〇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全书共十一部、一千〇四十回。计有：
前汉演义（原名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一〇〇回
后汉演义（原名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一〇〇回
两晋演义（原名两晋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南北史演义（原名南北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唐史演义（原名唐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五代史演义（原名五代史通俗演义）六〇回
宋史演义（原名宋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元史演义（原名元史通俗演义）六〇回
明史演义（原名明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清史演义（原名清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民国演义（原名民国通俗演义）一二〇回
另有许廑父续的四十回。
这十一部书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版的，作者也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最先写的是《清史演义》，出版于一九一六年。按成书的次序：
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
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
九、两晋一〇、前汉一一、后汉
写完最后一部《后汉演义》，已经到了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部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一九三五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演义》四集四十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四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书的回目搜集在一起。
蔡东藩先生在十一、二年的时间内，连续写出了十一部演义，字数超过五百万，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有介绍一下的必要。
蔡东藩，名郕，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九。蔡东藩二十岁前已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他到省不久，因看不惯官场习气，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一度入福建，亦不久即归，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他在《中国历代演义》中常自称作于临江书舍，临江即浦阳江在临浦一带的别名。
蔡东藩在辛亥革命前著过什么书，我们还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一部《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题古越蔡郕著述，邵希雍评校。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人，是蔡东藩的好友。蔡在此书自序中说：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予语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烦，不遑赓续，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当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咿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况。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谊，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问世了。
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骚，聊以*。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记得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这种低廉的稿费，替会文堂换来了大量的财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铅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没有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于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无视，实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这位给我们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应该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编制体例
《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岗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集于一身。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纷繁，要写成一部联贯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像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贯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数。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多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记载一样，是站在统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一千〇四十回、五百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解释名词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词下都注明是哪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鉴》的旧例，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这种注份量比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份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
《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类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没有而且也不主张像一般演义小说那样用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演义，不过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像《三国演义》，大家已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章学诚《丙辰札记》），总算和史实不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贯中的写法。他在《后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诮我迂拘呢！
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谓不谋而合。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勣）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
《宋史演义》序亦云：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他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
这虽是有所为而发，究竟不能算是正论。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虽然承袭了旧史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对元朝初年的历史叙述很详，并无多大贬语；对清朝历史的评论，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公正。他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自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这个对康熙的评语，更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比较突出。但他毕竟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他的历史观点有比旧史学家进步的一面，可是主要面仍是传统的唯心史观。
贯穿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贬低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那样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司马迁曾把陈胜列入世家，比之于汤武革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却说陈胜、吴广是：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这些话，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乱秦有余，平秦不足”，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能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这是因果倒置。
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中等新论说文范》有“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对洪杨，但总算还承认洪杨“有革命之思想”。到写《清史演义》六十二回时，他不但不承认洪杨有革命思想，甚至于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沿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乱，毒痡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说：
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
这两段话露骨地反映了蔡东藩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立场。他明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已经把曾国藩叫做“汉贼”，把太平军称为“义兵”，而他却左一个“长毛”，右一个“罪人”。这比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远远落后。
其次，他对旧的历史评论中的所谓“女祸”，看得非常严重。在前后汉“演义”中大说女宠，在《唐史演义》开篇就发挥“唐乌龟”的议论，他说：
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把女祸作为亡国乱政的主要原因，这是旧的历史学家轻视妇女的结果。这部书中，常常把亡国的罪过推给后妃，即使在一般叙述中，也常常有轻视妇女的议论，特别是在批注中，随处可见。像《南北史演义》第十六回注云：“世间最毒妇人心”；《五代史演义》第二十九回注云：“妇人心肠究比男子为毒。”这都是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恶毒语言。不仅如此，作者对“演义”中男女关系，虽自言不敢导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却有意渲染，这也是和轻视妇女思想分不开的。
此外，这部书中还有许多旧的历史观点，这里就不及一一指出了。总之，我们对于《中国历代演义》，既要重视其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