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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用一个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身影和案例来串联起了风云跌宕的30年的经济变革史。那么你也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些人物命运的背后，中国由1978年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成为30年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它背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在《激荡三十年》中，我试图通过案例和故事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我认为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有4个动力：

1.制度创新

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1978年之前，当时全世界有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你的经济制度怎么变革，它都是在一个国有经济体系完成的。邓小平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中，第一个允许私营企业回到经济舞台的那个人。

我记得，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到温州做一个调研，然后当地有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叫陈定模，他在鳌江边上弄了块地，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城市规划，然后说，这个地叫“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每一个农民花5万块钱都可以在这里买块地，然后你盖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对面的那条马路，靠你的这一边你来修，对面那一边另外的人来修。

我当时就接到了一个举报，在温州有一个人违反全中国的土地政策，居然圈了块地，弄了几千个农民进去，盖了一个大型违章建筑工程。

我就去做调研，结果我发觉说，确实，陈定模干了很多事，从土地问题到人口进入等，都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这确实是一个大型的跟当时法律法规有很多冲突的工程。

我做完调研以后，那天晚上陈定模请我吃饭。他知道，如果我回到杭州以后写一篇内参，那么可能过几个月，他这个地方就可能会遭到处置，再过几个月就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他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处分。

他就请我喝酒，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街边喝酒，喝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拍着桌子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吴记者，你知道吗？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我觉得，他就好像代表着历史突然喊出了一个声音，所以我回去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调查》。我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肯定了这个经验，最后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还在蓬勃地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一个龙港镇变成了龙港市，在行政级别上变成了一个县级市。所以这是我亲身参与过的一个制度创新。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像陈定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土地政策、金融创新政策、企业变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改革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种种的创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定模那样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甚至很多人因此落马，因此失去了生命、荣誉、家庭和地位。但是从30多年的发展来看，制度创新对既有的模式、法规的突破，是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人民创造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2.容忍非均衡

在1978年之前，这个国家是一个讲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国家，它是一个均贫型国家，每个人都很贫穷，所以你也不用抱怨谁，我家吃不上饭，隔壁家也吃不上饭。

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就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实用主义浪潮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它允许贫富悬殊的拉大，允许地域与地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

当均衡被打破以后，突然间这个世界尘土飞扬，所有的秩序、法律，甚至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价值观的评价，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容忍这种非均衡状态的发展。

在1980年代，只要能够产生收益，只要能够产生利润，你可以破坏所有的生态环境。只有到最近这几年，我们才突然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开始讨论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发展，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均衡性发展。

但是很长时间里面，我们有特区，我们有开发区，我们有自贸区，我们有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给了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你看，从特区到超国民待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均衡被彻底打破，通过打破均衡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3.巨国效应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0多亿人口。

我在《激荡三十年》中描写过一个案例：1978年，北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美国有一个企业，当年是最大的一家胶卷公司，叫柯达公司。柯达公司总裁就从美国飞到了亚洲，他想到中国来考察市场，但是他的签证在香港没有过，所以他在香港过夜。

然后他在回忆录里面说，我在香港这一边遥望着岸的那一边，那边叫宝安县。香港这一边灯火辉煌，宝安县那边到了8点以后已经没有灯了，整个区域全部都是漆黑一片的，但是我心潮澎湃，为什么？那个地方背后是10亿人口的一个巨大国家，每个人只要买一筒胶卷，我就能卖掉10亿筒胶卷。

他在1978年看到的那个到了8点以后就一片漆黑的宝安县，现在有另外一个城市的名字，叫深圳。

柯达总裁用一个胶卷来想象10亿人口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因为有巨国的人口，所以我们有充沛的劳动力，同时我们有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巨国效应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能够通过不断由量化到质变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面对每一次危机、矛盾时，能够化解的根本原因。

4.技术破壁

中国这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巨大的浪潮：

第一个是工业化革命的浪潮。我们由一个短缺性的工业经济体系，变成了一个过程性的经济体系，同时最终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最大国家。今天中国能够生产全世界60%的消费品，这是一个巨大的腾挪过程。

第二个是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它改变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和人跟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很多的商业逻辑。

二、结束语

40年中国经济发展，今天仍然走在路上，但是它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动力，包括技术、制度创新、容忍非均衡、巨国效应和技术破冰……正是这些极富中国特征和特色的变革，由内而外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产业，最终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写完《激荡三十年》以后，在2018年的时候，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描写了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的经济改革史。

《激荡三十年》让我从一个公司的案例写作者变成了一个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者和创作者。我觉得对当代历史的写作常常让我心生恐惧，因为我所描写的是30年前、20年前、10年前、5年前甚至1年前、2年前正在发生的历史，这些历史实在太鲜活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好像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你没有办法为它彻底定格，这个定格的时代仍然没有到来，这个国家仍然在不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功的案例、商业的模式在明天就有可能变得老化，甚至变成一个丑闻。今天看到一个伟大的、成功的企业家，到明天、到后年，他就可能成为一个罪人，或者成为一个失败者。

所以在《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两本书中，我一直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来描写这一段历史，我想，所有的描写的价值都在于：在如此近距离的、激烈发展的企业变革史上，我们用文字定格了一个一个生动的、鲜活的人的生命的变革。

关于《激荡三十年》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