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这半年来又写了三四十篇小文，承篠君的好意说可以出板，于是便结集起来，题上原有的名字曰“苦竹杂记”。“杂记”上本有小引，不过那是先写的，就是写于未有本文之先，所以还得要一篇后写的，当作跋或序，对于本文略略有所说明。

但是这说明又很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说明，我所写的总是那么样的物事，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也不必另起炉灶的来写。这又似乎不大好，有点取巧，也有点偷懒。那么还只得从新写起来，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几篇是谈到写文章的，可以抄来当作材料。其一，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阳君书云：

“手示诵悉。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读者则大怒或怨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转喉触讳，本所预期，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国家衰亡，自当负一份责任，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不敢奉命也。纸先先生《震庚日记》极愿一读，如拟刊行，或当勉识数行。草草不尽。”红黑帽编竹作梅花眼为帽胎，长圆而顶尖，糊黑纸，顶挂鸡毛，皂隶所戴，在知县轿前喝道曰乌荷。此帽今已不见，但如买杂货铺小灯笼改作，便顷刻可就，或只嫌稍矮耳。其二是十月十七日晚与北平虞君书云：

“手书诵悉。近来作文别无进步，唯颇想为自己而写，亦殊不易办到，而能减少为人（无论是为启蒙或投时好起见）的习气总是好事，不过所减亦才分毫之末耳。因此希望能得一点作文之乐趣，此却正合于不佞所谓识字读书唯一用处在于消遣之说，可笑从前不知实用，反以此自苦，及今当思收之桑榆也。”其三是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书云：

“来书征文，无以应命。足下需要创作，而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岂不已远哉。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明谢在杭著笔记曰‘文海披沙’，讲学问不佞不敢比小草堂主人，若披沙拣金则工作未始不相似，亦正不敢不勉。我自己知道有特别缺点，盖先天的没有宗教的情绪，又后天的受了科学的影响，所以如不准称唯物也总是神灭论者之徒，对于载道卫道奉教吃教的朋友都有点隔膜，虽然能体谅他们而终少同情，能宽容而心里还是疏远。因此我看书时遇见正学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真真连一眼都不瞟，如此便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页多少册，没有看到一点好处，徒然花费了好些光阴。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其事甚难。孤陋寡闻，一也。沙多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语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辄唠叨写此，以明写小文抄书之难似易，如以一篇奉投，应请特予青眼，但是足下既决定需要创作，则此自可应无庸议了。”以上这些信都不是为“杂记”而写的，所以未必能说明得刚好，不过就凑合着用罢了。我只想加添说一句，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畏天悯人”岂不与前此说“命运”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这不大容易。自己之不满意只好且搁起不说，但因此而将使期待的朋友长此失望，则真是万分的对不起也。

（廿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知堂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