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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母亲初中毕业,像那个时代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一时没找到工作,就待业家里,帮助父母做家务。那个时候,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民都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母亲和其他年轻人成为了剩余劳动力是很自然的事。这样过了一年,外祖父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悦,尽管母亲给全家人做饭、洗衣、收拾房间,她的那些功能并不能打动他的心,因为他们的经济善状况相当脆弱几近濒临破产的边缘,他还有其他在学校读书的孩子要养活,他做炉前工和妻子做社员的可怜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他感到自己就像是茫茫沙漠中的一头又老又弱满背重负的骆驼,步履维艰,疲惫不堪,在他的身上哪怕再加上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背也会给压垮了。因此,他的大女儿待业在家困扰着他的事实也是非常自然的,他的心情可能就像动物世界里演的那些成年的野兽,等到幼兽长大时,总是想让它们尽早走出巢穴自己觅食罢。
外祖父身边的人对他的部分评价是:保守、抠门儿、只会卖傻力气。
然而,那个抠门儿的老头在送他的大女儿到北京站时竟没能忍住他的眼泪,母亲在此之前只知道她的父亲很厉害,却从未见他哭泣过。她见他哭了,她心里对他的恨便释然了。
那一天,她独自去派出所办理前去北大荒的上山下乡手续,户口给销掉了,转到北大荒去了,出了派出所的门,一种莫名的恐惧侵入了她的心。她折返回去,对那个户籍警说,她不去了,她怕再见不到她父母了。户籍警说,可是你签了字呀,不行了。她回到家中,告诉了她父亲,说她害怕去那个地方。她的父亲却瞪大眼睛说,“是谁让去的,是你自己愿意去的!”猛地,委曲填没了她的心,泪水流出了她眼中的恨,她直勾勾看着她父亲,不再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