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分　补树书屋旧事

一缘起

前几时有一位在东北远处的中学教员写信来问我，鲁迅“抄碑文”的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我仔细的写了一封信回答了他。话虽如此，也不见得能说得仔细，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年代相隔颇久了，有如书桌的一只多年不用的抽屉，里边收着的东西多半忘记了，抽开来翻一下，才能慢慢的回想出来。因了谈抄碑文，我把绍兴县馆的一段旧事记了起来，因为抄碑的工作都是在县馆的补树书屋所做的，有些事情比较记得清楚的，略记数则，总名便叫作“补树书屋旧事”。

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是山阴会稽两县的会馆，绍兴府属八县另有会馆在虎坊桥，名为越中先贤祠，清末废除府制，府城内的山会两县合并为绍兴县，这邑馆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不明白是什么缘故，有些人不喜欢绍兴这名称，鲁迅也是一人，他在文章中常称这县馆为S会馆，人问籍贯也总只说是浙江。虎坊桥的会馆名为越中先贤祠，难道李越缦等人也是这个意思么？前清时因为部吏和师爷的关系，绍兴人在北方民间少有好感乃是实情，但鲁迅等人的讨厌绍兴的名称或者还是因为小康王的关系，在杭州设了小朝廷，还要摆架子自称绍兴，把这庸俗的年号硬给人做地名，这的确是有点可厌的。

二会馆

绍兴县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净的。会馆在路西，门额是魏龙藏所写，他是鲁迅的父亲伯宜公的朋友，或是同案的秀才吧，伯宜公曾几次说起他过，但他一直在外，在写匾时不知是否在张勋的幕中。进门往南是一个大院子，正面朝东一大间，供着先贤牌位，这屋有名称，仿佛是仰蕺堂之类，却不记得了，里边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平时关闭着，一年春秋两次公祭，择星期日举行，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在十点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了。这堂屋南偏有一条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过一个圆洞门，那里边便是补树书屋了。顺着弄堂再往前去，后面还有房屋，我也没有去看过，虽然是在前一进里住过三年。那大概是一间楼房，因为这名为希贤阁，恐怕是供着什么文昌魁星之类吧，向来空着没有人住。我不知道仰蕺堂而记得希贤阁的名字，这是另有理由的，因为在旧日记中记有这个名字。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不久讨逆军进逼京城，城里的人纷纷逃难，有同乡的官僚来住在阁下，大家不答应，要赶他出去，因此那阁名也就记了下来了。

三树

会馆里的住人要驱逐逃难的官僚，本来也是小事，但是这与补树书屋很有关系，所以要说一下。旧日记云：

“七月六日晴，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蒲溇谢某携妾来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责难，终不肯去，久久始由甘某调停，暂住一夕。”大家反对的理由并不在官僚，而是由于携妾，因为这会馆是特别有规定，不准住家眷以至女人的，原因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是补树书屋，不在屋里而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现在圆洞门里边一棵大槐树，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但在几十年前那或者正是刚好，所以可能便是那一棵树。这女吊的故事害得谢某不得不狼狈的搬出，可是对于鲁迅却不无好处，因为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去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边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时候，在空中摆荡，或戏称之曰吊死鬼，这又与那故事有点关联了。“补树”不知道是什么故典，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就是补的么？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四抄碑的房屋

补树书屋本身是朝东一排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院中靠北墙是一间小屋，内有土炕，预备给佣工居住，往东靠堂屋背后一条狭弄内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为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头那一间的窗门被挡住阳光，很是阴暗，鲁迅住时便索性不用，将隔扇的门关断，只使用迤南的三间。这里边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民六春天我到北京以后所看见的事，以前自然是别一种布置，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可说。鲁迅在搬到补树书屋之前，还在会馆北部的什么藤花馆住过，但那我更不能知道，或者去查鲁迅自己的日记，可以得知年月大概。《鲁迅日记》已经发表，有些事情我不再去查考援引它，因为那已是周知的文献，用不着再来做文抄公的工作，这里只是凭自己的见闻记忆来说，说不定会有点出入。抄碑文的事开始于民国四年，我那时也不在北京，但这抄碑一直抄到民国八九年，有一大段是我看见的，所以可以一说。

五抄碑的目的

鲁迅抄碑就在补树书屋那两间房里，当初是在南偏，后来移到北边的一间去了。他从民国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职，随后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来，一直是佥事兼科长，不曾有什么调动。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六抄碑的方法

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才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七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

七猫

这三间补树书屋的内部情形且来说明一下吧。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面靠墙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是会馆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那一间里去了。那些房屋都很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玻璃，自己来贴在窗格里面，可以望得见圆洞口的来客，鲁迅的房里却是连冷布的窗也不做，说是不热，因为白天反正不在屋里。说也奇怪，补树书屋里的确也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房屋相当阴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虽然门外面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年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朝华夕拾》中有一篇讲到猫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这有关的。

八避辫子兵

住在补树书屋这几年中间，发生过的大事件是帝制与复辟两事。民六的上半年黎段关系闹得很僵，结果是公民团包围议院，督军团逼迫总统，而督军团的首领又是有辫子的张勋，这情形是够吓人的了。张勋进京以后，六月末我往北大替鲁迅借《海录碎事》，去访蔡孑民，问他意见怎样，他只说“如不复辟我不离京”，但是过了三四天，即七月一日，那一天是星期，起来得较晚，佣工送脸水来，说外边挂龙旗了。鲁迅的朋友中有些想南下，可是走不成，有些预料这事不久就了，只消避一下子，等得讨逆军起来，大家就安了心，虽然对于段的印象一直也是不好。六日有过希贤阁的一剧，便是有人从热闹地方逃到会馆来避的一例。可是会馆地方也太偏僻，兵火不打紧，辫子兵的骚扰倒很可怕，鲁迅就同了些教育部的朋友，于七日移到东城船板胡同的新华饭店里，因为那天上午有飞机来丢了一个炸弹在宫城里面，所以情形陡然紧张起来了。十二日晨四时半，大家都还睡着，我上便所去，突然听得炮声一响，接着便大打起来，一直到下午二时枪炮声没有断绝。这中间辫子兵在天坛的先被解决，南河沿的张勋宅放火自烧，他坐汽车飞奔交民巷，投了荷兰公使馆，这一件事就完毕了。十四日从饭店搬回会馆去。这些事在《鲁迅日记》上当然也有记录，现在只从我所记得的来说罢了。

九金心异

在张勋复辟之前，鲁迅继续在抄碑，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但在这事件以后，渐渐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事他自己说过，是由金心异的一场议论起来的。金心异即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鲁迅文中那么说，所以这里也沿用了，虽然知道的人或者并不多了。钱玄同和鲁迅同是章太炎的学生，常看他与太炎谈论，高兴起来，指手画脚的，连坐席也会移动，所以鲁迅叫他诨名为“爬来爬去”，后来回国在浙江师范，在读音统一会，都是一起，所以本是熟识的。但是在那时代大家都是好古派，特别在文字上面，相见只有关于师友的事情可谈，否则骂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没有多大兴趣，来往因此不多。来了这一个复辟，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刺，觉得中国这样拖下去是不行的，这个趋势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发现了出来。

钱玄同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五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一〇新青年

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也随即搁下了。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文。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鲁迅小说里的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中间，如《明天》的单四嫂子与宝儿，《风波》里的七斤嫂与六斤，《祝福》里的祥林嫂与阿毛，都是些孤儿寡妇（七斤嫂自当除外），这色彩便很明显，在同时代的小说家中正可以说是惟一的吧。

一一茶饭

补树书屋的南头房间西南角是床铺，东南角窗下一顶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并不放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盛夏天热时偶然把椅子搬放檐下，晚间槐蚕不吊下来了，可以凉爽些，但那是不常有的。钱玄同来时便靠在躺椅上，接连谈上五六小时，十分之八九是客人说话，但听的人也颇要用心，在旧日记上往往看到睡后失眠的记事。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总是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到半夜，佣工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径自睡觉去了。

一二办公事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识，姓名生疏，大都也记不得了。他又讲到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请求旌表具呈人的母亲的节孝，有的文字还写不清楚，有将旌表写作旅表的，想见是穷乡僻壤的愚人，却是那么的迷信封建礼教，想起来实在可叹。也有呈文写得很促狭下流的，显得是讼师玩笑之笔，是《新青年》里“什么话”一栏的材料，这里只好从略了。

一三益锠与和记

部里中午休息，鲁迅平常就不出来，买点什么东西充饥，有时候也跑到外边来吃，在手边略为有钱的时候，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迤南，不多几步就是西单大街，吃饭很是方便，鲁迅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益锠西餐馆，一是和记牛肉铺，益锠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平常的一家餐馆罢了，和记在绒线胡同的拐角，也是平常的一家肉铺，可是楼上有“雅座”，可以吃东西。它的肉铺门面朝着大街，但朝北的门可以出入，走上楼梯，在一间半的屋子里有两三顶桌子，吃的都是面类，特别的清汤大块牛肉面最好。这地方外观不雅，一般的士大夫未必光临，但是熟悉情形的本地人却是知道的。鲁迅往和记的次数也比益锠要多得多，每次必定拉了齐寿山同去，我想这地方大概是齐君告诉他的，我只记得有一次还拉了一个陈师曾同去，至于许寿裳似乎不曾同去过。过了十年之后，看见和记大举的扩充，在它的东边建造起高大的楼房来，正式开张饭馆兼旅馆，想见它在过去赚了不少的钱，可是改建之后生意似乎并不太好，不久旅馆倒闭，连那牛肉店也关门了。鲁迅傍晚回到会馆，便吃那里的饭，除临时发起喝啤酒，茵陈酒，去叫广和居的炸丸子之外，有时在星期日叫佣工买一只鸡或肘子，白煮了来喝酒，此外添菜则有现成的酱肘子或清酱肉，以及松花即是南方的皮蛋，大抵也是喝酒时才添的。

一四老长班

会馆的长班是一个姓齐的老人，状貌清瘦，显得是吸雅片烟的，但很有一种品格，仿佛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候补道员。他自称原籍绍兴，这可能是的确的，不过不知道已在几代之前了，世袭传授当长班，所以对于会馆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时将有六十岁了，同光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蓄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的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如李越缦也有同样情形，王止轩在日记里写得很热闹，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去谈，许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很可惜的。他的大儿子算是给鲁迅当听差，住在自己家里，早出晚归，他的职务便是拿脸水茶水，管开饭，晚上点洋灯，平时很少看见，反正长班总是在门房里的，走到外边叫一声，便来替代办事，譬如钱玄同来谈天，有时迟到一点半钟才走，那时自然更只有长班一人清醒着的了。鲁迅叫那听差诨名为公子，长班则名为老太爷，这名称倒都很是适当的。公子的下一辈似已不做长班，改从生产工业了，也是很好的事。

一五星期日

在星期日，鲁迅大概一个月里有两次，在琉璃厂去玩上半天。同平常日子差不多同时候起床，吃过茶坐一会儿之后，便出门前去，走进几家熟识的碑帖店里，让进里边的一间屋内，和老板谈天。琉璃厂西门有店号“敦古谊”的，是他常去的一家，又在小胡同里有什么斋，地名店名都不记得了，那里老板样子很是质朴，他最为赏识，谈的时间最久。他们时常到外省外县去拓碑，到过许多地方，见闻很广，所以比书店伙计能谈。店里拿出一堆拓本来，没有怎么整理过的，什么都有，鲁迅便耐心的一张张打开来看，有要的搁在一旁，反正不是贵重的，“算作几吊钱吧”就解决了，有的鲁迅留下叫用东昌纸裱背，有的就带走了。他也看旧书，大抵到直隶书局去，可是买的很少，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从厂西门往东走过去，经过一尺大街，便是杨梅竹斜街，那里有青云阁的后门，走到楼上的茶社内坐下，吃茶点替代午饭。那里边靠墙一带有高级的坐位，都是躺椅，鲁迅不但嫌它枕垫不洁，而且觉得那么躺着吃茶可以不必，懒洋洋的样子也很难看，所以他总是挑选桌子坐的，靠边固然更好，否则屋子中央的方桌也没有什么关系。泡茶来了之后，照例摆上好些碟子来，这与南京茶馆的干丝相同，是堂倌额外的收入，鲁迅不吃瓜子，总适宜的吃他两三样蜜饯之类，末了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无不及吧。从青云阁正门出来，便是观音寺街，买点日用什物回会馆去，已是二时以后，来谈闲天的客人也就渐渐的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