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跋

编者跋

我刚将稿子抄到这里,忽然来了一个我的朋友,——这四个字有点犯忌,但是他真是我的并非别人的朋友,所以不得不如此写,——拿起来一看,便说这不是真的疯人日记,因为他没有医生的证明书。虽然我因为铁线篆的关系,相信著者是疯人,但那朋友是中产阶级的绅士,他的话也是一定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把这稿子的发表中止了。有人说,这本来是一篇游戏的讽刺,这话固然未必的确,而且即使有几分可靠,也非用别的篇名发表不可,不能称为真的疯人日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吉日跋。

雅片祭灶考

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二十四日附录记述当日广播电话的节目,有下列这一篇文字:

“珍奇的支那风俗

供糖与雅片以祭灶神

一年一度的任意的请求

中野江汉君的有意思的趣味讲座

今天是支那祭灶神的日子。因此今晚的趣味讲座有中野江汉君的谈话,题为‘日本所无的珍奇的支那风俗’。中野君本名吉三郎,号江汉,多年在支那,努力于支那风物之绍介,著书也有二三种,现为支那风物研究会主。

向来有人说支那与日本是同文同种,因此以为一切都是同的,其实思想风俗习惯非常差异。例如支那人是非常精于计算的国民,无论什么事都很打算。举其一例,有称作‘功过格’计算日常道德标准的东西,因了这个标准以为自己的行为之收支计算,自己的行为之批判。又支那人以为宇宙系天所造成,人亦系天所造成,故造人的天亦当然保育人类,予人以种种的食物,也同样地在道德上引导人类,即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因果报应之思想是也。天则遣其代表者灶神至下界,监视人类,这位尊神故为一家之主人公,是最可怕的东西。又因此因果报应之思想发生一种的宿命观。无论什么事,大抵多以为是运命而断望了,例如连续遇见不幸,说是‘苦命’,因为生就这种运命,说是‘没法子’,就断望了。——现在说祭这个灶神的日子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这一天里,这位尊神一年一度升天去,把一年间的人的行为报告于天上的神道。因此在这天,供了糖和雅片及酒,请求不要报告恶事,单把善事报告上去,对于尊神使用贿赂,请托于自己有利的事,这岂不是支那式的,很有意思的么?此外还有吃人的风俗,世界无比的死刑方法,因为想使子孙不绝,想尊崇祖先,发生绝端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什么‘人市’,卖买女人的风习等,为日本人所万想不到的风俗,还很多很多。今夜就只是讲这一件事罢了。”

我抄了这篇文章之后,禁不住微笑了一笑。在支那多年,著书也有二三种,尊为支那风物研究会主的名人,还不知道中国民间的祭灶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这真可谓“恭喜”之至了。我在南京住过五年,北京十年,浙江二十年,却没有听说有人请灶王抽大烟,虽然现今南北厉行烟禁,治病执照已经填发,将来会有用雅片敬神之一日也未可知。对于尊神使用贿赂,这却是真的,因为凡是祭献供养无不含有这种意味,即使不用雅片而只有酒,即使不是白干而是日本的神酒!我想到这里不免发生一种感慨,日本与中国虽然不是同文同种,究竟是有关系的,不是老表,也总是邻居,好好歹歹有许多牵连,若想找他家的漏洞时稍不小心,便批了自己的嘴巴,不可不慎。譬如所谓人市罢,我不知道是在那里,但以中国的这样野蛮而论,号称民国而婢妾制度还公然认可,这种市集当然是可以有的,无论现在事实上有没有;然而,东亚之事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说起人市,就令人不能不联想到日本有名的吉原,——这里似乎应当声明一下,我不曾登过吉原的“楼”,不过这地方是知道而且到过的,有一年春天曾同我的妻,妻弟,妻妹夫妇,去看过吉原的“夜樱”,关于吉原的文献则现代的还存有一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新吉原细见》。那种劝工场式的卖笑,西洋人如哈利思之流大约又要嘲笑了,但是到过伦敦巴黎的人也会找出他们的暗黑面来,叫他出一个大丑:甚矣专想找他家的漏洞之难也!

《新吉原细见》序很有意思,附译于此。文曰:公娼制度为日本所固有,盖以花魁(oiran娼妓之嘉称)为美术而可尊重,对于此说或有反对者亦未可知,但生理的情欲终难防止,壮年男子如遇街灯影暗踯躅于柳阴之暧昧妇,危险无逾此者,不但一生残废,且传恶疾于子孙,此实明于观火也。故欲满足安全快乐,当以买有风骨尚意气的花魁为最佳,花魁者清净无垢,无后患者也。若云奖劝诱引,则吾岂敢。惶恐惶恐。

四十三年之三月,南史题。

还有一层,平常所谓风俗,当以现代通行者为准,不能引古书上所记录,或一两个人所做的事,便概括起来认作当世的风俗。倘若说这是可以如此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德川朝有过火烧,锅煮,浇滚汤,钉十字架种种死刑方法,也可以称他是世界无比,根据了男三郎的臀肉切取事件,也可以说日本有吃人的风俗。但是头脑略为明白的人便知道这是不对,因为后者是个人的事情,(虽然人肉治病是民间的迷信,)前者乃是从前的事情了,现在日本的死刑是照文明国的通例,用绞法的,他们绞死逆徒幸德秋水难波大助等,正如大元帅之绞死李大钊等一干赤党一样,而日本病人平常之不会想吃人肉汤,大抵也与中国没有多大不同。假如连这一点常识都还没有,怎么讲得学问?本来讲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风俗研究也不是例外,要讲这种学问第一要有学识,第二要有见识,至于常识更不必说了。风俗研究本是民俗学的一部分,民俗学或者称为社会人类学,似更适当,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这种学问的别称。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他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之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也很难,不是第二流以下的人所弄得来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哲史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学者正经地在那里研究,得有相当的成绩,唯独在民俗学方面还没有学者着手,只让支那浪人们拿去作招摇撞骗之具,这实是很可惜的事。日本人要举发中国的野蛮行为,我决不反对,但是倘若任意说诳,不免要来订正几句。其实这种诳话,凡是在中国侨寓的正直的日本人也无不知道,不过他们不敢揭穿罢了:第一,他们自然也想保存同胞的面目,无论他是怎样的无赖;第二,谁又不怕无赖的结怨呢?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害群之马,他们怕马踢而不敢去惹它,却不知道一方面因了这种害马的缘故而全群并受其害了。

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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