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抄六首

明珠抄六首

谈儒家

中国儒教徒把佛老并称曰二氏,排斥为异端,这是很可笑的。据我看来,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气化三清,是一个人的可能的三样态度,略有消极积极之分,却不是绝对对立的门户,至少在中间的儒家对于左右两家总不能那么歧视。我们且不拉扯书本子上的证据,说什么孔子问礼于老聃,或是荀卿出于孔门等等,现在只用我们自己来做譬喻,就可以明白。假如我们不负治国的责任,对于国事也非全不关心,那么这时的态度容易是儒家的,发些合理的半高调,虽然大抵不违背物理人情,却是难以实行,至多也是律己有余而治人不足,我看一部《论语》便是如此,他是哲人的语录,可以做我们个人持己待人的指针,但决不是什么政治哲学。略为消极一点,觉得国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一步愿以不才得终天年,入于道家,如《论语》所记的隐逸是也。又或积极起来,挺身出来办事,那么那一套书房里的高尚的中庸理论也须得放下,要求有实效一定非严格的法治不可,那就入于法家了。《论语·为政第二》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者是儒家的理想,前者是法家的办法,孔子说得显有高下,但是到得实行起来还只有前面这一个法子,如历史上所见,就只差没有法家的那么真正严格的精神,所以成绩也就很差了。据《史记》四十九《孔子世家》云: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那么他老人家自己也要行使法家手段了,本来管理行政司法与教书时候不相同,手段自然亦不能相同也。还有好玩的是他别一方面与那些隐逸们的关系。我曾说过,中国的隐逸大都是政治的,与外国的是宗教的迥异。他们有一肚子理想,但看得社会浑浊无可施为,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晨门接舆等六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歧视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都是颇有意思的事。如接舆歌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是朋友极有情意的劝告之词,孔子下,欲与之言,与对于桓魋的蔑视,对于阳货的敷衍,态度全不相同,正是好例。因此我想儒法道三家本是一起的,那么妄分门户实在是不必要,从前儒教徒那样的说无非想要统制思想,定于一尊,到了现在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再相信了罢。至于佛教那是宗教,与上述中国思想稍有距离,若论方向则其积极实尚在法家之上,盖宗教与社会主义同样的对于生活有一绝大的要求,不过理想的乐国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即在地上,略为不同而已。宗教与主义的信徒的勇猛精进是大可佩服的事,岂普通儒教徒所能及其万一,儒本非宗教,其此思想者正当应称儒家,今呼为儒教徒者,乃谓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挂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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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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