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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爱，很容易被误解成为无可无不可的软体，失去了人格尊严。
反之，人格尊严又容易被误解成极度敏感的金刚怒目，凛然不可侵犯。
这两度误解，使世间拥塞着“滥好人”和“刺毛球”两大类，一边下脚不得，一边近身不得，真是可怕。
无人格之善，不成其为善；无尊严之爱，不成其为爱。善和爱的任何低级变态，是善和爱的自毁形态。
让善有声，让爱有形；让善有格，让爱有尊。
让善与爱，不再成为一种企盼，一种念叨，而是从一个有骨骼、有体魄的人身上发出。因此，它们与人格尊严，互为因果。
你有宽阔的肩膀让我依靠，你有坚定的目光让我信赖，世界因你而让我放心。
我的朋友，在我远离期间，死了。
他为了一件不太大的事，找过很多人。多数都是要人，对于他们而言，要解决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谁也不愿举手，因为他们担心，那件不太大的事背后，也许会有一丝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与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诺是早就确定了的，却为了那一丝还没有出现的不确定，消释了。
是非公道，也全归于零。
他们的冷漠和婉拒，剥夺了我朋友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倒罢了，却不是，他们从头到底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温和地告诫我的朋友，“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种处事原则，你在外面呆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当然，不仅仅因为这件事，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是一个很古典的故事。历来总有一些高贵的人，把生命的理由与人格尊严连在一起。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缘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是同样的道理。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活泼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
人格尊严，最强大又最脆弱：强大在脆弱中，脆弱在强大中。
对好人而言，如果这个悖论过于悲剧，那就把脆弱换成麻木。我们不对侵犯人格尊严的恶势力显示脆弱。
当然，必要时，也可表示出鄙夷和愤怒。
人格尊严，不可泛化。
“泛神论”即无神论。同样，泛人格即无人格，泛尊严即无尊严。
一般来说，利益之争、事功得失、权位升落、一时是非，都与人格尊严无关，即使有所争执也只能就事论事，不必义愤填膺。
人格尊严的防线，在于人道原则、个人信仰、家国声誉、基本诚信、自身体面。
一家庞大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资产折半，乍看大大有损于董事长的人格尊严，其实未必；但是，这天他驾车出门见到路边一个老人跌倒受伤而未予理会，则会对他的人格尊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位高官因官场倾轧被贬被关，看似剥尽了人格尊严，从长远来看都不是这样；但他在案发之时把一件小事的责任推给了自己的下属，却似小实大。
——我们的舆论，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做颠倒轻重的文章。
按照中国的传统，遭受批判历来无损人格尊严。
批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夺被批判者的人格尊严，但奇怪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具有人格尊严的名人，几乎没有一个未曾遭受过批判。未曾遭受过批判的名人，反而都黯然失色，被人忘却。
批判像一块粗砺的抹布，往往使擦拭的对象越加清晰亮堂。
人格之所以称之为“人格”，必定有格局，有格调，有品格，有风骨，有架势，有韵致。与“格”外大异其趣，方成其“格”。它自成价值系统，自通经络血脉，对于外来的附着物和寄生物，不加怜恤；对于自身的衍生物和牵带物，不予纵容；对于强加的污损物和腐蚀物，彻底拒绝。但是，它有表情，有度量，有善爱，有健全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内柔外刚的生命结构和精神造型，便是人格。
由于长久维护，这种生命结构和精神造型成为社会一种不可轻侮的高贵存在，这便是尊严。
兰花香了，远远就能闻到。游客们纷至沓来，但在走近它时都放慢了脚步，走得很轻，无语无笑。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崇高力量，在无形中随着香气进退，让人不得不恭敬起来？
腊梅开了，这种力量又在隐约。人们为了不去惊动，连压在花瓣上的雪片，也不去推落，连积在花枝下的雪堆，也不去清扫。孩子们也懂得轻轻摆手：“嘘，到别处去燃放鞭炮！”
离兰花和腊梅非常遥远的沙漠，长年无水。那成片的胡杨树，一千年不死掉；终于死了，一千年不倒地；终于倒地，一千年不腐烂。
植物界的尊严已让人动容，更不必说动物界。
因尊严，才使万事万物默然自主，悄然而立；因自立，才使琳琅世界有迹可循，有序可寻。
没有尊严，世间便是一个烂泥塘。
一切攻击他人尊严的人不知，他们最终损害的，不是哪个他人，而是人间尊严。结果，他们脚下的泥土也下沉了：不愿共享尊严，只能共享污浊。
请相信我，我考察过几乎所有灿烂辉煌的人类古文明遗址，它们当初的没落破败，都由此开始。
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征兆，是有越来越多的文人以“忍辱”自律和互劝，并把这种“敬恶主义”、“避祸哲学”推崇为“生存智慧”。
如果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以这种无奈的方式生存倒也罢，但现在已霍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那么多文化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论述着，推崇着。真假、是非、善恶，都不再进入讨论之列，讨论的永远是“技巧”和“态度”，包括受害者对施暴者的“态度”。
所有的口舌都通向一个共同结论：放弃人格尊严。
不错，放弃人格尊严，立即就能生龙活虎。但是，在无数“生龙”和“活虎”之间，人在哪里？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当那么多文化人都在反复提倡放弃人格，那么，文化何为？文化何存？文化何义？
因此，不是我危言耸听，这实在是一个不良征兆。
当文化失去人格意义，我们应该叫它什么？
历史的角落里，常常躲藏着一些极不对称的精神抗衡。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圣马力诺这样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当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1642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伦勃朗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是内行就应该看出价值，就应该由心灵沟通而产生尊重。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职业的自尊，艺术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你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这样的生意当然做不大，这样的态度也实在太离谱，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里留下了一种典型。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因此，他们不是在博取钱财，而是在固守一种生态。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我们看够了那种光灿熠熠的闹剧。
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
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份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申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蹋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在尊严的问题上，自己和他人处于相同的方位。
看重自己的尊严，一定看重他人的尊严，反之亦然。尊严，在互尊中映现。我郑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襟，是为了向对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对面的人轻轻鞠躬，也正是在证明自己是世界的贵客。
这种互尊，如镜内镜外。
感谢我的长辈，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代拥有了尊严。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灾难的，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因为这个时间顺序提供了一个人格自立的机会。如果把顺序颠倒，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入灾难而无法穿越。
对于孩子，父母的骂声是一种剥夺，剥夺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正确的行为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
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中国式灾难的例行动作，是抢劫他人的尊严。抢劫尊严的必然结果，是彼此践踏尊严，最后谁也没有尊严。
当人群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文化也无法再有尊严。失去尊严的文化怎么可能给失去尊严的人群增添点什么？这是一种可怖的恶性循环。
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有的文人为了摆脱依附而远逃山泽，在无所谓尊严的冷僻角落寻找尊严，在意想不到的物质困境中失去尊严，结果，只在寂寞的诗文间呼唤着尊严。
可笑的是，比之于全世界，最缺少尊严的中国文人最喜欢摆弄尊严。到今天，想做官而不得，想成名而无方，想进入公众视线而无门，也成了他们故意固守清寒的“尊严”。
因此，“尊严”二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需要改写。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立身科举，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混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而且，蔫在品德上，坏在人格上。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而且，浑在心灵上，浊在操守上。
中国书生常常为求尊严而长久伺机，却在伺机中丧失了人格。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由此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可能隐潜着自私和虚伪。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在人格上失落了文化本位。连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仕途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在他们身上，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是一种良性的人格结构。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
一批与正常人情相悖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
真正的尊严，不是激烈争斗的成果，而是肯定和赞许的积累。
肯定在一个和蔼的眼神，赞许在一种温暖的无声。有人说：这算不算是奉承？我说：人间的美好正需要小心翼翼地奉承，怎么奉承也不过分。
当尊严释放成一种活泼的生态，美也走向诗化。
诗化的尊严是动态的天真，自由的率性。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处处洋溢着幻想。这样的天地呈现出一种无邪，看似浑不设防，却完全无法侵犯。
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人间的全部美好，都来自于人格的中转。因此，要捍卫美好，就必须捍卫人格。在人格不受尊重的年代，一切所谓美好，只是空洞欺骗。
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权利，一种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之外的精神权利，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也要借助于它。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
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
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惟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
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
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
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
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阴里。
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一个人如果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那就应该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一个连自己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自己身上的美德？一个连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世间的美德？
不要把自己假装成闻过则喜、见恶微笑、听骂点头的伪君子，因为这种假装十分自私。
必须拒绝一切谩骂和侮辱，这种拒绝是阻止邪恶对美好的侵犯，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自己在这当口上正好站在第一线，第一线的失守必然会导致全线崩溃。因此，自尊、自爱、自恋，都比以谦虚的名义临阵脱逃强过万倍。
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
原因是，辩题是他们出的，陷阱是他们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这就像，硬被拉到他们家的后院，去进行一场“篮球赛”。
找不到合乎规格的球场，就不存在比赛。
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别人家的后院一次次败下阵来。
恶言脏语是不可忍受的。
问题是：谁让你忍受了？
喊着你的名字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集市间的小贩拉住了你的衣袖，你可以抽袖而走，快步离去。
冲着你的脸面也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排污口喷出一股异味，你不必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尝。
恶言脏语的功用，九成是自贬自辱，只有一成留给被攻击者消受。但是，又有几个被攻击者真的去消受了呢？难道里边有你一个？
世上总有垃圾。对垃圾，我们只处理，不消受。
面对诬陷，不可暴跳，也不可隐忍。
如果不去法院，则不必陈述真相，因为社会并无裁判，纠缠反生混乱。惟一要做的事是：指出这是诬陷，其余留给时间。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蔑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蔑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布置了法庭的外形：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于是审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归诸空气。因此他们急了，纷纷出书伪造我的辩词。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伪装审判。
中国有幸，终于到了这个时代，谁也可以不理会那些拦路诘问者。
他们说你背上有疤，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当众脱衣服给他们看吗？
须知，当众脱衣的举动，比背上有疤更其严重，因为这妨碍了他人，有违于公德。
而那些中国人，看了你脱上衣，还会看上你的裤子……
还好，中国有幸，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一位老人这样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没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账，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如果说，灾难中的受辱无法动摇我的人格，那么，灾难后的人格必然鼓励我拒绝受辱。
灾难的经历使我看轻灾难，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沓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