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
早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告知重庆国民政府驻华盛顿负责督办援助物资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准备在合适时机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大国首脑参加的会议，统一谋划全球战局及战后一系列政治规划。罗斯福特别指出，在四国峰会召开之前，他愿与蒋介石单独会见。
起初，蒋介石对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不热心。当时宋美龄恰好在美国，6月7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对于罗总统拟请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建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尚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清楚，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中国都不太感兴趣。如果会前得不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他无法确定自己在四国会议上将处于何等位置。因此他提议，其余三国会议可先行召开，“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对宋子文转达的意见，罗斯福于7月4日回复称，“单独会面十分必要，会议地点可放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某一地点为好”。蒋介石于7月8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罗斯福在7月中旬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同时有丘吉尔参加的三国会议。21日，依旧对苏联心存疑虑的蒋介石回电说，如果他前往阿拉斯加，就必须经过西伯利亚。从那里经过，不见斯大林说不过去，建议换个地方会晤。至于中美首脑单独会晤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先来华盛顿，却被宋子文以“委座军政羁身，似难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婉拒。
就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的8月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联名再次向斯大林提议，举行三国间的首脑会议。8月10日，斯大林回电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十分必要”，但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地点斯卡帕湾，因为“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前线”。斯大林进而提出，必要时可先召开一次外长级会议。
这是苏联人第一次表示赞同在三大盟国之间举行任何一级的会议。8月1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联名致电莫斯科，“我们完全理解，您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您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如此多的胜利”，同时建议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放在阿拉斯加，外长会议可以提前召开。斯大林8月25日答复说，“不能接受阿拉斯加作为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但外长会议可以在最近召开，建议地点在莫斯科”。至于三国首脑会晤地点，斯大林提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因为三国在那里都有公使馆，时间最好在11月到12月之间。
罗斯福希望，年迈的赫尔先生能够免除飞往莫斯科的长途劳顿，建议外长会议放在伦敦。斯大林拒绝更改地点。赫尔并无畏难情绪，愿意前往。对这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家来说，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做生平第一次长途飞行，的确算是一种英勇行为。
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会。赫尔和艾登分别向会议提交了4条、12条议题，大部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莫洛托夫的议题只有一条，“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作战时间，美、英何时在法国登陆”，这显然是一个军事问题。苏联人表明，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任何问题。这种级别的会议除了达成一些意向之外，不可能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
“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苏联人关心的是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战后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会议发布的公报宣布：三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合作问题，并负责制定有关法西斯国家投降的条款。会议通过了4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傅秉常能够到会，着实不易，赫尔以退出会议相威胁，才使英、苏同意让中国人参会。会上最具价值的信息是，赫尔第一次听苏联人说，一旦德国战败，苏联愿意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可以看出，外长会议大家不过是在试探应手，最终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到工“一把手”会晤。
看来领导开一次会也实在不容易，各方的面子都要照顾。10月18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将在埃及海岸的某地进行会晤。罗斯福说，目前还未得到斯大林是否与会的承诺。但即使苏联人最后不来，其余三国的会晤也必须进行。届时自己将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众大腕前往参会，中美之间任何棘手的问题，都将在会上得到圆满解决。看到蒋介石还在犹豫，11月1日和9日，罗斯福接连两次发函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可以与蒋先生单独会晤”。
蒋介石这才回电答应按期参加会议：“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往与阁下及丘吉尔先生会晤，此间一切当严守机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和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被戴了高帽子的罗斯福对这一答复非常满意。
虽然一直反对美国人邀请中国人参会，但既然罗斯福和蒋介石已经商定，丘吉尔也只好致电重庆，表示将“借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
对会议地点，丘吉尔以德黑兰治安状况不佳为由，相继提出了塞浦路斯、喀土穆或开罗三地。斯大林依然咬定德黑兰不放。罗斯福提出自己不能前往德黑兰，因为会议期间美国国会有一次重要会议，宪法规定必须在10天内由总统签署，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文本送交国会才能生效。上述事务是不能通过无线电或电报来办理的。飞越崇山峻岭——去时向东，返时向西——会造成无法克服的耽搁，时间很可能来不及。罗斯福首先提议开罗，其次是原意大利属地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还可以是地中海东部的某个港口，最后的建议是巴格达一带。
然而，斯大林依然坚持德黑兰，因为他必须亲自指挥苏联红军作战，“我的同事一致认为，夏季和冬季的作战行动需要我个人与指挥部时刻保持联系，并需要向最高指挥部每天发出指示”，德黑兰有直通莫斯科的电话，其他地方不具备这种条件。
罗斯福提出将开会地点放在巴士拉，“我为了参加会谈，从美国起程要旅行6000公里，而您从苏联出发，只要600公里就可以了。我若不是必须领导一个具有150年历史的立宪政府，将欣然地走10倍路程去和您会晤。我请求您想想，我对于美国政府，对于保持美国全部作战努力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仍在莫斯科的艾登尽一切努力去做斯大林的工作，后者依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可以不迁就蒋介石，但不得不违心答应斯大林的一切要求。
鉴于苏联和日本目前尚未撕破脸，斯大林和蒋介石直接会面必将引发日本的警惕乃至抗议。11月11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建议首脑会晤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英、美在开罗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在德黑兰召开三大国首脑会议；第三，回到开罗后，就确实紧迫的印缅战场和印度洋战争这一纯属英、美范围的事务进行最后讨论。
罗斯福答应先到开罗，但他想让苏联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即使不是斯大林本人。中国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苏联人是莫洛托夫和一名军事代表，很可能是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此举是避免让斯大林怀疑，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之前，美、英先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丘吉尔认为，会议一开始就邀请苏联人参加将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美、英的参谋长必须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这一问题随着蒋介石的与会得到了妥善解决，美、英、苏三方开会借口可以是对付德国，有中国参加，那肯定是针对日本了。斯大林不愿因此危及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11月9日，罗斯福致电重庆，首脑会晤定在开罗，并透露丘吉尔预计于11月21日抵达，希望蒋介石能在22日赶到，罗斯福显然吃透了中国人“贵客后到”的心理。这就是对我中华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根据惯例，本次会议被丘吉尔命名为“六分仪”。
经过一番匆忙的准备，1943年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取道印度前往开罗。蒋介石给自己定下的格调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国人一贯爱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事宜，当待英、美率先提出，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其他还有朱世明、蔡文治等人。
受飞机航程限制，代表团需在南亚次大陆盘桓两日。1942年2月，蒋介石曾以中华民国首脑的身份访问印度，正是那次访问使中英关系更加紧张。当时英军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日本趁势大造印度独立舆论。蒋介石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印度民众更多自由，以更广泛地动员各方参加对日作战。其间，蒋介石不但会见了印度民权主义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宋美龄还以娴熟的英语宣读了《中国政府告印度人民书》。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丘吉尔为此亲自写信给蒋介石：“不干涉盟国内部事务是最明智的准则，如当贵国国共两党争斗最激烈之时，英国就保持了足够的自我克制。”这话说得好像老丘多喜欢共产党似的，谁不知道你是全球反共的第一斗士？
有了上次的教训，蒋介石决定在本次会议上，有关印度和缅甸问题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途经印度也只是低调降落加油后直飞走人。11月21日早上，7时05分，中国代表团抵达埃及，入住开罗西南15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米纳饭店一号别墅。这里正对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被称为“落日衔沙、风景奇绝”。中国人显然来早了，此时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均还未到。
11月12日下午，丘吉尔乘“声望”号——它的姊妹舰“反击”号早已在中国南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从英国普利茅斯港起航。这艘1916年服役的战列巡洋舰排水量虽有33000吨，现在显然已日薄西山，与大英帝国此时的境况颇有几分相似。随同首相出访的除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坎宁安——他刚刚接替两个月前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庞德爵士——和波特尔之外，还有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首相参谋长伊斯梅中将等人。丘吉尔患重感冒并引发肺炎，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次女萨拉奉命一路随行，照顾父亲。庞大的参会队伍足有400余人。在直布罗陀、马耳他、阿尔及尔短暂停留之后，“声望”号于11月21日晨驶入亚历山大港。丘吉尔旋即乘机前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随后入住米纳饭店第十八号别墅。趁罗斯福未到，丘吉尔准备走访数百米外的蒋介石。两人虽已通信数年，但还没有真正见过面。
英国驻埃及大使将首相欲来走访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中国客人。蒋介石本拟和罗斯福先会面，不料想见的没来，不想见的丘吉尔倒先过来了。经过一番思量，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两人进行了半小时谈话。丘吉尔说，自己能乘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飞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之故，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简单寒暄，说了一些诸如“久仰久仰”之类的话后，丘吉尔提到了一个敏感问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介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对这次会面，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丘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仍津津乐道。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但他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在现有政治家中实属罕见。”
丘吉尔认为蒋介石“沉着、谨严而有所作为的性格”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并不认同罗斯福将其视为亚洲新龙头的说法，认为这过高估计了蒋的力量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贡献。“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原有的看法。后来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不过，丘吉尔对宋美龄评价极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几个月前，两人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彼此拒绝去会见对方。丘吉尔告诉蒋夫人，“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蒋夫人对丘吉尔不甚感冒，说这位英国首相“嗜烟如命，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噼啪作响”。丘吉尔的保镖暗笑领导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目疾未愈的宋美龄同样是抱病参会，随后，丘吉尔特意派私人医生莫兰爵士为蒋夫人检查身体。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已不再年轻，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有一些憔悴的魅力。”
行程最跌宕起伏的当属最早出发的罗斯福了。11月11日22时许，罗斯福率“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等80多名随员，登上停泊在弗吉尼亚海湾的一艘游艇，顺波托马克河而下。次日9时16分，游艇将众人送上了早已等候于切沙比克湾的新式战列舰“衣阿华”号——这艘新舰1942年8月27日下水，1943年2月22日刚刚服役，其威武雄姿与此时美国的新贵身份颇为相似。
对这艘排水量45000吨的战列舰而言，靠近波托马克河入海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舰上的水兵西姆斯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那阵子舰上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有人竟然在舰上安装了一个浴盆，这可是件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就在水兵满腹狐疑之时，从游艇上登舰的总统及众随从，让大家茅塞顿开，“大家一下子明白浴盆是为谁准备的了”。随后，马歇尔、金、阿诺德等170余名随员前来会合，同时从欧洲、北非分头赴会的还有300多人。登舰后的罗斯福，特意将行程电告蒋介石，并“遥祝蒋夫人玉体安康”。
“衣阿华”号在2艘护航航母、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入浩瀚的大西洋，向着非洲海岸破浪前进。虽然之前兴风作浪的德国潜艇已经得到有效压制，但船上拉的这些人实在太重要了，谁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即便以最高航速行驶，本次航行也要持续整整8天。护送如此多的重要人物，水兵难免会有些紧张，天知道是否会有意外发生。
11月14日，当舰队行驶至百慕大以东海面时，可能想给领导枯燥的航程解解闷儿，“衣阿华”号舰长约翰·麦克雷上校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向总统展示一下新型战列舰出色的对空打击能力。一大批气球被放飞空中，战列舰众多防空炮火轰然打响，在总统和一大批军政要人的阵阵喝彩声中，气球纷纷破裂，冉冉落下，那景象实在精彩极了。
好像故意和麦克雷作对，几只未被击落的气球忽悠悠飘入10公里外护航驱逐舰“威廉·波特”号的对空射程之内。作为一艘刚刚服役4个月的新舰，“威廉·波特”号上大都是些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125名官兵中有121人是初次出海。这艘舰出行途中事故连连。出航之前，该舰锚链被邻近友舰挂掉，接着航行中一颗深水炸弹坠海爆炸，着实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随后，驱逐舰因轮机故障失去动力掉队，在拼命赶上大队伍时，一名水兵又意外坠海失踪。“威廉·波特”号的古怪行为，让金在“衣阿华”号上的总统和一众要员面前丢尽了脸，他命令年轻的舰长注意此次任务对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看看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尴尬的威尔弗莱德·沃尔特少校能说什么，只能表示努力表现，绝不让领导难堪。
现在对沃尔特及其弟兄们来说，将剩余气球击落，不啻为打翻身仗的绝佳机会。少校麻利地命令以全部防空火力对气球开火。这时，他又多了句嘴，下令向大型舰艇实施鱼雷攻击演习。因为只是训练，不需要将鱼雷射出去。劳顿·道森和托尼·法齐奥就把距离最近、块头最大的“衣阿华”号作为模拟射击目标。诡异的一幕随之出现，一条鱼雷一头扎进白浪翻滚的大海，在舰桥诸般人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冲“衣阿华”号疾驰而去。根据测算，2分钟后它将准确命中总统乘坐的战列舰，如果那艘舰不及时规避的话。
沃尔特命令立即向“衣阿华”号发出示警。由于编队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信号只能以灯光发出。谁知忙中出错，新入伍的信号兵慌乱中把信号发成了“水中有鱼雷，正远离你而去”，再发一次又变成了“我们正全速离开”。战列舰上的水兵以为驱逐舰在提醒自己遭到了德国潜艇的攻击：“请重复，说明你的身份！敌人潜艇在哪里？”
眼见灯光信号已无作用，沃尔特果断打破无线电静默向战列舰呼叫：“狮子，狮子，立刻右转！”此时，“衣阿华”号观察哨已发现了快速逼近的鱼雷，舰上瞬间警报大作，观察哨声嘶力竭地高喊：“我舰右舷发现鱼雷！这不是演习！”水兵纷纷奔向岗位，舰上长枪短炮一起拼命向鱼雷开火，试图尽快将之引爆。甲板上一众高官都看到了水面那条不怀好意的白线。战列舰的紧急规避导致甲板左倾，保镖必须紧紧抓住轮椅，以防总统滑进海里。一名保镖下意识地拔出手枪，向鱼雷来袭的方向胡乱射击。
“衣阿华”号庞大的身躯转了一个完美的弯，与来袭的鱼雷擦肩而过。轰的一声，鱼雷在舰尾300米外的尾流中炸响——这次真不是哑雷！罗斯福后来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星期一举行了一次射击演习。‘威廉·波特’号不小心向我们发射了一条鱼雷，我们都看见了——偏了大约1000码。谢天谢地，它最终没能射中我们。”
后来有人戏言，如果这条鱼雷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高层全部干掉，也就没有之后的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了。——老酒认为这未免有点儿言过其实，即使是日本恐怖的氧气鱼雷，一条就想击沉“衣阿华”号这样的大家伙也不太现实——除非命中弹药舱诱发殉爆——但摔罗斯福一个大屁股蹲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沃尔特少校刚刚松了一口大气，眼前就出现了极度恐怖的一幕：战列舰上大小火炮齐刷刷指向了这艘“欲行刺总统的军舰”。误会解除之后，“衣阿华”号继续向北非的凯比尔港航行，“波特”号则被勒令脱离编队，就近驶往百慕大海军基地，接受审查。驱逐舰刚刚靠上码头，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就蜂拥登舰，将125名舰员全部拘留——在美国海军史上仅此一例。
随后就是严格的调查和审讯。沃尔特坚持说是意外，只是操作失误而已。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破坏分子的蓄意谋杀，意在破坏盟军的重要会议。审讯和争论历经数日，水兵道森最终道出了实情。原来他错误操作，将发射火帽遗忘在三号鱼雷管内。等鱼雷射出去后，他因害怕追查，趁乱将火帽丢进了海里。
22岁的道森因此被判处十四年监禁。后来得知实情，罗斯福提议海军撤销了这个判决，因为小伙子是无心的，也没造成什么实际伤害。由于罗斯福是民主党人，之后不管哪艘船遇上“威廉·波特”号，都会打出这样的问候语：“别开火，我们是共和党！”这艘舰成了海军中谁都不愿意服役的倒霉军舰，它的系列传奇故事后文再叙。
麻烦至此还没有结束。当美国代表团在突尼斯上岸飞往开罗时，飞机偏离航线晚点多达一个半小时，以至于先期抵达的美、英高级将领担心，罗斯福等人遭到了德国飞机的拦截，“曾两次派飞机往觅，均因油尽而返”。但不管如何，罗斯福一行总算平安抵达，在丘吉尔陪同下入住美国驻埃及大使柯克的漂亮别墅。参加“六分仪”会议的人总算到齐了。
对罗斯福盛情邀请蒋介石与会，丘吉尔一直持抵制态度，因为这势必将增加美国人对远东的兴趣，进而波及太平洋战场。果不其然，罗斯福根据事先约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丘吉尔之前。罗斯福打算激励这位国民党领导人加大对日本人的进攻力度，同时向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在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美国总统开门见山地告诉蒋介石，中国应作为四大成员国之一，在平等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此时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就连轴心国的明眼人也已不再怀疑了。在这点上，美国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罗斯福和蒋介石都清楚，英国人和苏联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是非常反感的。
23日上午，三国代表首先就会议需要发表的宣言进行磋商。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夺回从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三方在草拟宣言时发生了争执。英国人提出，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未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明确写明“归还给中国”，如此表述将会引起英国议会的质问。随后，他们提出，应当将“当然应该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加以明确说明，中国进行的艰苦抗战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感到困惑，整个世界都不会理解，会议宣言因此将变得毫无价值。”美国代表明确表明支持中国人的观点，认为含糊其词必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的团结表示怀疑。英国人这才悻悻作罢。
丘吉尔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人这次来，是准备为推迟原来商定的出兵法国的行动进而转向巴尔干地区进行辩论的，虽然他们知道这样会导致和美国人发生矛盾，并可能同苏联人公开决裂。但丘吉尔认为，“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将严重打乱英、美参谋长的会谈”。出于对印度、缅甸和中国战场的重视，罗斯福和蒋介石先后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这让丘吉尔醋意大发。在他眼中，地中海才是第一战场。他希望盟军抢在苏联人之前出兵巴尔干，向意大利投入更多部队。缅甸是“作战时间拖得最长、情况复杂和不重要”的一个次要战区。他以尖刻的语言在日记里写道：“希望劝说蒋介石带夫人去参观金字塔，痛痛快快一直玩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
蒋介石显然清楚自己大老远跑来是干什么的，丘吉尔的美好希望不可能实现。23日11时，三国首次正式会议依然将缅甸战事放在了首位，而不是丘吉尔认为的最后。会议目的是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拟订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海军上将蒙巴顿已带幕僚从印度飞来，介绍了1944年盟军在东南亚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
丘吉尔并未意识到，罗斯福为把蒋介石树立为“四巨头”之一所作的努力，是遵循美国一贯原则的，即必须鼓励和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罗斯福和蒋介石共同向英国人施压，要求中英合力打通滇缅公路，而不是发动一系列两栖攻势，把日军赶出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会前史迪威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明确写道：“美国青年为什么要为重建英国人的殖民帝国和他们的卫星国荷兰和法国去送死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定，盟军在东南亚的作战必须仅仅局限于缅甸，因为“如果把我们在亚洲的努力和军事行动集中在中国和中国周围，就能把我们卷入殖民帝国主义的范围限制在最低限度”。
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成丘吉尔的观点，蒙巴顿同样力主新的一年在缅甸进攻日本人。具体做法是史迪威的中国驻印军从利多向东进攻，国民党军队则从云南向南挺进，英军重新发动向若开海岸的第二次攻势。这一系列作战被贴切地命名为“人猿泰山”，它将由“海盗计划”给予支持。后一行动是由英军在缅甸南部的安达曼群岛适时实施登陆，切断日军通往仰光的海上交通线。由于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吃了大亏，蒋介石在同意参战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先决条件，诸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补给品等，同时谋求由他决定英军在缅甸的作战规模。
英国人怒不可遏，这远远背离了他们之前制定的战略。布鲁克试图改变这一切，提出“海盗计划”使用的两栖部队在东部地中海登陆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人似乎不敢听到巴尔干和地中海，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企图再次摆脱对“霸王行动”所应承担的义务。激烈的辩论随之爆发，史迪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布鲁克疾言厉色，金怒不可遏，大家终于摊牌了。”
但不管英国人如何争辩，罗斯福还是初步答应中国人，未来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实施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行动。丘吉尔认为，在那里作战远远不如他倡导的地中海，因为这将更多占用“霸王行动”所需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目前这些舰艇严重不足。在他眼中，中国根本称不上一个大国，他对罗斯福对蒋介石青眼有加非常恼火。“在总统看来，中国意味着在明天的世界上很重要的4亿人民，”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但温斯顿考虑的只是他们的肤色。他谈到印度或者中国时，你就会想起他是个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人。”
会议争吵仍在持续。三大盟国的分歧不仅仅在军事上，还涉及未来的政治领域。丘吉尔的出发点在于避免大英帝国在战后解体，以维护英国人在全球数不清的殖民地。蒋介石则想坐享其成，以积蓄力量在战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唯一领袖。罗斯福稍微纯粹一点儿，一心要在欧洲和远东早日实现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如果此后能占据世界的首位更好。
当天晚宴结束之后，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秘密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和联合国问题，以及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德国投降及远东的安全等。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日本战败之后，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认为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而提出永久性废除天皇制度。
蒋介石的表态令罗斯福颇感意外：“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至于它的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盟国在此次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罗斯福立即追问道：“这一问题明日是否提出讨论？”
蒋介石回答：“最好不做正式讨论。”
罗斯福闻言，频频点头。后来他如此形容与蒋介石的会见过程：“在开罗，我无法形容对蒋中正先生的任何看法。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才意识到，此前我所知道的都是蒋夫人向我讲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他是怎样怎样的。她总是在那里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我可以了解她。对这位蒋先生，我却根本看不透。”
马歇尔也开玩笑说，这位中国领导人看起来不像是主宰数亿民众的军政强人，倒像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和修道者，其审慎自持的态度和说一口华丽英语的夫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感觉翻译水平不够好，“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每逢重要会谈，皆由宋美龄挑大梁口译兼阐释，颇为辛苦。有人说，她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是会场附近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之外最生动鲜活的形象。
蒋介石进而向罗斯福提出，由于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已无法负担长期作战的巨大消耗。几条国际交通线近乎断绝，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希望美国政府给予10亿美元贷款，以挽救经济，提升战力。10亿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罗斯福慨然允诺，同时说明根据美国宪法，自己没有权力签署借款协议，此事要经国会批准。他建议先由两国财长商议拿出具体方案，对补给品可以协调加大供应。罗斯福这项承诺很快被一向对国民党内贪腐现象深恶痛绝的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否决。
当晚会谈之后，罗斯福责成霍普金斯根据谈话内容起草宣言。次日16时，霍普金斯带着宣言初稿来到蒋介石的一号别墅，与中国国际法专家王宠惠等人商酌。宣言主要内容为承诺三国共同对日作战，以及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失地收复的内容如下：“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该归还中国。凡系日本以武力或侵略野心征服之土地，一概须使脱离其掌握。”
王宠惠立即将文稿译呈蒋介石审阅，并将杨宣诚发现的“小笠原”三字为“澎湖”之误及时告知。代表团经认真研究后提出，修改后可予以同意。王宠惠遂于25日向霍普金斯提出，“其中所称小笠原恐系澎湖列岛之误，拟请改正”，霍普金斯慨然允诺。
11月24日的军事会议仅限于欧洲和地中海，因此中国人并未参会。在前往德黑兰之前，罗斯福和丘吉尔要就这两个战场充分交换意见——这其实就是美、英为在德黑兰与苏联人会谈进行的一次预备会。会议沿袭了之前激烈争吵的格调。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当谈到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将对“霸王行动”产生的影响时，丘吉尔立即抛出了自认为得意的计划，出兵攻打罗德岛和在巴尔干登陆，以便“使地中海战火不断”，“霸王行动”依然停留在现有的准备阶段。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金，而变成了马歇尔，“上帝保佑，我将下达命令，一个美国兵也不会到那个海滩去送死的”。这位一向温和的美国陆军首脑的过激反应使丘吉尔大吃一惊，于是他见机行事，放弃继续推行地中海战略。当天的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11月25日是西方感恩节，美国人随舰带来了大批火鸡。当晚，罗斯福盛邀丘吉尔及随从到他的别墅参加“火鸡晚宴”，应邀参加的重要人物超过了20人。因东西方的习俗差别，宴会并未邀请中国人参加。两只大火鸡被人以隆重的仪式送进现场。兴致很高的罗斯福高高地坐在椅子上，以娴熟的技巧不知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很长，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罗斯福还没替自己切上一份。丘吉尔担心他最后可能吃不到，不过罗斯福算得很准，到最后两副鸡骨架被撤去时，他才开始吃自己的那份。看到丘吉尔担心的样子，霍普金斯提醒他，“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在随后举行的舞会上，席间唯一的女性萨拉姑娘早已被抢走，丘吉尔只好选择罗斯福的同伴——沃森“老爹”作为舞伴。罗斯福兴致勃勃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仿佛战争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虽然并未拿到缅甸作战的最后承诺以及罗斯福答应的10亿美元，蒋介石无疑是开罗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得到了大国地位，从19世纪末起被日本人侵占的国土都将在胜利后归还——现在看来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11月27日，在拜会了埃及国王、王后，随后游览了开罗市区及金字塔等风景之后，蒋介石率团胜利返航。他肯定没有时间等罗斯福和丘吉尔从德黑兰再次回来。
返航途中，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带队前往蓝姆迦，在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上将的陪同下视察了中国驻印军，并发表了演说。这是蒋介石唯一一次亲临蓝姆迦视察。随后，他与一众高级将领讨论了缅北的反攻问题，提出在英国人未做出承诺之前，不宜孤军深入密支那一带。但在此时，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已受史迪威指令陆续向缅北胡康河谷进发，盘踞在那里的是痛骂东条“八嘎”的田中新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在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三地同时发表。
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宣言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当天，重庆报纸似乎卖得特别快。到黄昏时分，开罗会议的内容已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的谈资，似乎明天战争就会结束。不管会议内容如何，中国能够与英、美这样的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始终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出现，这次终于得到了理解和尊重。蒋介石对本次会议同样给予了极高评价：“开罗会议虽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略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会议“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之成就。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之最大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在东京，佐藤贤了第一时间向东条汇报了盟军开罗会议发布的公告及相关消息。在12月4日召开的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与会众人一致认为，中、美、英三国联合召开的开罗会议意在日本，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既然斯大林并未到会，说明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美、英与苏联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试图借此安慰自己。在纪念开战两周年的1943年12月8日，东条高调发表声明，强调帝国战争符合道义，表达完成战争之信心，同时要求大东亚“各国”必须与帝国的措施采取同一步调。在纪念三国同盟签订的12月11日，东条再次公开表达了日、德两国将团结一致，完成共同战争的决心。
就在东京对苏联人依然抱有一丝希望的同时，斯大林已在德黑兰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做出承诺，“一旦德国战败，苏联将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