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弥天大罪”
教员要经常去辅导学员,甚至补课,很得学员欢迎,但也有逆反心理的。
有个女教员,叫小杨,原是南诏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南诏省我边区纵队,搞宣传工作,调来任语文教员。她上课很认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就是不太联系学员,高高在上,即使平时与学员接触也“保持”一小段距离,学员有疑问,她总是“你多动点脑子嘛。”冷冰冰的一句把学员给挡了回去。
有个学员就说她是“冷血动物”。就这么一句话,不晓得怎么让校领导知道了,找到那学员严厉批评了一顿,还要他向杨老师作检讨。校领导也找小杨进行了谈话,指出她存在着不关心、不热爱学员和高高在上的缺点。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杨老师从此一改冷冰冰的态度,积极深入学员中,特别帮助后进学员费了心血,使学员很感动。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一位女教员身上,她叫王刚,军大毕业,特别爱打扮,脸上搽脂抹粉,香气熏人,一件军服改装得齐腰肢儿,非常得体,从后面看,很有女性的曲线之美。她个儿矮,所以爱穿高跟皮鞋,脸儿微黑,所以不论晴天阴天,总爱撑一把遮阳小花伞,走起路来扭动着腰肢儿,小花伞还溜溜儿转,颇有超凡脱俗的傲气。
她下班去辅导学员,总是用一块普罗帕蒙着嘴儿说话。也许香气太浓,也许是学员看不惯,学员总是离她一尺多远,渐渐地学员“感冒”了,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听到皮鞋响,以为是首长(那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穿皮鞋),回头望一望,只见遮阳伞。”顺口溜虽然编得蹩足,但讽刺性却很强。
小王听到后气得哭了,还耍点“性子儿”----不吃不喝,勉强才去上课。此事不知怎地被校领导知道了,在一个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众多学员批评了这位“创作者”。杜副校长批评道:“接二连三出现学员不尊重教员的现象,还编顺口溜讽刺人家。谁受得了哇!同志之间应相互尊重,是学员的要多作自我批评嘛,是教员的更应以身作则,做大家的表率,以后严禁出现这种现象。”杜副校长态度极为严肃而带点愠怒。
这虽是对学员的严肃批评,老师也应反省自问。在那个一切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年代,那种孤芳自赏,超越时俗,那种看不起工农兵的思想或表情,是要会受到大家吐弃的,领导不批评你,学员也会评你的。那时什么都强调一个模式做事,一个脑袋思考问题。
事后杜副校长找过她谈话,这是立场观点问题,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因为这些学员都是打天下的最可的人!领导还要我多同小王谈谈,要她放下包袱,改了就好。杜副校长知道我与小黄都是洪都军大来的同学,同学之间互相交谈是最好沟通的。
她的家世、个人经历和思想嬗变,真可写一本书。我不敢以教训别人自居,只谈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当面指责她什么不对,用“己物引他物”,抛砖引玉。事后,我向校长汇报了几次与她谈话情况,校长说,能暴露思想是个进步,但不能用温情脉脉的情怀,错误之处要向她指出,所谓“猛击一掌,促其自省”,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我采取了“迂回战术”,先尾尾道来,再直指症结,她慢慢地接受了批评。
后来小王也真的知过则改,进步很快,不久就调到军区干校去教书了。1954年,她结婚时请我去吃喜糖,当着她的白马王子说:“是这位学长给我极大的帮助,我永远感激他。”我也祝福她俩永远幸福。
吴桂兰是广省花县人,分在数学组,傅之模是天府人,分在语文组,我在理化组兼实验室负责人。平常教学工作都忙,除了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时闲扯几句外,只有星期天才会一起去飞机场关上村玩玩。由于我们三人很聊得来,所以后来成为好朋友。
关上村有几家饮食店,口味不错,每次来必去光顾。过节有时乘车去呈贡,哪儿贡梨出名,松脆香甜,饱尝之后,各拎一袋子回来,给大家分享。有时去军区干校访友,王刚就在这儿任教,承蒙她夫妇美意,每次必打牙祭。那时还是供给制年代,吃大锅饭,每人仅几个零用钱,去多了,朋友就不堪负担了。
我、吴桂兰、傅之模三人身上有钱时,就“共产主义”,没有钱了就坐在机场草坪上胡调侃,谈工作、谈学习、商讨问题,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还争论不休。吴桂兰讲广省普通话,傅之模讲天府家乡话,我这老俵当然是地道的豫章省话了。
大家聊现在,谈未来,表达着自己的梦想。有时各自介绍家乡风土习俗或互相取笑。三个单身汉,成了异姓三姐弟(吴桂兰为姐,傅之模为大弟,我居其末),大家出入成“三”,形影不离。
由于我们三男女“形影相随”,这引起了同志们的非议——“他(她)们搞三角恋爱”。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谈恋爱都是禁区,更何况你们搞“三角”恋,真是“弥天大罪”,但我们心中无“鬼”,一笑置之。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你越是沉默,不声明、不争辩,就越证明你心虚。日子一长,流言蜚语就流到领导耳朵里,先是教研组长王毅找我谈话,我极力向他解释。我说:“因为我们原来同过事,相处的日子久,比较谈得来,保证无越轨行为。”
后来杜副校长找我谈话,我实打实地摊牌了:“吴桂兰已在炮四师有了对象,是个团参谋长(也是她的学生),傅之模的对象在天府古令县供销社,都在等待转业地方,结百年之好。只有我老张不是团级干部,没有人看得上,至今光杆一个。茕茕兀立,形影相吊……。”我还没述说完,杜副校长就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转而又说:“回去吧,没事了,注意影响就是了。”我大为惊奇,向他敬了个礼,向后转,大步回到办公室。
星期天,三条单身在机场草坪上相聚,我把杜副校长问我的事向她们一说,几个人笑得屁股朝天。当然为减少麻烦,行动上不能来往过密,慢慢淡出也是应该的。
由于我们三人工作上努力,教学上突出,干什么事都吃得苦,吴桂兰(我们常叫她“木头儿”)虽是女性,但没女儿娇气,性格倒有点男人气,她的教学成绩裴然,别人也找不到什岔儿。后来“木头儿”当了数学组组长,我当了理化组组长,傅之模派去天府省进修,申请转业去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