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欲释疑孤身越祁连，遭劫掠单骑奔酒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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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一想，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用了38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D某画圈，搞开放，这期间正好30年。这三十年的国人，绝对有着崇高的而理想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才明白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样，谢瑍所处的时代，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民不聊生，正是统一人们思想的最佳时期，这是其一；这个时候因为生活条件和医学条件的原因，人的寿命相对较短。超过六十岁的人极少，三四十岁就去世很平常，婴孩的成活率很低，甚至到了唐朝依然如此，所以才有杜甫“人过七十古来稀”的诗句（清朝时人均寿命33岁，民国时期只不过35岁，多么令人惊悚的历史事实啊），这是其二。四五十年的时间，至少能培育三代人。按照谢瑍现在的年纪，才十八九岁，十八岁的先天，能活多久？按当时良好的环境和他优良的条件，百岁不是奢望。“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样的诗句也不是空穴来风。

据科学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寿命与成长期有关，就是说哺乳动物从出生到成熟的时间段，决定着其寿命的长短。简单说来哺乳动物的寿命大约是生长期的10-15倍左右，也有资料说是20倍左右。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人的寿命不会低于120岁。因为人的生长期绝对大于十二岁。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这个数字略有差异。按照人类性成熟的时间（13-15岁）来计算，人类的寿命为生长期的10-15倍，约为150-225岁；按照人类长全牙齿的时间（20-25）计算，人类的寿命为生长期的5-10倍，约为100-250岁。在目前如此糟糕的环境生态下，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超过75岁，百岁老人也是屡见不鲜。古代的生态不用说是极好的，只是囿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让杜甫发出了“人过七十古来稀”的慨叹，但也不是没有啊。这个时代让谢瑍发展西医，他没那本事，因为西医是靠仪器治病的。而中医正相反，中医是靠人本身。因此发扬光大中医，开拓内外科医学和其他如妇婴医学，传染病防治及疫苗培育和接种等，将会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16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宜人，随着医疗条件和中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会大大提高的。

同时，也请大家注意，改G开F以后，首先是包产到户，从人民公社一下子回到解放前；接着是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将党的领导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开来；再接着企业改革，私有化大行其道，大批的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通过“改革”的途径变为私企……这期间，高层频换，又逢8964□□，短短十年，人心思变，唯利是图，社会已不复往日，全民经商的势头俨然矣。

闲话少叙。

谢瑍借等慕容垂到来的空闲，做最后的安排。安置好沮渠蒙逊以后，考虑到一旦离开酒泉，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六七个月可能没法回来。

那位说了，怎么会那么久？

你想啊，从酒泉至疏勒（今喀什）近5000里，这还是现在的高速路。过去是沿着地势走出的路，怕是比现在的高速远的多得多。就按5000里算，每天百里还要走50天，何况沿途并非正路，有沙地，有沟壑，有风暴……这样算起来，怕是平均每天50里都很难。加上中途还要处理各种事务，耽搁的时间会更长。这算的还是单程，来回超过万里之遥，半年能回来就烧了高香了。想想吕光班师，大军从龟兹（今库车）的回程时间，历经半年才到达宜禾（今甘肃安西），这可是从龟兹至宜禾，比疏勒到酒泉差了不止千里之遥呢。

离开大军中枢数月之久，就算是谢瑍对自己再有信心，也不得不担心可能会有异变。可如果带大军逶迤而进，不但粮草损耗太巨，加大后勤的压力，就是时间也耗不起，这一来一回怕是要一年多。甚至可能大军不等到达疏勒，严冬就到了，大军只能就地扎营，这一驻扎就不是一两个月的问题。

所以，分批分次进军，不但缓解了大军的补给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大军的种子一路撒向西域这块广袤的土地。一路之上，酒泉、晋昌（安西）、敦煌（沙洲）、玉门大护军（玉门关）、西域都护府（楼兰古国），北路是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南路是鄯善（今若羌）、弩支城、且末、精绝古国、于阗（今和田）、疏勒。南北二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数个小国，这可是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这些绿洲上的小国，早在数百年前的西汉就存在着，也不知道现在是何模样。

大军自敦煌或者楼兰分兵均可，甚至可以考虑从楼兰再兵分三路，一路北上，一路西进，一路南下。兵不宜太多，主要是获取地理和沿途民情，传播汉文化。那些小国本没有多少人，虽以国称之，小的不过数千人而已。

北上之兵为主力，南下次之，西进再次之。大的可屯兵之处多留兵马，原有的守军通过强化培训，让他们边学习新政边从事训练，国民则通过对守军的改造以潜移默化之法进行改造。小的城市稍留兵马，办法相同。只要到达疏勒的兵马七八万也就够了，前年吕光在龟兹打破了西域的数十万联军，余威尚在，量他们还没有那个胆子进行反抗。不过吕光也应该赶上来了，要是带着吕光效果会更好。

虽然经过金城和姑臧的精兵简政，大军减少了数万人马，现在仍然近二十万精锐。这些精锐分散驻扎在数千公里西域的丝绸之路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这才是谢瑍所期待的。

鉴于此，谢瑍不敢不谨慎从事，必须加大新政的培训力度，不但是深度，更重要的是广度，要让每一个战士都明白新政的重要性，明白他们流血流汗换来的成果，只有新政能保住。

所以，谢瑍召集酒泉的所有军政官员，亲自讲解新政，并对他们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酒泉郡守和大军中都派了多名书记官，专门记录谢瑍讲解的内容，这令谢瑍非常赞赏。没想到的是，这些记录后来被酒泉郡当做金科玉液保留下来，成为后世研究谢瑍行施新政及探究其理论思想的重要资料。甚至有人提出谢瑍完全不像古人，他的行事作法带着强烈的现代气息……

一连三天，谢瑍沉浸在讲学里，通过给大家讲解和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谢瑍对于以后新政的改良有了更明晰的想法。毕竟现在是古代，虽然入乡随俗不可取，但有时候迂回而进也未尝不可。

这一日谢瑍正在讲解之时，姜礼突然来报，有人求见。

谢瑍接过拜帖，仔细观看，落款却非一人，其中的首领居然是李暠。

书中暗表，这个李暠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西凉□□。

李暠（约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他自称乃西汉飞将军李广之十六世孙（和刘玄德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异曲同工吧^o^）。《晋书》中称其“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且“温毅有惠政”。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了，这大概与他被认作是李唐先祖不无关系。毕竟晋书出自房玄龄等唐臣笔下，他们都是李家的臣子。

事实上，李暠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好事。李暠建国西凉后，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政治上力求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宽简，赏罚有信。他赦其境内，号召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百姓返回家园，重视农桑，并给这些重返家乡的百姓以优惠待遇和资助，很快就有逃民二万多户（如每户按五人计，即有十多万人）迁回敦煌。为了统一河西，“又遣宋繇（李暠同母异父弟）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后来李暠迁都“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臣“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可见，敦煌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经济，较快地得以恢复和发展。

李暠临终前，还叹息自己才具不足，未能统一河西，史书有载曰：“玄盛寝疾，顾命宋繇曰：‘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惙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诫危殆之机。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从小遭受悲痛，备尝各种艰难，在社会动乱之际，受到此地之人的推举，才弱智浅，不能统一河右。现在气力衰弱，应该不能再好转了。死是自然的规律，我不悲伤，所遗憾的是志向不能实现。作为最高领导者（居于最高地位的人），应当仔细地警惕危亡的预兆。我死之后，世子李歆就如同你的儿子，好好地辅导他，告诉他我的经历，不要让他高高在上，专横骄傲，自以为是。军国大计，都委托给你，不要使谋略偏误，丧失成败的关键。”李暠的这段话，可谓是明白之言，大有见解，可作传家。即是今日，也有相当的教育意义。

如此之人领头，骤然来访，还是一群人结伴一起，必有备而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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