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多难我重来(3)

万方多难我重来(3)

万方多难我重来(3)

《宜昌府志·山川》一章记载:“三游洞在府城西北二十里,滨大江之左,面临下牢溪,岩洞幽邃。”前有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白居易与弟白行俭,加上元稹到此一游;后有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三苏同游此洞,三游洞由此名声远播,游客络绎不绝”。按照白居易的陈述:他们三人“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换做现代语言说,就是用诗文写上“到此一游”的墨宝。按照现在的观念,也是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好在始作俑者是秦始皇的祖先秦昭襄王在华山留下的墨宝。

想来有趣,先是白居易兄弟在此与好友元稹偶尔相逢,同游发现此洞;后又有苏东坡一家三口再游此处;那个被贬的欧阳修在任夷陵县令期间多次来游,连陆游都来此觅水烹茶;黄庭坚也有“傍崖寻三游洞”的经历。同样是“到此一游”,同样是“壁上涂鸦”,南津关是川楚咽喉,三游洞又有名气,历代名家雅士、迁客骚人纷至沓来,加之入川出楚,此处是必经之地,送行或迎接多在此处,重逢之喜与离别之情,自然是题咏不绝了。

《宜昌地名志》记载:“历代文人墨客相继来游,留下不少诗文石刻。洞内外现存宋代欧阳修题刻、黄庭坚题刻、右丞相叶衡题刻,明代匡铎《三游洞序》及跋,以及清代以来一些文人的诗刻等摩崖石刻与碑刻40余件。”前人论诗,说唐诗是深情酝染的世界,宋诗是思虑精微的宇宙,恕笔者直言,其实清朝和民国才是三游洞历史文化遗存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和石刻不仅数量多,而且文物价值高,更有着书法艺术欣赏价值。

在那个宽20米,深约26米,高5米左右的三游洞正上方、距地面6米的前室石壁上有一方刻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洞天福地”四个大字,书法为行楷,横排,左边竖写为“光绪乙未秋”,右边竖写有落款“宛陵,陈之炜、刘景墉、陈之萱题”的石刻。这方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的壁刻,书法艺术精彩别致,其笔划结构与布局十分得体,墨迹粗壮,匀称圆润,是一幅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充分表明了三游洞曾经是道教的洞天福地。

石刻中最具匠心的是耳洞上的“鬲凡”二字,为清人陆维褀的隶书,将“隔”字的“抱耳”旁取掉,表示在这里可以不听尘世的喜怒哀乐,清心静气地修身养性,潜心炼丹,修成神仙。清代福建人陈建候命长女闺瑛用小篆书写的《占合掌岩》巨幅壁刻:“合掌岩高石不顽,化工有宝秘形山,辟开混沌蒙窍,露出人间生死关。”除了堪称书法上品,还有从这开天辟地留下的天然洞穴联想到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

据说道观要保持清静、整洁和庄严,而修道又要求得“清静无为”、“离境坐忘”的出世境界,自然就要努力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道教徒就会避开嘈杂的城市,跑到深山老林或者荒郊野外找一地方去修道。三游洞就是这样一座企图与世俗繁华隔绝,极力营造出道教中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境界的道观。初衷自然是清修者在这里听风声鸟鸣,看日升日落,参拜神仙,观摩法术,时间长了,自然集天地灵气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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