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最后的告别

文/许纪霖

萌萌走了，带走了她的睿智、美丽和热情，永远地离开了。

关于她得病的消息，今年春天就传了出来。听说她住在广州的医院，我与令琴想请朋友代为探望，送一束花表示一点心意。朋友说，她谢谢朋友们的好意，但谢绝大家去探望她。我们想，她是那样爱美的人，或许不忍让朋友看到她的病态，她的憔悴和她的挣扎。她宁愿让一个永远青春、优雅和热情的形象，留在朋友们的脑海中，成为记忆的永恒。

我与萌萌其实相隔很远。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总共只见过两三次面，通过一些电话和信件。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候不是以次数计算的。有些人，你与他经常见面，却遥同路人。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交往有限，却令人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萌萌，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日子，沉闷而迷茫。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形成的公共讨论和公共争辩骤然被打断了，大家被迫转入了地下。不过，人心不死，公共活动没有了，但在“文化热”中残留下来的一个个文化人小圈子依然存在，依然悄悄地活动。当时，在上海，我们有一个小沙龙，经常举办一些读书、讨论等活动。我们听说湖北也有一个思想团体，以张志扬先生为领袖，正在研究最前沿的语言转向问题，于是便经过朱学勤的牵线，邀请他们来上海访问。

湖北、上海两个“思想部落”（朱学勤语）的会见，放在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兴国宾馆。这是上海的国宾馆之一，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到上海视察，也经常下榻在这里。当时我们这个沙龙的施主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生意做得正顺，租下了其中的一幢楼，底楼那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厅，便经常成为我们沙龙聚会的地点。

当张志扬一行鱼贯而入的时候，萌萌的出现，几乎让我们“上海代表队”所有的人眼睛一亮：原来“湖北代表队”里面，竟然还有这样亮丽、高雅的知识女性！现场的气氛是严肃的，甚至有点肃穆，上海的朋友们只能将自己的惊羡暗暗吞进肚里，不敢表现。两边的人马围桌坐下，立即开始了双边的会谈。志扬先生大谈欧洲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德法论战（指的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论战）是多么的重要，多么应该引起重视。而我们这一边，可以说当时对后现代的知识还停留在前ABC的水准，听了不甚了了。

当时，学人们对知识和学术怀有由衷的敬畏之心，那种认真和虔诚，是今天视学术为稻粱的俗儒们所难以想象的。我发现，在一桌人里面，神情最专注、身心最投入的，是萌萌。她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断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她不是那种在陌生的场合抢着发言、好于表现的人。看上去她很沉静，很沉得住气，即使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也表现出自己的风度。

终于轮到萌萌发言了。她有一点点紧张，但依然不失优雅。看得出来，在充满哲思的气氛中，她表现出了自己知性和形而上的那一面，一连串新鲜、刺激的专业术语，让“上海代表队”听得有点晕。作为一个欧洲文学专业出身的女性学者，按理说是应该比较感性的，但萌萌有知性的追求和理论的兴趣，又整天浸润在哲学家的氛围之中，将感性与知性之间的紧张轻轻化解，她以哲理诠释文学，又将哲思诗意化。

这是与萌萌的第一次见面。不久，听说他们集体离开湖北，投奔海南大学，在天涯海角发展自己的学术空间。很快，有一个机会，又能见到这批在兴国论剑的朋友了。1993年底，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在海南召开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会议地点就在海南大学。时隔两年，再见萌萌，感觉海南的阳光、沙滩和海风让这批武汉的朋友们滋润了许多，爽朗了许多。我与令琴去志扬家做客，去萌萌家做客，一起参加会议，还一起随同会议代表出外旅游，尽情地喝酒、聊天，颇过了几天神仙的日子。

在海南的那些日子里，萌萌在私下场合很活泼、热情，但在公共场合她依然保持那份优雅和矜持。毕竟是名门出身，她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贵、典雅的气质，那是家族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不是一般人通过修炼能够成就的。萌萌的风度，在上百人的会议中依然鹤立鸡群，一位上海去的大师级教授，虽然走遍江湖，饱览才女，初见萌萌，还是惊为天人，到处打听：这是谁？哪里来的？

红卫兵这代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深受俄国19世纪文学的思想洗礼，背诵普希金的诗歌长大，向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和浪漫。在他们的心目中，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最伟大的女子，便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出身贵族世家，具有普世的人道温情，坚定地忠贞于爱情，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爱情，不惜放弃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生活，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

萌萌的出现，为这代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膜拜的对象。我们沙龙中一位充溢着红卫兵精神气质的朋友，见到萌萌第一面以后，就惊叹道，她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啊！

到了海南以后，虽然地处边陲，萌萌还是比以前活跃了许多，越来越显现出学术组织者的才华。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决定做一件事情，邀请中国知识界最有名的百位知识分子，每人写一篇短文，共同留下《1999独白》，那是对20世纪的告别，也是对新世纪来临的憧憬。萌萌的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她给我来信，邀请我担任该书的编委，并希望我在上海组织一些稿子。我答应了，也约了一些沪上的名作者。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知识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名人们稿约很多，学校的事情也越来越忙。人心散了，组稿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利。碰到一般人，或许也就知难而退了，但萌萌对这书充满了期待和信心。有一段时间，她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要我落实已经约的稿子。在这一刻，我发现了萌萌的另一面，在她从容、优雅的背后，有一颗非常执着的心，有着坚强的意志。她有许多美丽的幻想，为实践这些幻想，她会坚韧地去追求，去努力。

由萌萌主编的《1999独白》在1999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二卷，按照她原来的设想，想出到六卷，后来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放弃了。我不知道萌萌在欣喜之余，是否还有些许遗憾。她喜欢自己著述，但她更喜欢邀集朋友，共同担当和完成共同的学术事业。她不是一个康德式的独思哲学家，她渴望公共生活，渴望志同道合的朋友，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

当萌萌离开以后，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为她惋惜，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才女。倘若她早生半个世纪，岂非是又一个林徽因？以她的才情，她的美丽，她的人气凝聚力，营造又一个“太太客厅”，并非不可想象的神话。可惜的是，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贵族精神也成为了遥远的绝响。而90年代以来公共领域的式微，公共知识界的四分五裂，山头林立，使得林徽因再世，成为一种过分的奢望。

萌萌的人气，还来自对朋友的赤胆忠心。她对朋友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热忱。两年之前，我的痛失慈母的外甥女报考海南大学，我打电话给萌萌，拜托她关照。萌萌细心地安排好了一切，还主动为我这个学钢琴的外甥女找好了一个老师，一个她认为最好的、最合适的老师。她的细心，她的周全，她这种对朋友的赤诚，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众多学界朋友之中并非特殊的一个而已。但她将朋友们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努力。在如今这个越来越功利化的年代，那是多么稀罕的品质。

她在最后一封给我的信中，热情地邀请说：“什么时候你和令琴一起带儿子来海南看海？”是的，我与令琴已经十多年没有再去海南，我们的儿子虽然乳名文昌，却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海南的那片海，就像萌萌的为人一样，永远是湛蓝湛蓝的。我答应萌萌，有机会一定再去海南，看看那片海，也看看多年未见的海南朋友们。我也拜托她，如果海南有什么会，一定给我发个邀请。我本来以为，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萌萌像大海一样，永远向朋友敞开着欢迎的怀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仅仅一年多，就听到了萌萌病倒的消息，又过了没有多久，病魔就夺走了她风华正茂的生命。

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让所有的朋友都唏嘘不已，感叹生命之无常，上苍之无眼。或许，我们已经老了，开始不得不经受同代朋友一个个离去的悲哀？是的，岁月无情，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先后离去。不过，一想到在天穹的尽端，在大海的深处，有萌萌这样的朋友等待着我们，心里也就坦然了许多。

在那美丽的天堂里面，该没有人世间的黑暗和不义了吧。萌萌在那里可以尽情地实践自己的梦想了。

我与令琴为萌萌祈祷，愿她在天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