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身体与自然——性别歧视及创造神学
女人、身体与自然——性别歧视及创造神学
R.Rufether著
萌萌译，沉默校
一、支配之源
在谢林·奥特尼（SherryOrtner）的《女性之于男性犹如自然之于文化吗？》这一著名论文中，她认为妇女的普遍贬值来自于这样一种文化的假定，即文化（人类控制的领域）在等级上要高于自然（非人所制造或者控制，而人类却依赖于此的自发过程）。人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因此女人落入作为男性领域的文化与不受控制的自然之间的居中地位。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方面是女人在繁衍人种的生物过程而不是在增加自身个人价值的过程中生理上的投入；另一方面是男性集团的权力使他有能力限定女人仅只在从事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上将生理角色扩展为社会角色。较之较高层次的（男性）文化，女性的生理变化过程被看作是引起危险的、败坏的。她的社会职能要低于男人，处于自然——文化等级制的下层。
这是一部对这样一种符号结构作出神学反应的书，而不是一部有关人类学史的书。因此，这里没有必要追问此种结构何以“产生”，哪怕对这些问题有可能作出完整的回答。重要的是展示男——女关系中的几个关键的要素，是它们促成了同贬值了的自然相类似的女人的贬值。最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然本身逐渐被看作是贬值的并屈居于人类之下？我们无法只批评男人高于女人的等级制，而不最终批评并克服人类高于自然的等级制。
就男性对女性与自然的意识而言，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从男性青春期的割礼仪式中看出来，这一仪式将男性从早期的女性的社会化环境中彻底分离开，并强行把还在发育中的男性少年等同于男性团体中的角色与职能。这既发生在母系——母系中心的社会，也发生在父权制的社会。它内在于女性从生孩子到早期养孩子，以及当性分离为平行的社团时，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互补角色这一进程之中。于是母亲的世界成为生育、哺乳、培养幼儿，蒸煮食品，制作家庭日用器具的固定的家务场所。妇女社会的流动性由此而受到了限制。女人以群体的方式采集食物，捕猎小动物，把这些食物和猎物，包括男性猎取到的，加工成食品、衣服以及为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人工制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行为，是人类自然进程中的转型。那么，为什么因为“更接近于自然”反而被视为低于男人呢？
男性之所以有力量把女性划归为较低下的领域，是因为在逐渐成为社会中家庭单位之纽带的捕猎——战争中，男性获得了成功。男性也因而成为立法者、精通仪式者和社会、文化的定义者。男性的青春期割礼仪式把男性的交往活动从母亲的领域带入到父亲的领域，并分等级地界定了这一过程。在男性青春仪式的典礼和言辞中，女性领域，这个迄今为止一直是男性儿童最初的温床和环绕着男孩们的世界变得贬值，并遭到否定。女性一旦进入青春期就正式作为成年人进入母亲世界，而和女性不一样，男性必须要比女性青春期仪式更具有暴力的特征。
推翻原始母权制的神话的焦点在于男性的割礼仪式，年长的男性给那些就要脱离女性进入男性领域的男青年讲述那些可怕的故事，告诉他们曾一度被女人控制的文化手段是如何被男人击败的。现在男人们控制着文化力量的符号，女人绝对不能触摸它们，否则将受到严酷的惩罚。年轻的男性被告知，如果成为男性领域里的人就要高出于女性世界，即高出那个早期的、本身就属于较低层次的，他已然超越了的领域。
男性与女性领域的关系的确立不仅仅在于男性是文化的界定者，还在于女人肩负着大量的、乏味的、日复一日的经济生产任务。男性变成了赋闲阶层，相对而言没什么活可干。他们只热衷于装饰自己、擦磨武器，并为偶尔外出打仗做准备。把某些女人局限于观赏的地位是某种男性贵族气派的奢侈。在人类历史中对女人的支配主要是通过用大量的家务活动和重复劳动来限制女人，从而把男性解脱出来进行文化控制。
我们只要了解了对于女人劳动的支配，进而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将受支配的女人在文化上比喻为受支配的自然。女人的身体——其再生性的生产过程——被男人所拥有，并且被从男性的观点加以定义。女人注定了生儿育女，为男人缝衣做饭。男人认为这些都是有失他们身份的工作，而且自认为他们自己应高高在上地进行主宰和支配。于是，女人便成为了较“高级”的文化（男性）控制支配较“低级”的物质过程的媒介和符号。
女人地位低下的第三个重要结构是降低女人身份使之沉默。男性在文化定义方面的垄断使女人成为对象而不是定义的主体。男人从男性统治集团的观点来定义男性和女性，并且限制或者清除来自于女性观点的解释。男人垄断了较高价值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经常更多地与仪式和闲暇相关联而不是日常的必需事物。如果女人缝制日常的衣物，那么男人就垄断了节日盛装及军帽的制作等等；如果女人提供日常饮食，那么男人就垄断了节日食品、野外宴会，及其诸如此类的活动。男人占据了自由的领域而把女人局限于必然王国；而从男性的观点看来，女性似乎是危险的“低级”力量——她们图谋他们的自由，想把他们也拽入到必然王国之中。男性的超然被定义为脱离及对母亲、身体和自然领域的反抗，似乎这些并非是人类（男性）所控制的领域，而只是一些限制和局限。
二、在希伯来和希腊文化中受支配的女人与受支配的自然间的相关性
受支配的女人与受支配的自然之间一定有一种文化的关联吗？谢林·奥特尼相信这是一种植根于早期人类社会模式之中的普遍的文化结构。但她同时也认识到，女人的文化符号是有矛盾性的，经常分裂成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女性象征着低于男性（真正的人类），表现为自我的贬值部分并充当服务于男人们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作为母亲，作为生命的最初起源及自然和文化的原始媒介，可看作是神圣（theDivine）的符号，是支撑和激发人类（男性）的生命之力。
奥特尼没能看到的是自然作为一种符号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或可分裂的。非人性的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低于人类，在被控制和可支配中作为无序与退化之源进行抗争的领域；同时自然还可以被看作是宇宙，是万物环绕的子宫，充满着并为神圣的秩序与和谐所支撑。也正是在这种秩序与和谐中，众神和人类才拥有了他们的存在。
此外，男性文化以矛盾的方式来象征对自然的控制。后期祭司创造的《创世记1》的故事可以让亚当来占据大地并且征服、控制它，但早期的关于伊甸园（《创世记2-3》）的民间传说，描述的却是一段不需要人类劳动、仅靠大地上的丰富果实就能自己供养自身的日子。人类力图支配和表现自己生命的努力被看作是不再依赖于神的反抗，它是由女人所促成的，导致了像伊甸园这样自然再生着的乐土的失落。劳作、介入和为控制自然所作的奋争是对男人的惩罚，而女人所受的惩罚就是充当被男人征服的角色。男性文化把对最后现实的服从描写成为对控制的放弃，在控制和限定男人的能力上表现出“孩子般的依赖”，并以此作为对介入自然之罪的补偿（在第七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当我们从巴比伦进到希伯来、进到希腊时，女性和较低级的自然一起换取较高秩序的相关性（correlation）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巴比伦和伽南人的神话当中，女性力量（Tiamat，提阿马特，巴比伦史诗中的妖怪，为马尔杜克所杀；Ishtar-Anath，伊西塔，中东女神的原型，双重性别，战神与丰收之神——译者注）象征着混沌的或者原始物质的威慑力以及对抗死亡的生命力量的复活。社会自然更新的根本斗争被看作是反对漫无边际的混沌和为恢复生命秩序的和谐的斗争。这是在众神与众王的层面上所导演的神圣戏剧。普通的人类（男性和女性）是众神恭顺的奴隶。至高无上的神圣（theDivine）就在混乱——和谐的母体之中，并不超然于外。
在希伯来思想中，神被拔高到他的“造物”之上。神与造物成了工匠塑造他身外之物的关系。神传播它的“话语”（word）用以召唤某物存在出来，使之脱离自然性。自然不再是诸神（Gods）和人类孕育其中的子宫（womb）。在巴比伦提阿马特（Tiamat）的希伯来经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暗示——神在建立世界秩序时制服了混乱。同后来正统的观点不一样，《创世记1》中的神不是“凭空”进行创造，而是征服先有的漫无边际的混乱，使之纳入宇宙的秩序之中。但是，神制服并使之有序的混乱，从象征意义上看是中性的，而不是完全的女性。制服并使之有序的神的精神超然于这种秩序之外，而不是它的产物。最高的神圣存在于它之上，是在它之上使它成形的男性生殖和文化力量（言语——行动）的结合体的象征。
在后来的希伯来思想中，神被看作是位于秩序和混乱二者之上的至高无上者。混乱成为神罚的手段。当人类起来反抗时，神通过将天地万物猛掷于洪水的混乱惩罚他们，幸存的只有一个真正的剩余者。在先知书（《圣经·旧约》的第二部分——译者注）中，这种原型也被重复过。人类作恶多端激起了神惩戒的愤怒，这种愤怒采取了让他的子民遭受混乱的形式：
天堂之窗敞开着
大地的基础却在动摇。
地球被彻底粉碎了，
撕裂、破碎，
剧烈地颤抖。
它摇摇晃晃的像个醉汉，
像风暴中的茅舍，
它的罪孽沉重地压迫着它，它沉落，不再崛起。
——《以塞亚书》24：18-20
当人们忏悔重新归顺于神时，神将恢复天地万物，把它带回到理想的完美之中，在这里充满正义和融洽，死亡被战胜；神让大地自然而然地结出丰盛无比的果实——一个自发丰盛的庆典。（《旧约·以赛亚书》25：6-9；《旧约·约珥书》2：22-24；《旧约·阿摩司书》9：13）由此，巴比伦人于混乱和秩序中进行的奋争，在希伯来思想中转化成了一部道德和历史的戏剧，它解释着天地万物的起源和终结。漫无边际的混沌是黑暗，在这一背景中，神从一开始就挽救了天地万物，同时祂又威胁，一旦不服从祂，祂将再一次将其掷入同样的惩罚。天地万物得以改善，变得和谐幸福，不仅富裕而且分配公正，这是神作为对祂的服从而为人类指出的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人类（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神的儿子、神的奴隶，女人、孩子和奴隶也就成为家庭中家长的臣民。在一定的限制内，人间的家长对他们拥有王权。女人和非人性的自然之间并无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非人性的自然并不被看作是直接地隶属于人类（男性）控制的领域。它是一个神实施赏罚的领域。神与人类的契约关系将人和自然共同体连接为一种造物。自然与人类随着与神的关系的上下变迁而经受一切。
在希腊思想中，男性意识与非人性的自然之间产生了更为彻底的二元论和异化，与希伯来思想不同，希腊哲学把人的（男性的）意识提升为类似于神——在自然之外和之上——一样的超然地位。人（男性）的意识被看作是对男性精神这一超越领域的参与，而这一领域是原初的和永恒的存在。看得见的世界和有形的存在因而客观化为一个意识控制的较低领域。原始的物质被看作是一种不顺从的“要素”——它顽强地对抗为男性观念所强加给的存在形式。精神必须征服并调整这样一种低级物质。
物质同时被看作是精神中道德退化的根源。陷入到物质中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双翅”，处于道德混乱的激情之中。这样一来，为征服和调整物质所作的努力最终并没有达到作为最后福祉的和谐，而是以脱离自然与身体的精神进入一个非现实的神灵王国而告终。在这里，它便生活在了永远摆脱有限、变化和死亡斗争的幸福和适意之中。
在希腊哲学中，女人象征着物质或身体这样的低级领域，被超越的精神支配或躲避。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作为统治阶层的希腊男性是精神或理性的自然典范，而女人、奴隶和野蛮人生来就是卑贱的人，他们相当于肉体和感情，必须听命于“头脑”。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说道，当具体化的灵魂不再抗争感性和欲望时，它就成了女人的化身，并随后被赋予了“在他所获得的邪恶自然中的某种与他相类似的兽性”。精神对物质自然的统治如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一样是显而易见的。神——精神——男性——女性——非人性自然——物质，存在的链条同时也就是控制的链条。拯救或超度的方向也就是精神从它特有的物质支撑系统，即对象化了的“肉体”和“物质”那里异化出去的方向。
三、从自然那里超度的异化轨道
在古代后期希腊——罗马世界终结之时，宗法文化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控制强加在自然和社会的不顺从的现实性之上。男性意识反而变成逃避世界的精神性的力量中心。近古文化被死亡、腐烂的恐惧所缠绕。生为肉身就已经是易于变化的，即向着腐烂和死亡退化。只有靠从物质中游离出来的精神，通过禁欲的实践，斩断精神与肉体的联系，人才可能为摆脱堕落、进入永恒的精神生活做好准备。所有那些支撑着物质生活的东西——性，进食，甚至睡眠——都可以看作对死亡王国的维持；与此相反，一个意识的精神王国作为“真实生活”的王国被抽象出来了。女人作为性繁殖和母性的代表，是死亡的载体，男性精神必须逃避这一载体转向“光明和生命”。
然而同肉体和自然的脱离，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对女人的支配系统相矛盾。女人作为人也可以参与脱离肉体和自然的这一禁欲主义的实践。通过否认自身作为性的存在与母亲这种身份，她们也许能成为中性的或者“名誉上的”男性精神，和男性一样，向永生飞跃。因此，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宇宙二元论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认为物质自然是通过堕落而进入存在的。它真正的本性是恶，其创造者和统治者是魔鬼式的精灵。自然甚至不再是神的统治活动的场所，它成为一个非神领域，以无知和黑暗为其基础。真正的神的和生命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完全超越物质存在的、决然相反的精神王国。
作为肉体、性和母性的象征，女人代表了邪恶的低级自然。只有去掉这些方面，女人方可成为“和男性平等”的男性精神。此外，高级的精神世界堕落的最直接原因，同时作为灵魂回归精神世界的补偿，就是神圣的索菲亚（Sophia）或所罗门的智慧。他们就精神的原初性而言，是最低级的存在。智慧既是给予死亡的母亲，使世界陷入肉欲的有限之中；又是精神的母亲，把堕落的灵魂拽回到天堂。
在正统的基督教中，禁欲主义的可能性是女人求得精神上的平等的手段，但在作为历史规范秩序的父权制原则的优势下，这种可能性是受到抑制的。女人获得精神平等的能力要一直延迟到她们到达天堂，并只有征服了教会和社会中的男性权力才行。中世纪后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为圣母玛丽亚所象征的精神女性越来越远离一般女人。女人，甚至修女，从根本上被看作是男人的性危险，因为她们的物质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威胁，即贬低克服堕落和死亡的意义。
尤其是牧师的厌女症，把女人的肉体作为腐烂的典型与极端的厌恶联系在一起：她们的肉身将男人的灵魂拖向肉欲，并由此堕入永世的地狱。约翰·布鲁姆亚德（JohnBroomyard）这个14世纪著名的主教，在他的著作中，女人被描写成一块着了色的掩盖腐烂尸体的墓碑。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在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中，人们对自然也有着同样病态性憎恶的描写。Mundus，或者世界，被描述成傲慢的男性恶魔形象，他的漂亮的礼服掩盖着腐烂堕落的恶魔的身体。到13世纪，Mundus这一形象被中世纪的女性形象或贵妇形象（Damenature）所替代。从正面看，贵妇形体有着诱惑人的微笑和典雅的服装；可从后面看，却可以看到她身上透露出被掩盖的地狱和坟墓中的令人恶心的、卑劣的兽性。
对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的人来说，自然遭到诅咒，人类的堕落使世界突然陷入劳役之中。地球与月亮之间的无形空间充满了魔鬼式的精灵。恶魔是这个王国的君主，统治着非人性和非基督的世界。只有通过教会对自然的调教，自然才能恢复上帝的统治，成为一种恩典（圣餐）的中介。但是由于这一恩典被教会所控制并在自然的现有能力之外，它实际被魔鬼所包围。试图进入教会以外的自然王国是一种可能与恶魔相遇的冒险。那些力求探索自然秘密的人只有与魔鬼签约才能做到这一点。
清教主义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山丘上的城市是上帝的选民为了给神圣的恩典以补偿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没有得到拯救的自然处处都得面对死亡、罪恶和魔鬼。对于美国的清教徒，北美的广阔森林和潜伏在森林中的印第安人代表着黑暗势力所占据的堕落的自然。
而对于后中世纪的清教徒世界，在男性权威控制之外的女人成为潜伏中的魔鬼力量的化身。女人作为男人和自然最初堕落的原因，是一个隐藏的敌人，她威胁要把恩典和获救的王国猛烈地推回到魔鬼的掌握之中。女人是淫荡的、贪心的、天生地不服从的，因而在魔鬼毫不留情地试图破坏上帝的救助计划时可能成为其工具。女人是女巫，因而女人具有欺诈的本性，诱人的外表，往往说得好听，可骨子里却腐败不堪，把男性意识拖入罪恶、死亡和诅咒的力量之中。对肉体、自然以及对“低级秩序”失去控制的恐惧在14-17世纪爆发出来，成为对妖巫进行追捕的长时间的战斗，这场战斗剥夺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女人。老年的妇女双乳下垂，腹部松弛，一副满脸皱纹让人厌恶的样子，成为作为魔鬼工具的妖巫的原型。
四、向自然的现代回归
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掀起对其他名利心及把自然魔鬼化的反抗。男性意识开始要求把地球作为他真正的家园和他的势力范围予以收回。科学将魔鬼从自然中驱逐，并要求恢复自然作为人类知识和运用的领域。自然开始世俗化，不再是教会控制下的恩典的范围，普遍理性渗透于自然之中，使整个自然充满秩序、理性和快乐。自然神论的神（thedeistGod）的合理性，是自然法则所固有的，与人类理性相似。因此，自然是完全可知的，是由“男人”控制的，“她的”规则可简化为数学公式——这把知识和控制自然的钥匙。
科学方法把“男人”抽象为来自自然的、作为知识对象的认知者。以一种新的方式，男性精神维护其对自然的超越。自然不再是理性能长久栖身的有机体，它是一架由神圣理性所制造并从外部操纵的机器。科学技术激起了扩展对自然物质控制的梦想，要把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质转化成供人使用的人工制品，很快地，自然的任何一个角落，不论是灵魂深处，还是海洋深处，都逃脱不了人的控制。
早期革命的自由主义倾向于使人类意识普遍化，并认为被人支配的各种各样的范畴会形成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对自然进行控制。像康道塞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这样一些坚定的自由党人，他们甚至认为女人可以解放出来进入人类（男性）王国。一些早期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如玛丽·沃尔斯多拉夫（MaryWollstonecraft）和克里默克（Grimk）姐妹，都把她们的看法建立在普遍的人类意识和对自然的超越这一自由主义的概念之上。
但是，人类（男性）王国的普遍化是与扩展为对自然的技术支配这一社会经济的现实相抵触的。
它是通过越来越多的对被支配的人的身体和资源的控制换取的。这些人指的是工业国家中的女人和工人，以及正在被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征服的广大新国土上的奴隶和被剥削民族。很快地，早期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开始被一种新的等级制度所替代，这种新的等级制度使女人、工人、农民和被征服的民族成为与欧美男性相对立的、被支配的自然典型，成为超越意识的真正承受者。
对自然的控制被看作是一个无限扩展的体系。从有限向无限的末世论飞跃被转向它的一边，并被转化成了无限进步的教义。它既是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又是对自然的控制。物质生产的无限扩展推进了自然，而且它的限度也被逐渐克服。无知、贫困、疾病，甚至黑死病都将被消除。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扩大控制，地球上就会建立起一个无限幸福的王国。
这一体系不仅否认自然的有限，而且要在社会的控制和剥夺下才能得以贯彻。事实上，西方精粹的繁荣是以各国被统治人民的贫困为其代价的。技术的副作用以土壤、空气和水受到污染的形式转嫁给公众。同时，特别是在殖民世界，在人口的急剧增长中，对疾病和死亡的控制使得妇女无法支配她们的身体和社会角色。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扩展控制的乐观观点，这个导致了伊甸园的观点，就不得不面对全球性的疾病，无法控制的普遍污染、饥饿、贫困和战争，这些都极大地威胁着地球的真正幸存者。
早在19世纪，扩展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这个丰富想象就直接导致了浪漫主义的形成。浪漫主义并不认为把越来越多的自然转化成机器文化是人类精神的胜利，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精神脱离了自己在地球上有机体的极端的异化现象。浪漫主义的空想家反对资本主义把工业前从事园艺和手工业的文化转化成使创造性工作沦为异化劳动的工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和制造业。他们试图把集体的村庄恢复为理想的模式。这模式将使家庭、手工业及小规模的农业重新结合起来。他们重新发现了万物有灵论（animistic）的宗教，在这一宗教中，非人性的自然充满了精神生活，人们可以在丛林和溪流中窥探树仙和居住于山林水泽的仙女。为了沉浸到未经人制服的自然中，就要恢复灵魂，并培育被理性和机器文化异化了的精神。
然而，由于浪漫主义起源于异化的白人男性意识，因而它在寻求恢复自己失去的与自然连接的纽带时带有偏见。它把理想化了的、被控制的人——女人、农民、印第安人和南海岛民，看作是没有异化的自然载体。因此，它阻止这些被控制的人掌握知识和科学力量的工具，他们被限制在自己“自然平静”的小岛上，成为被异化了的白人男性灵魂休息和再创造的地方。浪漫主义重返自然的计划依然是审美的、个人至上论和逃避现实的，由于它不能抓住社会与自然支配的相互关系，它也就不能预见到支配系统自身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的真正转化。
五、走向生态学——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然神学
一种生态学——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然神学，必须重新认识等级制的存在链条和控制链条上连续着的整个西方神学传统。这一神学必须对把人置于非人性的自然之上的等级制进行质疑——这等级制是基于一种本体论和道德价值论的关联提出来的。它必须向人类把非人类当作私人财产和将开发的物质财富来对待的权利提出挑战。它必须揭露那种男性居于女性之上、雇主居于工人之上的社会控制结构，以撕下这调解对非人性自然控制的结构的假面具。最后，它必须质疑这个等级制的模式，这等级制模式起源于作为存在链条的根源的非物质的精神（神），却向作为存在链条的底端及在控制链条中居于被支配地位的、最低下、最无价值的那个点——非精神的“物质”——滑去。
女神（God/ess）作原始的子宫，它更新着存在的基础，它既不是窒息内在，也不无根超越。精神和物质在这里不是二分的，而是同一事物的内外两面。当我们向意识的内部深处走去时，或者，探査可见事物表面以下的东西以进入原子和分子结构的基础的电磁场时，可见的事物便消失了。物质自身溶解成能量。组成模式和关系的能量是我们感受作为可见物的东西的基础。它变成不再能够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能量。当意识在进化的层面突然出现时，意识被看作是物质能量自身内部最激烈、最复杂的形式，而在这个层面上，物质以最复杂的彻底的方式组成人类大脑的中心神经系统和皮层。
如果我们依照TeilharddeChardin对于进化的解释，物质的辐射能量是沿着既复杂又集中的增长线发展的。在生命能量的某一个“沸点”，有一个向存在新阶段的决定性的飞跃，即从无机物向植物生命的飞跃，这个飞跃往往是历经智力的各个不断发展的阶段直到自我意识智慧的爆发。
显然，人们不再能够对自然和历史一分为二。自然本身就是历史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诞生，成长，并可能消亡。转化的关键时刻出现在宇宙成长的各个阶段上，给存在带来新的可能。这些在以前存在的事物中蕴含着、同时也可能代表着某些新东西的东西，在生命形式出现之前是不可期盼的。自然除了必然性外还包含有超越和自由。从无机物向植物生命，从植物生命向生物生命，以及后来的向自我意识智慧的转化，不仅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转换。在每个阶段，生命的性质的新维度都会再生。
迄今为止，TeilharddeChardin和其他人的物质和辐射能量的进化观点仅仅只能导致关于存在系统的新说法。也就是说，存在系统被这样安排好了。但是这一观点仍然保留同样的前提，那就是“高级”形式优越于“低级”形式，因此“最高”形式即人类完全是以人类自己的利益控制所有其他的东西。确实，Teilhard没有分析（质疑）种族主义的假设，为什么西方的白种人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特殊方面，以致它有权力控制和改变其他的人。这种等级制的理论曾因各种原因而改头换面。
我们逐渐认识到贯穿于全宇宙的人类意识与物质辐射能量的连续性。我们的智力是这种辐射和能量的某种特殊的激烈的形式，但这并不是说它与其他形式没有连续性，它是自我意识或者对物质的辐射能量的“思考维度”。我们必须对所有存在中的“你——性”（thou-ness）作出反应。这不是浪漫主义或者看到了“丛林中的树仙”的人格化的万物有灵论，尽管在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中包含着它的真理性。植物或者生物的精神不是人格化的，而是相对于它自身的生命形式而言的生态性的东西。对于精神，这个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形式存在于一切存在中的生命能源，我们的反应不应是“我与它”，而应是“我与你”。“人的兄弟情谊”需要得到扩展，不仅包括女人，也包括整个生命的共同体。
生命的更复杂形式表现为向能从性质上作出更主动、更自由的反应的存在新阶段的决定性的突破。然而它们又在根本上依赖于所有那些走在它们之前并继续构成为它们自身存在基础的东西。没有人类的存在，植物依旧可以愉悦地完成它的光合作用；但如果没有植物的光合作用，我们人类就不能存在。生命的更复杂形式较简单形式的源泉和基础，情况正好相反，生物往往依赖于生命过程的整个生态共同体：植物的光合作用，细菌，其他动物，水，空气，以及支撑其自身存在的土壤。可想而知，人类离开了支撑我们的存在并使其成为可能的整个生态共同体便无法生存。
因此，智慧所具有的特权不是不考虑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繁荣而一味地疏远和支配世界。相反，它有义务看守和培养我们自身存在所依赖的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繁荣。非人性的自然能够很多地照料自身的进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没有我们时更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力成为自然的看守者呢？人的自我意识本身带有危险，这危险在其他生物的生命形式中都不存在。毫无疑问，非人性的生物总是处在吃和被吃之中。自然里总有暴力和虐杀，但这发生在它自身固有的平衡中。如果一种生物增长得太快太猛，它就会毀掉自身生命的支撑系统，于是开始死亡，直至它的数量重新恢复到同它的生态共同体平衡。
只有人是主要通过文化社会的手段使自身的进化从不间断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的身体上生长出我们的衣服，或者从我们的手指甲的顶端上生长出我们的工具。我们把这些作为人工制造品来创造。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技术部分来加以改变和发展。此外，我们有能力通过创造与地球、与我们的生态共同体以及相互间的功能障碍的关系来防止它们为社会共有。只有我们能“犯罪”，也只有我们能破坏歪曲自然平衡，把歪曲的代价强加在不幸的人身上，就像强加在非人类的共同体身上一样。我们再也不能这样做了。最终，宇宙在人的曲解和压制下会发生逆转，这将削弱整个人类的生命支撑系统。我们甚至可能使地球与我们人类同时毁灭。我们也可以摧毁进化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使之回到有机物和光合作用的最原始阶段，甚至可以把很深的毒素留下来以对付生命的再生。我们是自然可怕的负担。
因此我们没有什么超越非人性的自然并与其作对的智慧的特权，我们有的只是把我们的智慧运用于地球的义务与必需。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运用智慧去修补我们造成的扭曲，学会如何把智慧转化成设施，利用这一设施，我们能够培育生态共同体的融洽和平衡，并使之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把荒芜的沙漠或丛林变成花园。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并不简单是靠铲除现有的东西并且无视除我们自身之外的任何需要，我们应做的是理解现存生态共同体的完整，并学会在这个共同体中找到我们自己能够与其他东西和睦相处的合适位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到了我们的相互依存性。我们不可能破坏生态共同体而不最终败坏我们自身的生命支撑系统。从自发性的角度来控制宇宙的观点是对异化意识的错觉。我们只有两种真正的选择：不是学会运用我们的智慧成为幸存的自然培养出来的“仆人”，就是在不断毒化的地球上失去我们自身的生命支撑系统。
我们对地球关系的这一智力转化将要求人类智慧的新形式。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的理性观点是以线性的、二分的思想模式为其基础的，这些模式把现实分为两重性：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一个优等的，一个劣等的；一个将居于支配地位，另一个将是被清除或被镇压的。这些模式的生物学基础在于左大脑的专门化，即以某种方式压制与感官有关的右大脑的功能。这种一边大脑的发展男性比女性更突出，这可能与后来男性在词语上的发展有关。
这一生物学趋势社会化地夸张了社会角色中的支配与从属地位。社会支配的角色夸张为线性的、二分法的思维，并且抵制文化在发展中通过取消这种不平等性来纠正其偏见。此外，女人及其他低级群体的理性能力由于缺乏教育和领导经验而被压制，结果被认为只具有最初的直觉和思想的情感样态。于是，在男性有权与女性无权中的社会性更进一步扭曲了这一本来的共同体，而且创造出二元化的男人文化与女人文化，即刚毅的男性气概与温柔的女性气质。
我们现在必须意识到的是左大脑的理性模型已经以多种方式专门化为生态学上的功能障碍。作为“自然法则”的脑力的对应物绝不是这样的推理力，它把许多观念当作与科学“不相干”的东西而筛选掉，使科学知识退化到适合于支配和控制的狭小范围。但其建立的体系在生态上是功能失调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在那特殊存留于那“真相”中所具有的更大的相关模式。这种合理性倾向于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加以运用。比如直线式思维在指导农业，甚至装饰性的栽培上，总倾向于同一种植物的规模，而这种夸张很容易使植物受到病虫的伤害。人类是不得不用化学喷雾剂加以补救，而这又通过整个生态系统起到毒素上的连锁反应。与此相反，自然是遍布和散播植物的，所以每一平衡才纠正着另外的所受到的伤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直线式思维的典型。
直线式思维是简化式的、二分式的，只看到部分，看不到更大范围里的相关性和相互依存性。生态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各种形式的合理性，一方面要把左大脑直线式的思维与右大脑空间的和处在关系中的思维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消解有关秩序的直线式概念，以便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秩序，那才是自然“秩序”本来的样子。就是说，对于直线式的、理性的思维来说，平衡与和谐恰恰表现为异常的“无序”。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大片有各种树木和昆虫相互平衡的大草原，其中每一种都适合于其生态学上的小环境；另一方面就会有人试图以某种方式模仿这一原理，并且以更简化和经过挑选的样式来栽培为人类所用的植物。转变我们的精神以适合于地球意味着理解自然和谐的那种更具有扩散和相关性的逻辑。学着使我们人类的生态环境融入与非人性的生态环境的相关性之中，意味着把共同的利益提到首位，而不是削弱和破坏（污染）生活体系。
如果我们彼此间的精神未能扭转，我们面对地球的精神也就不可能扭转，因为被扭曲的和生态机能障碍的关系表现为必然的，而且这种情况事实上总会以多数人为代价而让少数人获利。并不存在作为“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的生态伦理学。任何生态伦理学必然也总是会顾及到社会支配的结构并把开发自然作为中介加以支配的，同时也不考虑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只有利于眼下在阶级、种族和性上具有优势的支配性力量。一种生态伦理学必然也总是一种生态——正义伦理学，它承认社会支配与自然支配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非人性的自然并非“自然的事实”，似乎我们通过拒斥人类文化就可“复归”似的。自然不仅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带有人类发展的邪恶和扭曲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行星上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一处“未经人之手触摸过的自然”。甚至可以说，就是人未曾到过的地方，人的影响也经由风、水、泥土、小鸟、细菌和动物带了去，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已具有人类对这个星球进行劫掠所遗留下的毒素。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也可以说是“堕落了”，但不能说它就是恶本身，而是说她嫁给了而且被人类的错误发展所扭曲。于是我们与自然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更新，是一个历史的规划而且是重新创造的斗争。
自然再也不会是人类介入前的那个样子了。尽管我们需要以一种通过转变我们的精神以适应于自然的生态和谐的逻辑来更新地球，这也必然是一种新的综合，一种新的创造，在这一创造中，人的自然与非人性的自然在创造出的可居住、能承受的宇宙中将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