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承担与“不敢”的限度
世俗的承担与“不敢”的限度
读过池莉的《怎么爱你也不够》后，心里只是留下了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并不真的想说什么，往往读这样一类出自女性亲情和爱心的文字都如此。但随后读池莉的另一篇散文《不敢与你同哭》，却挨住了，像是被着什么牵累地扣留……
《不敢与你同哭》是用自己或自己经历中的朋友的眼光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她或它留下隽永的记忆，因为曾深深地进入过一代人在创伤和冰冻后复苏爱和温暖的经历。谁知道它还引发过多少故事、多少事件、多少隐秘的欢乐和痛苦。只是人们不直接说罢了，因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所拥有的一次性的生命已被张洁的文字永久地立在了那里。我在那里同你、同他（她）相遇、相知、默契，即使我一无所有也因此拥有“爱是不能忘记的”隽永的记忆。
但为什么是“不敢与你同哭”，“不敢——与你——同哭”？“你”，当然是特指，但不能泛指一般的“他人”吗？我真的敢与卖火柴的小姑娘同哭？我怎么敢了？
不说是谁，我毕竟有了“不敢”的限度与敬畏。
于是“不敢与你同哭”或许同“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样，是一个警戒，一个谶语，一个可以引申、可以扩展、可以让你注入生命的体验的命题。它只要在一种语境中站立起来，就可能触动、引发另一种语境，仿佛字、词、句子会自动地聚拢在另一种留下了你生命印痕的语言空间中。
而我更看重的，是“不敢与你同哭”作为一个警戒、一个谶语隐含的问题。因为我更看重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女作家对“有限性”的领悟。它才是文字立起来的不可缺少的超验的背景。
说到超验，我不能不提到法国女哲学家、宗教思想家薇依。我敬重薇依，就是因为她在拒绝入教的同时——或者就是用拒绝入教的方式——确立了“他人”的不可扼杀、不可混淆、不可置换的地位。她由此用她的文字展示的后宗教的超验的眼界，具有惊世骇俗的意义。
“不敢与你同哭”中的“你”可以特指也可以泛指“他人”，总之是“我”的有限性的界限。有了这个“他人”，我的有限性的生存就不再可能是独断的、自行其是的，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是任意喧哗的、夸张的。这里有两个区分出的限度：一个是痛苦本身的个人性；一个是自己本身承担的阈限。个人痛苦是个人自我意识的权利，它其实是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甚至不可慰藉的。因而这里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为了让出空间和时间，使承担者不逃避、不转嫁、不遗忘自欺而在反省中自持为能在者。
问题是人们能吗？有多少人能？
“爱是不能忘记的”曾赢得过一个时代，但似乎只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因为后“文革”时期直到今天，从政治的遗忘到经济的遗忘，到了危机的地步，人们已感到它不上口了，而且在调侃中显得傻气。说者要不心虚就得带点反讽的味道，以堵住听众嘲笑的口。然而它的真诚愈是流失，它的警戒愈是持久。
“不敢与你同哭”，大概不会像“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样，一下触动多少总有一点的渴望。它要隐藏得多，而且多半隐藏在只有个人可以反省的个人的心底。在那样一个脆弱的支点上，生命必须忍受的沉重经由它的敏感而有“限度”地颤栗。
“不敢与你同哭”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爱，也有爱所没有的距离。但它不是冷漠，而是对限度的敬畏。
在表述上，“爱是不能忘记的”用的是直呈式判断，“不敢与你同哭”却用的是在退让与否定中表达的祈使。爱是正面的，哭是负面的。对一个负面的不幸能表达谦卑的祈使，在语感启示的语境上，无疑更接近宗教的虔诚。因而在我的聆听中，它更遗忘得久远了。
池莉在中国被誉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这里不谈“新写实主义”，因为对诸如《烦恼人生》这样一些有着很大概括力的小说也许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类、界定的。但可以描述池莉小说的一个特点，即她的小说中的大多数文字是更倾向于社会化的或社会层面的；然而又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是世俗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最琐碎人心灵又平淡到无趣表达的生活本身。仿佛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用一种麻痹的、被习惯磨得粗糙了的形式，小心地保护着心灵深处那一点明亮的固守。
弥漫在现在文坛上的世俗化、物质化甚至欲望化的东西，其文字分量的差别在背景上。这背景即引导这文字超出世俗、反省世俗的不敢同流的敬畏。当然它的前提是能够将世俗承担起来。这承担是和有限性相关的。
人唯其有限才有超出有限的崇高，也仅止有限的崇高而已。它是世俗本应承纳的尊重。世俗并不与崇高相对，它只是反对对崇高无限的神圣化，而这种神圣化是一种最坏的世俗性，它正是世俗鄙弃世俗面阉割世俗的变态心理。我们需要治疗它的虚假性，而不是用鄙俗的形式以亵渎神圣为能事，以致连世俗本身应有的崇高与尊重也一起玷污了。要知道这种肆无忌惮恰恰又是对神圣崇高的邪恶的贪恋，甚至还是一种预谋即召唤神圣崇高的卷土重来。历史就这样陷落在两极震荡的无聊之中。
然而在平凡的世俗中有一道闪光照耀着厌倦重复的思索：不敢与你同哭。有了它，我才能给《怎么爱你也不够》一个更宽阔的理解，那是对一个女人在历经不愿示人的痛苦后自然流露的感恩的幸福感的理解。
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