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
致友人
一、我们想这样告别20世纪
只接受参照，不接受尺度；或反过来说，只给予参照，不给予尺度——Z兄这样表达了。它也确如Z兄所说，是我们几位朋友已达到的一种默契。
之所以觉得“随感录”还可以拉长——带入事件、氛围和语境——变成“随笔”，只是从文体上考虑到后者比前者更切近“随感录”视为生命的题旨——坚持个体性的表达。
它不以普遍性为标准。它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创造自己的读者，从而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群。
普适性如果长期以来曾是人们追求的标准，那也只不过是人为的虚幻罢了。普适性的前提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而个体的生命早已在真理的笼罩下消失殆尽。平凡的个体难道能假真理之名要求人们丧失个性的普遍认同么？那未免太夸张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换一个角度，我们早已失去了任何许诺，唯其不再有任何许诺，不再有终极根据作为保障，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才不再因普适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许多年来，与其说我在学哲学，不如说我是被我的问题追逼着，问题一旦出现，以致正常的生活及其表达就一下子被置于审视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诗意不再有所附丽，除非这激情与诗意被问题的力量穿透成为思本身。它一定是超出常规的，它一定直面着界限，它一定在语言转换的临界点上，它并不纯然在公共语言所带出的人们已熟知到成为常识的观念中。
实际上，我们想做的工作非常平凡，即把语言的先验性，还原为语言自身。所谓语言的先验性，即已化为具体语言形式的概念、范畴、逻辑框架以及它们作为常识的世俗表达，只有将它们还原为字、词、句子，语言的生动性——在语言本性的意义而不是修辞学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语言的生动性只属于聆听的个人。是个人当下的、生成着的语言事件，它既是灵性的，也是神性的——我们这样告别以逻各斯、以必然性为中心亦即以中心为中心的20世纪。
个体的生命存在只能是边缘性的存在，我的题目即——在边缘。取这样一个题目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即我是女人，在这个以男人为尺度的世界，女人从来都是边缘性的。我要做的，是以边缘性的表达给这边缘性以一种直接的观照。
H君，真希望你能同父辈的眼光拉开距离，喜欢我的文字（其实在父辈中，曾真正喜欢我的文字的，是你的父亲）。
我一定要写好这本书，为我自己，为我的朋友，为一切愿意倾听的人们。
1992年1月29日
二、“磕着了”
有多少日子了，我一直想为灵子写点什么，转眼又是四月，又是绿色的歌唱沿着透明的叶脉生长的日子，又是属于灵子的白天和夜晚。
想起灵子最后日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感觉就是疼痛，甚至一切亲人给她的爱、给她的呵护都不能真的分担她的这种疼痛，但她仍呼喊着，她的亲人也仍倾注一切地给着她爱和感同身受的呵护，我能把奉行的理论贯彻到底么——
疼痛是不能分担的，我疼，谁能指责我，又有谁能为我分担。痛苦本身就是不能缓解的疼痛。这痛苦同关切、温暖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除了独自承担，还能有什么？
每一种彻底都意味着冷淡。
但人仍有不可泯灭的、超出任何冷淡的期待，唯有死亡能一笔勾销它。
还是在平顶山会上（朋友们一直遗憾你没能去），我大声地描述“磕着了”的语言事件。我是在描述我对情景的感受——你们的描述所传达给我的已构成我不能忘怀的情景；还是这个描述本身在说明这个没有语言的孩子在表达她的感觉时是怎样地寻找着她的字、词、句的词语表达的原生性，这几乎是一个生成语言学问题。
也许都有，都是。
在平顶山朋友们相聚的对话氛围中复活了或激活了这样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神秘的感应把我逼到生命垂死的背景，那里是没有任何退路和回旋余地的。
那一天下午，那一天是11月8日，一切都没有异样，会在如常地进行，我突然想哭。一位朋友的发言涉及感觉语词问题，我忍不住插话，大声地，与其说是学理式的，不如说是冥冥中有什么在引导我。灵子绝望的呼喊就在我耳边，我不大声地说出来就过不去。
我只知道人有时候是得大声地说出心中闪过的字、词、句子，为了让自己听见。仿佛，那一刻，我不在自我的听——说中抓住表达的机遇，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就会僵死在颓然的自我沉寂中。
……
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能对抗死亡的力量。但正因为有死亡，惊醒着的生命才不至于毫无痕迹地在时间中流去，也才有与死去的生命相关的不死的记忆——这记忆将个体生命的神秘复活在另一个个体生命之中，成为生发着的问题或其他。
灵子的身上一定是有一些自然生长着的东西，以致最初印进她心灵的就是树、草、河这些最亲近自然的原初的字眼。它们是可能触摸的，即可见、可感、可呼吸的。我能想见河边潮湿的空气和混合着树木、草叶的清新气息是如何使她莫名地欣喜。真的生长起来，谁知会出现多少奇迹呢……
而当她最需要表达的时候，不是随意地喃喃自语着各种新奇的字眼，而是要说出那无法说出的、像宿命一般落在她幼小身上的疼痛的感觉，于是她不得不大声地呼喊：磕着了！
从疼痛到痛苦（？）到痛苦的（？）表达，这就是“磕着了”的全部涵义么？
如果灵子第一次疼痛的经验是伴随大人“磕着了”的表达获得的，那么而后她因眼疾导致的病痛已远不再与“磕着了”有任何联系，但她却用“磕着了”来表达、来呼喊。
也许在那一刻，才来到人世不到二十个月的她，突然以一个确定不移的表达、一个意义明确的表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能忘怀的语言学的例子，一个切近得让人揪心的例子。
不是我痴迷着语言问题，而是我像灵子一样与生俱来就困惑在无法表达的表达之中。还是刚刚学着说话，我就和一个“玩”字纠缠不休，我一次又一次地固执地找寻那个叫作“玩”的玩，可是没多久，我已失去向大人索要玩的任性，而是每天每天独自面对黄昏的灯光恐惧，我宁可躺在草地上看黑夜的天空，也不愿走过别人家那一排排透出灯光的窗口，回到有如洞穴的大门，甚或，我宁肯坐在家的门口，坐在门槛上，让没有灯光映衬的家的黑影，将我和比我更年幼的妹妹紧缩的身躯覆盖成黑暗的风景……许多年来，当我无法说出那在差异中直观到却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觉时，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表达时退缩，再退缩，直到无语成为内心的语言缺口。
“磕着了”当然不是一个感觉语词。
我甚至以为“感觉语词”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是一个陷阱。任何当下的感觉都是个体经验的或个体经验的描述，它不可能先语言而在，语言也不可能先它而在。在个体经验的描述或表达中，归根结底要突破的是语言的同一性，即观念。
比如说痛苦。
当有人说不轻言痛苦而用难过、不好受这样更具体的字眼来代替痛苦，甚至是以无言这放弃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时，痛苦不仅在淡化的表达中淡化了，而且也真正地表达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实指的、有着坚硬的确定性的对象。毋宁说“痛苦”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一个观念。一个自我意识着痛苦的人，一个已经被痛苦的观念“升华”了其实是固置了的人，痛苦于他几乎是无法跨越也无法真的表达的。但对于一个不轻易使用“痛苦”字眼的人，他更多地就只是在某时、某刻，因某事、某种原因难过、不好受罢了。他的表达总是具体的、经验性的。
“磕着了”难道是灵子可以用来命名疼痛的感觉词语吗？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权作代表疼痛的符号。你们更清楚，“磕着了”在灵子那里和在你们的心里完全是一种当下的、不可重复的疼痛经历。“磕着了”的字面意义早已褪去，它活生生地就是灵子的疼痛。灵子这样独立的像私有语言地表达着，谁也分担不了，但这并不排除和灵子心灵相通的你们几乎同时地也不可重复地感同身受着。它只有当下性，恐怕连你们的记忆，也持存不了感觉与语言共生的分量。这是何等的悲哀。至于其他人，哪里能真的感觉“磕着了”的感觉性？
灵子没有观念，甚至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的污染。“磕着了”是她疼痛的开端经验，这经验是因为“磕着了”的语言表达才成其为经验的。而后，灵子的每一次“磕着了”的呼喊，都在变动了的语境中带出了更多的、不可重复的沉甸甸的感觉。经验本身就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重复的。问题在于重复可以是同一的重复，也可以是类似的重复。感觉经验的重复只能是类似的、相似的，但这种类似的感觉却往往被掩盖在同一的表达甚至同一的词语之中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也许不得不陷入这样的困境，即不这样不能表达，只这样却是表达的失误与不幸。
但灵子毕竟表达了。
但人们毕竟仍然在表达着——为听、为成为可能听见的，而说，而呼喊，甚至而沉默。
没有私人语言。
同时可以完全调换一个角度地说，为着表达的语言总是有某种私人性的。任何表达总是不可表达的。
……
在不可表达这一点上，灵子不幸，然而活过漫长岁月的我们就真的幸运么？那与生俱来的黑暗的背景并不是时间可以甩脱的。
许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在黑夜中喃喃自语的习惯。
这喃喃自语除了声音、除了声音的节奏及其连带的似有似无的语境，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个人自我构成的“听——说”关系罢了，一切习惯的语言都已因倾听和声音的阻断、因声音同声音形象的剥离而处于断裂中。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表达的困境。我把它写进了我的“随感录”……
1990年早春。
那时灵子还没出世，你的妻子已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分享她做母亲的喜悦……
从北京返回武汉的中途，我逗留在一位朋友家，发现我送给他的“随感录”上竟写着各种眉批。在这一段旁只写了四个字：儿童哑语。我一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这是对雨果《九三年》中关于孩子的咿呀声的描写的联想。
在《九三年》的“圣巴德罗缪的屠杀”的前夕（第三卷第一节），作为人质的三个孩子还在睡梦中，只有二十个月的乔治特突然醒来，在晨光中咿呀歌唱。
孩子的咿呀声，既是语言，又不是语言；不是音符，却是诗歌；不是字母，却是话语；这种喃喃学语是在天上开始的，到了人世间也不会终结；那是诞生以前就开始的，现在还在继续，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含糊的话语包括孩子过去做天使时所说过的话，和他成年以后所要说的话；摇篮有“昨天”，正如坟墓也有“明天”；这个明天和这个昨天的双重神秘在这种不可解的孩子歌声里混合起来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个鲜花似的灵魂里的巨大暗影更能证明上帝，永恒，责任和命运的二元了。
在那个黄昏，我让自己深深地陷在沙发的角落里，我想掩饰自己的泪水。
我知道，我是这样地保留着童年的记忆，从记忆开始的那一刻，那里始终复活着昨天和明天的双重神秘，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从来没有真的走出过暗影，而阳光和明朗总在一伸手似乎就能触摸的咫尺之遥。
P君，你一定会把你一生最好的文字留给灵子，那是任何人都不能分担也不能分享的你和Y的命运。而我的这些，再怎么也只是一个有距离的观照。留下它们，算是对灵子的、纯然属于我的一点纪念，也算是活着的人仍然活着的慰藉。
这是给你的信，我害怕扰乱Y刚刚平静的情绪。但我真希望分担她的难过，就像她曾经希望我分享她的快乐一样。我把衷心的祝福留在心里。
1992年4月
这封信放了四个多月。六月抄过一次，刚刚又抄了一次，不是为着表达，而是为着用时间来沉淀，用抄得工整的形式来沉淀。
可以寄给你了。
可以么？我仍然犹豫。
1992年8月30日
三、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我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因为读过你的“读珂勒惠支”的随笔后，我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或“坏”字来概括我的感觉。
随笔的第一段已使我感动。紧接着的文字，竟然就像是珂勒惠支的雕刀，以一种特有的节奏舞动着，直抵我的内心，给我一种尖锐的快感。“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这是一句准确的表达——我因而喜欢珂勒惠支，她的原色版画从纷繁的色彩中退隐下来，成为我童年最沉稳的记忆之一。我喜欢原色集聚的近乎悲怆的单纯。一如你说，她的版画制作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龄人曾这样梦想过——那时我并没有真的经历苦难。也许正是俄国文学的熏陶，是俄罗斯的草原、白桦树林、倒映着星光的闪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与大地相关联的东西沉积到我的心底，成为一种终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种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怀。它并不关注对象，它没有对象性的意识，它甚至就只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感觉着的献身的热情。它曾整个为革命所鼓动，在革命成为时髦的年代。但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社会动荡中尖锐化的各种问题，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样有着自我承担的意志去承担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
后来有一天，背景竟走向前台。在鄂西北大山区，和山和石头和花柳树林和清澈见底的溪流终日相伴，但我眼里没有风景。那时，我的周围是中国的一方面善良得懦弱、一方面又聪明得甚至充满狡计的农民，那时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文革”浩劫后的苦难的记忆去体会麻木的苦难，我才懂得，苦难最重要的还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麻木，是自己对自我选择和承担的剥夺，是没有个人气质因而无所谓生命感觉的萎顿，也许它们淹没在平常平静的日子里，但唯其因为这种平静得不动声色的淹没，才有着触目惊心的意义。
许多年过去了，一张书桌成为我的生活空间。窗外没有风景。你到过我的家，但你还没来得及注意到我的窗外，隔着一层玻璃，我的窗外永远是灰扑扑的、拥挤得琐碎的大街和彼此并不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忙碌的城市居民，连在夜色里美丽的法国梧桐，也蒙在灰尘中，甚至它也在制造着灰尘。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当心宁静的时候，当宁静成为心灵窗口的时候，自然才是可亲近的。这时从玻璃上反射着滑落的一抹夕阳，一枝跳入视线的吐蕊的新绿，甚至小路上不知名的杂草，甚至不期然地打湿衣襟的雨滴，都能成为不是风景的“风景”。它们以单纯的姿态打动你，使你惊异于自然的和平、宁静，它们没有外在于人的观赏的距离，毋宁说，它们都是灵性的，就栖息你心灵的窗下。你难道不应该静下心来听它们无言的诉说么？
我喜欢读画，但并不真的懂。我对画总有一种新奇的神秘感，无论后现代怎样把架上绘画变成装置，绘画本身的色彩、构图和画面上流动的光影总使人惊异。它们是在倾听的心灵中复活的大自然的语言。画家笔下的风景也好、静物也好、人体也好，都已经是一种表达，它们超出画家的意向，也超出对象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的一次即兴的复活。这语言媒介绝不是人可以为所欲为使用的工具，它是媒介着自身的语言，是在聆听中物性的自我显示，是人和物的交流。人不再是唯一的根据，因而人不是中心，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假真理之名凌驾于他人和他物之上。
……
我们有不可泯灭的苦难的记忆，我们因各种原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语言的工具、物的工具，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改变处境的目的所钳制，而无暇去想这目的本身会有多少附加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是最没有外在目的的，艺术不能“控告”、“呼吁”，不能解放人民。艺术像上帝一样只救赎那些能自救的人，这是一个敞开的秘密，在奇迹发生的那一刻，在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复生的那一刻，生命才是弥足珍重的。
对艺术不能批判。赝品不是艺术，因而对赝品也用不着批判，原因是它无法打动人，因它唤起的回忆而惊叹除外。至于强加给人的意识形态，无论取什么样的手段、形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说出了一点什么没有，近三十年过去了，罗莎的一句话仍像三十年前一样使我动心：“不论我到哪儿，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我早已远离了渴望成为革命者的年龄，但那在激情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仍是生长着的，它们造就了我的个性、气质和我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方式。
什么时候平凡的个体能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呢？多少年，我有一种被问题追逐的恐慌，我为之牺牲了我的女人的清新的感觉，仿佛自己吮吸自己的血，这是一种向内收缩的压抑的生活方式（外在的喧哗和高朋满座的情景只是某种社会交往的需要和补充罢了，它并不总是愉快的）。这种生活方式把我变得敏感同时干枯。我羡慕你站在野外，野外总是更接近艺术的，只是你应该更多地倾听你不熟悉的声音。
1992年2月30日
四、无题
放下电话还是决定给你写信。
先请你看《人能守住一个等待么》。它的副题是——“在习惯语、心理时间和无意识的边缘”。这篇文章是1991年6月写的，曾给一些朋友看过，几乎都是否定的意见，但我并不以为然。我相信我的感觉，也相信这感觉直观的问题：存在只有在无等待中才是显现的。而无等待必须在语言和时间的断裂中。它从不可能是人类的一般境况，而真正是个人切入语言和时间的一种可能，一种转瞬即逝的机遇。
贝克特多么敏锐，他不仅超出历史语境，超出荒诞隐含的理性尺度，也超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般背景，用破碎的时间和语言，用在习惯语、心理时间和无意识的边缘挣扎的姿态，为我这样地展现着无等待的等待。
我刚刚读到一个描述：贝克特，“究竟朝着怎样的沉默，朝着怎样陌生的、难以形容的土地，这样离开我们？”在这里，使我心动的字眼不是“沉默”，不是“陌生的土地”，而是“离开”——“离开我们”。
我手头放着刚刚买到的《法国现代文学史：1945-1968》，读到这样的描述时，我总希望我能读原文，就像读《等待戈多》时我希望能读原文一样。只是当可理解性的问题被置入可翻译性的问题中，或反过来说只有当可翻译性的问题被置于可理解性的问题中时，我才在语言生成空间置换的可能和不可能上，彻底地摧毁了自信同时又建立起自信。
我早已不再信任“我们”。因为在理解问题上（也包括在翻译问题上），“我们”的确都只是一种虚设的结果。
我只谈在这一刻我理解的贝克特和对贝克特的描述。
我所理解的贝克特的“离开”应该是一种悖论现象。因为这里的“离开”，本身就是“离开”的不可能。或许也应该反过来说？
这是痛苦，也是荒诞。
“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价值尺度，是主观的意义之源。我以我的不可抹煞的“身体性”成为“我们”的缺陷。一旦我这样地站在“我们”之中，“我们”就成为我的“身体性”在断口上纠缠的事实——我只是我，我因而得离开“我们”，而这“离开”恰好使“我们”同“你”同“他”一样成为我的不可缺少的参照。“我”成为痛苦着的“荒诞”……
因生病，这封信一放就是一个星期。晕眩成为每天都得忍受的状态，我已不记得促使我马上提笔的冲动，让我边写边唤起回忆。
还是回到《等待戈多》上。
一般人都用“荒诞”来概括这部“荒诞剧”，而我在写《人能守住一个等待么》这篇短文时，完全回避了荒诞的问题。不是有意回避，而就是在读前和读后，在笔顺着文字往下走时，没有“想”到或“感觉”到这个字眼。
直到讨论或交谈中荒诞成为问题，直到我面对问题自然地写下“痛苦着的荒诞”。荒诞当然是一个问题，但用荒诞来概括《等待戈多》却是一个后设理论，不仅在批评家、理论家那里，就是对于作者自己事后的说明和理解而言，都是这样。在这样一种后设理论中，荒诞是一个和理性对立因而实际隐含着理性尺度的概念。
与其用荒诞，不如用无意义。
无意义可能隐含着意义。但这意义已不是或不再是固置在某种确定的价值尺度之上的。它敞开着多种可能，不再在某种确定的、连续的关系中，即使这关系只是以一种否定的、消逝着的环节的形式出现。
换一个角度，无意义也可能根本没有意义，正如缺陷可能隐含着完善，也可能根本就是对完善的否定一样。正因为如此，无意义的意义转换一定是或然的、非确定的，而不是从无意义到意义的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在这里，荒诞和无意义的区别可以作一个直观的、同时切中问题关键的比较，即前者立足于此在，后者却切近着存在。
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转向语言，不进入语言问题，这种区别几乎毫无意义，“切近存在”其实是一种无可把握的情况，甚至只是一种浪漫化的表达。人只有在语言的边缘才是可能切近存在的。因为此在原本就被既成语言所笼罩，此在就是语言的。所谓在语言的边缘，即在语言的转换点上，是一种生成着的无语状态。它是个人直面的断裂、悖论。它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是一种无所等待的等待。
在《等待戈多》里，这“无所等待的等待”不是简单地用戈多的不在场来表达的。因为戈多不在场，很可能是暂时的不在，只要时间是连续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戈多就终归会到场，在经验的设定或超验的悬置中。
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戈多不是一个蕴含所指的能指。
但戈多是在的，因为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相信。
我也相信。
我信——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明吗？
这不是荒诞，只是作为一个事件发生的荒诞的此在生存中。
这是一封延误了太久的信，实际是一个延误了太久的文章的准备。先是去海南逗留了二十几天，后是因为摔伤了不得不长时间卧床，直弄得人整个疲软，从身体到精神，已有好几次，我因找不到表达乃至表达的契机而沮丧，而沮丧得几乎失去自信——多少日子已从我身边毫无痕迹地逝去，生命还经得起这样的延误么？
人们随意地使用“荒诞”，就像随意地使用“空虚”一样。
我能够反省，也免不了使用，可能这本身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粘连。至于“等待戈多”，回答从“空虚”变为“荒诞”，仍然是将别人现成的眼光拿来指称。前者用否定的方式肯定目的性，以及同目的性相关的意义，后者用肯定的方式即肯定此在生存的荒诞性的方式肯定神和理性的价值评价。它们都不关注存在问题，或者说它们即使有关注存在问题的倾向，立足的仍是此在。
每次放下电话都有提笔的冲动，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随意的交谈随处都留下可以驻足的空地，它期待着用文字来填充。
有几个话题，一直想用写信的方式，用面对活生生的初读对象的方式捕捉和清理。可惜，我终不能摆脱世俗生活之累，有多少冲动都已丢失在琐碎里。当你有时间要静静地坐下来时，它无影无踪，而在哪一个无意的闪念里，它突然出现了，你又来不及抓住它。
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状况归于什么，我常常自嘲地想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
我想给你写一封长信，比起前几个月半途搁下的，这次真只开了个头，但愿明后天能有时间接着往下写。
（你要的地址也争取至迟后天传给你。）
武汉这两天又热起来了，一个酷暑又无可逃遁。本来可以出去躲一躲，想着出门路途的艰辛——路途的热总是比家里的热更难捱的——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留待秋天吧，秋天的旅游应该是从容的，如果真能去鄂西山区走走多好，我已经去过一次，也是同朋友一起。
1993年7月10日
……我常常自嘲地想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我关注女人和表达——这原本就是一个一旦意识到、直觉到，就是与生俱来的困境的问题。
一个女人用反身的眼光关注女人的问题。
而表达作为问题天然地就在自我审视中。
“我”由此成为无法遮挡和掩饰的立足之地，它的直接性和身体性本身就是直观的。
上面是7月10日晚写的，一搁下又是一个来月。刚才接你电话时我正在忙着处理各种事务，多少年了，我没有这样地被卷入事务中。7月初，在送给一位朋友的“随感录”的扉页上，我曾随手写下：一个在单纯而繁复的生命的自我关注中沉寂了的眼光，当它重新投入喧嚣的社会时，也许更容易把握到问题的界限？但谁知道呢？人的得失有时真很难作二值逻辑的判断。
我是准备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了，为我的父辈，从七月派诗人入手，那是真正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我想在个案分析中澄清理想、浪漫、英雄主义，当然也有至今使我只要默念就流泪的诗行（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又如阿垅的——请不要踩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
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地就又一次被逼到“风口浪尖”上。
我是说“又一次”。
我一直回避我的经历，我几乎不对朋友说起，我的“随感录”中留下的只是情绪和问题，其实更遥远的经历，甚至在情绪和问题中都回避了。我自己知道无论我的某一段经历是一笔或大或小的财富，我都想毫不吝惜地丢弃它，只从那独特体验的神秘的一刻重新开始。
但我发现我不能，我的身上保留的经历的印痕，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
我是被俄国文学熏陶大的，而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遭遇和童年“天堂的记忆”（借用雨果语）奇特的混杂造就了我的不能简单用价值判断评价的气质。
我能说我是一个谜么？
我怎敢如此公然地虚荣和矫饰。
我能够说的也许只是很少有一个女人这样集中地经历过我经历的一切。或者换一个角度，我能够说的也许只是很少有一个女人能有机会这样多方面地体验过人生，把虚荣和高贵，矫饰和诚恳，混杂和单纯，脆弱和坚强集于一身。
幸亏我爱纯洁和真诚，我在刚刚写的一篇短文中将它称为不是信仰的信仰，因为它只是我想追求和固守的，与别人无关，更不构成价值尺度，我的追求和固守只是表明一个女人想这样生活罢了。
正在听你送我的“培尔·金特套曲”，正好是索尔薇格之歌，无论听多少遍，我的眼里总涌满泪水，我有复杂的坚强，我才这样地沉入柔韧的、圣洁的、在祈祷中公然袒露的脆弱。我多想忏悔和祈祷。能忏悔和祈祷的人是一种幸福，我曾在无家可归的丑陋的大街上漫无边际地寻找到过这种幸福……多么偶然，偶然得像上帝匆忙一瞥中所赐予的光照，它一旦得到就是永驻。
我曾是一个革命者，而真正的热情只源于与生俱来的惊奇和问题，那是先后两次长达几百天的关押和数年的监督劳动中沉积而自省的。
执着地关注问题同时又因心理纠缠而紧张到松弛、散漫，构成了我走出外在困境后十多年来生活的两个极端，它是真正自设的陷阱，天知道我在其中抛洒了多少。
还不得不承认的是，也许我至今没能真的走出自我中心的任性，理想也许只是这种任性的极端自我表现罢了。
关注语言问题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学术，不如说是一种反省，是一种力图获得的在审视世界中自我审视的眼界。在这限度上，任何狂妄自大都只能让位给神秘的“它”，“它”本身就是限度。
我从男人和女人回到这一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的性别特征，回到这一个女人，回到这一个女人的经历和表达的困境，回到表达问题自身……《无语——穿透无聊的期待》《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后我做了许多的笔记（实际上前一篇东西至今还搁在抽屉里，还想再改一改），本可以写我的想象和我的朋友们期待我写的书了，没想到竟是眼前这样的被迫中断。
也许世俗性是我终归逃避不掉的。
在过去的几个阶段的经历中，我都并没有真的面对过混杂着污秽的泥土，我脆弱地爱干净，甚至这样选择词句和表达。意志仅只是前面说的追求和固守，而不是意志本位的彻底——它掘弃理性和情感，直面利益、目的、手段，任何升华都无济于事。多少人在政治冲击下靠这升华支撑起精神，我也不例外。
金钱的算计赤裸裸地成为现实，它绝无干净可言，它的触摸直接就是肮脏。但它只要纯粹，就是一种靠规则保障的公平，一种每个人都有机会的生存竞争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我不相信性心理学的理论。我爱洗手，它没有潜意识的隐喻，它就是怕人和人利益交换带来的肮脏。它是直白的。
然而我能真的像精神贵族一样回避金钱么？当自然在使用中不再成其为单纯的自然，或者反过来，除了观赏，当人唯有在内心里保留自然的感觉和记忆，像人有权呼吸空气、沐浴阳光一样，我能真的放弃我的生存权利容忍权势、无知对公平交易的剥夺么？
我突然像二十年前一样焕发起抗争的激情。好在影视家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喻——“秋菊打官司”。它的含义就是“讨一个说法”，即讨一个平民的公道。
我被迫放下笔，放下已在手心中握得温热的纯然属于我的问题。
我应该而且能够做一件实际的事，承担一个应该而且能够承担的责任，为了一个民营企业的生存权利，它竟然牵扯出那么多的现实问题，从最实际的物质利益到人格尊严，到荣誉感、责任感，到意志和法规的相互限度……
我想起你对我说过的薇依，不仅仅是《负重与感恩》（我真想早点看到它），而是那个在我的心目中用行为同样使自己成为作品的薇依。
我希望我的每一种经历都能成为财富，即我视之为生命的文字、声音。如果不能，我没有能力，那么我希望我用我的经历把自己变成作品。它只需要在我的朋友的目光中得到印证，哪怕这目光转身就会过去。本来意义上的人的目光总会过去的，谁也不能成为上帝，但这对于我已足够了。
这些日子我太忙了。我熬夜给你写这封信，已凌晨3点多，明天还有一堆杂务，马上躺下还可以睡几小时。我爸爸生病，我昨晚，不，是前晚，专程去看他，坐在沙发上一会儿竟睡着了，我缺睡眠。
199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