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换中的梦和理想的区分

现代转换中的梦和理想的区分

（一）在谈文化及文化的现代转换时，理想问题，即理想、理性、合目的性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不能回避的。因为这些问题无论是否推上意识的前台，实际都是作为文化建构的动机、目的和基础而存在着。意即，某种理想，作为社会形态的或意识形态的，都一定是可以成为同一性根据的合目的性的东西。

问题在于理性的自信是极其有限的，表现在它的演绎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意想不到的非法的僭越。如它怎样在现实与历史的批判中取舍？它怎样保证合逻辑与合目的的必然性？由此它怎样兑现得了诸多非法虚设的目的？现代转换的着眼点，不仅决定了对前提的质疑——没有这种质疑，就根本谈不上现代意识，更谈不上什么转换——而且决定了这个质疑不简单是理性的、价值论的；而一定是当下直观的，即带着超出理性判断、价值判断的当下存在的全部丰富性的。否则，现代转换就一定会在逻辑推演中落入重复的命运。

正是在这里，正视一般文化的缺失，即通过存在和价值的剥离从覆盖的价值中挣扎出人的边缘性存在的真实，才成为一个惊醒着、恐惧着、敏感着的生成性的问题。

没有一般的文化缺失，就没有真实个人的立足之地；或者反过来，只有在缺失的惊醒、恐惧、敏感中，缺失才作为一个事实，超出古典意义的观念，成为一个生命的扭结或意识的黑洞。

这当然是一个断裂或悖论。

没有达到这样的断裂或悖论，也就无所谓现代文化的转换。

换一个角度说，谈现代文化转换及其引申出的各种问题，一定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质疑前提的立足之点。

这立足之点如果想逃避在普遍的联系中普遍地消失着的命运，它一定是否定的、挣扎的。

人没有绝对前提。

相对前提即既与的生存环境、语言环境、概念环境等过去时的物化形态，它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无法摆脱的人的历史、社会、他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将个人变为历史、社会、他人的普遍联系中的一个环节，个人广泛地同历史、社会、他人相联系，即广泛地同类的生活相联系，由此获得自我存在的根据；然而这个自我的获得恰好是以真实个人的消失为前提的。

这种消失方式，有两个极端的表现，一头是苦难，另一头是在彼岸虚幻着的理想。在中国人的经历当然是个人的经历中，苦难和理想都是剥夺的，即使在给予时，也是剥夺。特别是在苦难和理想之间只有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指代关系时。

（二）在谈文化问题并由此寻找大文化圈外真实个人向现代转换的立足之点时，或换一个角度，在面对既与的前提否定着、挣扎着的个人力图找到自己的边缘性存在的真实时，当下性几乎成为最重要的范畴。

走出前提即还原当下。亦即在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连续性的时间的完满中，找到一个时间的、逻辑的缺口。

一个必要的说明是，连续性的时间观念，不仅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且是理想主义的潜在背景。这种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是整体性、中心性、目的性及其不在场的在场的最终根据。在它无穷的因果链上，谁都可以找到通向永恒的现实之点。现实在理想的投射下趋向完满，而个人也因此消失其间，成为抽象人的平均值。

还原当下即找到时间的、逻辑的缺口，是以断裂或悖论为标志的。它是对总是从将来获得保证的现实虚假的完满性的当下的超出。这超出即超出的可能性，并不指向任何目的。

正是这“超出”严格地区分了梦和理想。

所谓“理想”一定是理性追求完满即最高的善的产物。

它首先以现实及现实的历史作为批判的对象，揭发其他所能及的好坏优劣，然后从这残缺不足的比较中合逻辑、合目的地设想出一个完满的模式，作为现实必然为之奋斗的企及未来的悬望。理性愈强大，批判愈深刻，它所悬置的将来的宏图就愈见其必然性与真实性。

因而这理性的排他的独断性也愈见其非我莫属，顺昌逆亡。这是被历史与现实屡证不误的常态。令人奇怪的不是理性愈来愈精巧的设计，也不是合目的性的变着花样的各种形态，而是人们从不在落空的重复中反省。

这种不反省在两个方向上表现出一种殊途同归：

一是普遍的信仰危机。

一是当代文化被迫面对种种无聊的景象、无聊的问题时，道德审判、信仰审判为着固守道德和信仰而走向前台，甚至无聊者在自我意识着无聊时，实际也是以一种狭隘的经验作依据，回头寻找着道德、信仰的支柱。

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谈不上还原当下的超出，谈不上质疑前提的个体的真实。

大概只能这样解释，以往现实的苦难曾危及生存如此的深重，以致人们除非怨死，而只能接受生的诱惑，或者在欲望泛滥激起的肉体恐慌中沉溺于欲望——它是较之理想、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状态的，即更接近生存状态的人的平均化，类似于无意识，它将理想、理性，包括知识、科学、道德，一切在人们生活中，在最正统意义上最好的词，都弃之脑后；或者干脆重新回到传统理想的虚假的美好中——所以，有人说，现实总是特殊到任何历史的借鉴都无济于事，只要某种理想能吻合现实的求生之路，它是鸩酒也要狂饮不止的。

梦则是与当下性直接相关的范畴，是当下生成着的可能性。

如果说理想总是社会的历史文化形态，那么梦总是个人当下的；如果说理想总在调动起社会的意识专注于同一的目的，那么梦则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它的无目的的自由指向不仅是对目的性的消解，而且在连续性的断裂中包孕着、生发着一切超出的动机和可能性。

（三）这里所说的梦，当然不是理想的别名，不是转喻为社会学意义的精神现象，但也不能将它还原为生理学的无意识现象，即不是无意识笼罩下的造梦机制。因为尽管无意识总是回到个人存在状态的个人的类即个人的普遍性，但毕竟不是真实个人的个体性。它归根结底无法逃脱理想、理性、合目的性的意识语言即既成语言的覆盖，根本无当下性可言；甚或，无意识现象才是真实个人当下性、生成性的潜抑着的更广泛的局限或限制。

恰恰相反，这里所说的梦，可能仅仅是隐喻着这样间隔现实的自由空间——在它里面，个人退回到全然属于个人的精神的自我相关，只有这时，一切确定的目的或他律或他人的话语，或隐退，或消失，或像坚冰融化，而袒露出我想成为我的意义生成的诸种可能性。

它是一种个人在超出中坚持彻底的差异性的姿态。

在这种超出的固守中，个人警惕着归宿到任何同一性原则的可能。

换句话说，真实的个体既不能消失在物质欲望的平均化中，又不能以归宿到理想的方式逃避物质欲望的平均化，以一种消失代替另一种消失。唯其在物质欲望中挺拔起个人精神追求的气质，并清醒地斩断同确定性的、目的性的理想的归宿关系，梦才是可能的。否则，梦就像在以往的辞典中一样，只是理想的另一个别名。

梦一定是和理想直接区别着的，没有这种粘连着的区别，同样没有梦。因为梦归根结底是在个人自由的精神状态中的对超验、对神性的领悟。

这里关于区分的理解是重要的。

所谓区分，不是指B不是A，而是指B在同A的区分中的呈现。正是在这二者之间隐含着一种根本不同的提问方式，即不是问或回答B是什么，而是问或回答B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真要作一种直接的回答，毋宁说，梦是个人语言事件的端倪，它在痛苦的敏感中走在表达的中途。

再引申一个角度，梦和理想的区分，类似于痛苦和苦难的区分。

苦难侧重灾难过程及其结果的悲惨性质，它虽然也是客观的并有相当大的覆盖面，但毕竟落实到人的普遍的苦境上，成为普遍的感受。

痛苦则一定转化为个人的内心咀嚼或挣扎，只有它才能衡定个人对苦难感受的质与量。这时，外在的苦难刺激不是主要的，个人的敏感能力才决定着痛苦的层次、程度和在转换中生成的可能性。

所以，痛苦与苦难是两个完全不能等同取代的范畴，因而它们的关系更显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分、转换的重要性。例如，个人的痛苦既可以强化、加重苦难的意识与价值取向，也可能完全抵消甚至背叛。

这里说的痛苦，当然同梦一样，已不属生理的、心理的范畴。作为生理、心理范畴的个人痛苦多属事实判断范围，作为精神范畴的个人痛苦，才可能引进区别于一般价值判断的当下的价值判断，因而精神痛苦才可能由消极的被动性转化为积极的主动性，而把痛苦作为自我享受的快乐来理解着和追求着。

如果说苦难既是事实又是一种笼罩着、覆盖着的价值，它定向在理想的光照和投射中，那么这里说的痛苦恰好是自我意识着的存在和价值剥离的挣扎状态。更具体地说，这时，苦难在个人的敏感中转化为痛苦。这痛苦唯其因为失去同理想的直接关联即失去理想的支撑而失重而痛苦着。它可以描述为在正视一般文化缺失时，通过存在和价值的剥离，从覆盖的价值中挣扎出的人的边缘性存在的真实的惊醒、恐惧和敏感的自我观照。

没有这种痛苦的语言转换的撕扯，就没有间隔现实的自由空间，没有在这间隔中寻求个人表达的试验和尝试的可能，没有真实的个人转换之点。

而没有梦，就没有个人在走出前提、还原当下的超出中进入外部现实而又不被外部现实所吞噬的喘息之地。

最后，必须作一点说明的是，这里梦和理想的区分，特别是将二者作为范畴的区分，纯然是一个想完成现代性转换的个人，在面对自己经历的初始经验时，作的一个试验和尝试。

换一个角度，这里使用的范畴二字，已远不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使用的“范畴”的本来含义，意即，它不是思维形式逻辑化了的环节，而是来自生存状态的初始经验的语言空间。

199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