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一一觉睡过，杨亚男精神恢复了许多，自觉又能披挂上马，冲锋陷阵了。今天是评估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不知专家组会摆出什么阵法，一字长蛇阵还是八卦连环阵?哎，不用猜了，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有了前两天的交战经验，对他们的套路已基本了解，而且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想痛下杀手。正因为这样，对今天的战况，杨亚男虽不敢抱乐观的态度，但恐惧感却减轻了。

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专家们查阅教学档案;下午的前半段，专家组开会讨论评估意见;后半段，向学院及学校反馈评估意见。这也就意味着，真正进入前沿阵地开火的时间只有上午半天了，下午的程序相当于军事法庭先进行合议，然后再宣布判决结果。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上午的火力太猛，不过，工事已经构筑得相当坚固了，如果不被炸开很大的缺口的话，阵地还是可以守住的。但专家中有爆破高手，所以，缺口还是被炸开了———

担任爆破任务的专家是洪青城。他就像攻打穆柯寨时的杨宗保，虽已对敌方率兵防御的穆桂英暗生情愫，但使命所系，不得徇私，因而还是披坚执锐，奋力将敌阵捅破。他连续发现了教学档案中的两个漏洞:其一，有一份学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落款的时间是6月6日，答辩小组落款的时间则是6月5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错误，因为按照流程肯定是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在前，答辩小组签署意见在后。其二，有一门课程，阅卷老师在试卷上的签名和成绩登记表的签名应该一致，但字迹却完全不同，显然是两人所为。原因何在?这是专家需要深入了解的，也是当事人必须向专家认真说明的。

杨亚男有些懊恼，为自己的百密一疏，也为洪青城的不留情面。哎!上次已经发现试卷上的分数与成绩登记表上的分数有不一致的情况，及时改正过来了，为什么没能由此及彼，想到类似的签名错误也有可能发生呢?还有，日期前后矛盾的错误怎么也让它从眼皮底下溜过去了呢?还是不够细心呀!材料组是自己分管的，材料组长杨赟也是自己亲自物色的，尽管自己不可能将所有教学档案一一过目———事实上连杨赟也不可能，因为档案实在太多，杨赟只能把任务分配给材料组的其他成员，而自己负责抽查———但应该多指点多提醒多告诫他们啊!他们都是临时抽调上来的普通老师，毫无教学管理的经验，而你好歹已经当了三年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经验比他们要丰富得多，他们没想到的事，你应该想到哇!杨亚男为此而深深自责。

对“滋事生衅”的洪青城，她心底也是责怪的。干吗这么顶真呢?你不知道这是在与我作对吗?既然你公开显现出旧情未泯的样子，似乎还知道心疼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刀刺向我的软肋呢?哦，明白了，莫非昨晚我拒绝了他的邀请，他因此而恼羞成怒?不不不!你怎么能这样想他呢?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年，他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不仅早就评上了教授，而且在圈内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被看作最有潜力的青年才俊之一，教育部新近公示的“长江学者”名单上，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治学的严谨应当是分不开的呀。你不是早在大学时代就领教过他的严谨吗?这样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查阅教学档案时，发现如此不严谨的错误行为，怎么可能装聋作哑呢?哪怕错误的责任者中包括自己最想亲近最想帮助的人。这样一想，杨亚男又觉得责怪洪青城毫无道理了。小心眼的不是他，而是自己啊!

当事人很快就赶到了现场。答辩小组的组长承认自己糊涂，把时间记错了，实际的答辩时间应该是6月10日。他解释说，平时往往只记得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几，而记不得是几号，慢慢地就变得对星期几很敏感，对几号很不敏感了。这样，有时就会把具体日期搞错。但他知道这不能作为开脱自己的理由，所以，再三检讨说这都是自己责任心不强造成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尤其是与院领导无关，因为院领导曾经反复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杜绝教学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错误”。如果要处罚的话，处罚他一个人就行了，处罚得再重也没关系，只要能让他继续当老师，有机会改正错误。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洪青城的手不停摇晃:“千万别因为我个人的错误而影响集体的荣誉，拜托您放学院一马!”

签名错误的肇事者是一位资深教授，认错的态度也很诚恳:“对不起，对不起!因为那段时间太忙，我委托研究生批改试卷，所以试卷上的签名笔迹是他的，而成绩登记表上的签名笔迹是我的。这位研究生是正式受聘担任兼职助教的，一直协助我开展教学工作，请他改试卷倒不算违规，今天我把学院发的聘书也带来了，等会儿请专家过目验证。但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他签我的名!这种冒名行为虽然暂时不会构成危害，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酿成学术不端，甚至学术腐败事件了!我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痛改前非，绝不再犯!”最后，他也请求洪青城把这看成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不要与本院的学风教风联系起来，更不要与评估的结论挂起钩来。

看得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但现在为了减小自己错误的后果，却不惜放弃固有的自尊，用一些近乎极端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这倒让洪青城有些过意不去了:发现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你的职责，但有什么必要把当事人召来进行庭审呢?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动机又是什么呢?是想摆一摆钦差的威风吗?是想向你魂牵梦萦的人展示权势吗?狂妄!浅薄!他也开始自责起来。

自责中的洪青城与杨亚男的目光在各自躲闪了一阵之后正面相遇了，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目光的含意:前者更多的是抱歉，后者更多的是恳求。于是，他宽慰她说:“呵呵，你也别太在意了，这类错误，我们去评估过的学校几乎都有，有的还更加严重。查不出来，那是我们失职;查出来，也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并不想抓住它做文章，顶多是‘敲山震虎’而已。我会把握好分寸的，你不必多虑。”她则反省说:“都是我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才造成了这些不该有的错误，也给你们专家增加了麻烦。谢谢你的宽宏大量，但我不能原谅自己!”看上去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心里却已经踏实了，因为他明言不再追究了。噢，原来他和组长一样把“点到为止”作为既定方针啊!

专家的“合议”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那是闭门会议，谢绝旁听的。杨赟几次以“提供倒水服务”的名义进入，想偷听点什么。但专家们都很警惕，她一进门，马上就停止发言。后来，组长干脆说:“这种活儿我们自己也能干，你就不必再费心费力了。”明显表现出不欢迎她潜入的意思。早上，曾有人开玩笑说:“要不在会议室里装上个窃听器什么的，以便及时掌握动态?”院长正色道:“亏你想得出这样的馊主意，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再说，又有什么必要呢?还真把自己当作谍战剧中的人物了?我先前有些说法，只是打个比方，要大家重视罢了。都给我老实点，别搞歪门邪道!”

虽然对专家们讨论的情况一无所知，但综合这三天的点点滴滴，院领导心里还是有底的，并不像专家进校前那样惊惶不安了。中午陪组长用餐时，杨赟问他:“瞿校长，我们能通过这次评估吗?”组长反问:“你说呢?”杨赟噘起嘴唇: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才算嘛!”组长点了下她的鼻子:“要自信嘛!”分析起来，院长觉得这是可以通过的迹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不足与外人道”的:昨晚他逐个去了专家的房间，送达了学院对专家的敬意和谢意。当然，那是以物化的形式体现的，包括少量的为专家提供交通通信之便的加油卡电话卡，以及建校八十周年时铸造的纪念币———那是重达三十克的纯金制品。院长事先挖空心思想好了如此表达敬意和谢意的十条理由。天哪!十条!我真是太有才了!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在他的耐心说服下，专家最终都笑纳了。既然如此，通不过的可能性还会存在吗?

合议结束了，专家们走出会议室来进行“茶歇”，一个个笑容满面。无须他们宣布，院领导就知道评估结论是怎样的了。院长冲向前去，与组长热烈握手，彼此一句话也没说，但对方想说什么，彼此心里都明白。握手完毕，意犹未尽，院长又张开双臂拥抱了组长。杨赟在一边调皮地惊呼:“哎哟!原来你们是‘同志’哇!”院长反应极快:“那么，为了证明你不是‘同志’，你也拥抱组长一下吧。”话音未落，杨赟已投入组长怀中，当然，瞬间双方就分开了。这又是“点到为止”了。

这时，戴校长出现了，他是来参加反馈会的。早有“耳报神”向他通报了喜讯，所以他也是满面春风。一见组长他就说:“老兄辛苦了!”组长乐呵呵地说:“到你老弟这儿来打工，能不辛苦吗?”说着，还捶了戴校长一拳，状极亲热。这就让院长他们有些看不懂了。此前，两人一直互行官礼，各打官腔，彼此尊重，却略显生疏，怎么转眼间就成为亲密无间的兄弟了?见大家都有些困惑，戴校长揭开了谜底:“其实，我与瞿校长是多年的好友，为了不干扰这次评估，我没向你们透露这层关系，免得你们心生侥幸，工作做不到位。”哇!原来组长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同志”啊!他只与戴校长单线联系，从不暴露身份，却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多次在关键时刻暗中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他的贡献比我们这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人要大得多呀!戴校长不愿自己的“下线”隐姓埋名，才在胜利的帷幕拉开之前，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反馈会上，组长既充分肯定了建筑学专业的办学成效和办学特色，尤其是老师们敬业爱岗的精神，也毫不讳言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硬件方面的软件方面的，要求学校及学院及时整改，并在一个月内向国家某部委送呈整改报告。在宣布评估结论时，他很有央视那些大牌主持的范儿，故意拉高拉长声调:“经专家组认真评议，本次专业评估的最终结论是———”他停顿了片刻，想造成一种悬念。但此时还有悬念吗?因此，当他说出“通过”二字时，现场虽也出现了他预期的欢声雷动的景象，但大家心中却并没有惊喜之感。

反馈意见中没提及学生宿舍，可以确证那是专家的个人行为。它甚至都不能算是“自选动作”，因为专家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对现在的学生宿舍的好奇心，与自己当年的住宿条件做一个比较，完全没有把它当作评估的一个补充环节。所以，对自己昨天中午的私访，他根本没有和其他专家提起。说到底，还是院领导及联络员过于敏感了。也难怪，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氛围里，专家一句无心的问话一个无意的举动，也被大家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义，而从各种角度来加以猜测和分析它的不良动机。

组长最后说:“今后，我们专家组愿继续竭尽绵薄之力，为东海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发展助推。在驻校考察评估期间，我们的工作是严谨的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院的正常工作，并且有可能给老师们和同学们带来了一些不适或不便。尽管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但在这里，我仍然愿意为客观上给大家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并通过在座的各位向全院师生员工转达我们的歉意!”现场的掌声再次如同暴风骤雨掠过原野。

组长深受鼓舞，继续说:“现在，评估已近尾声，凯歌即将高奏，我觉得弥漫于校园内的紧张气氛可以缓和下来了，大家紧绷的神经也可以松弛下来了。”大家会心一笑，真的有了千斤重担已从肩上卸去的轻松感。

见听众情绪饱满，组长讲话的兴致更高了:“当然，有一点还是让我感到高兴的，那就是，在这里，我和其他专家一样，所有的举动都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有一种人很高深，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我却很肤浅，习惯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本简单，在这里却被复杂化了，甚至妖魔化了。我不知道应当为之感到高兴还是悲哀。我想，只有评估才能把我如此放大如此变形。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评估，感谢国家部委派我到东海大学来评估!”虽然有点饶舌，却是搔着了痒处的，大家终于开怀大笑了。

反馈会结束后，组长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了院长，同时要院长为他提供五个牛皮纸档案袋。院长不知他要派什么用场，又不便问，心里有些纳闷。但想来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也就不去猜测了。这几天，他们已经猜测得够苦了，而事实最后却证明，他们的猜测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