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

地图

我看到了蓝蓝的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绿色苔衣清晰可见。我一阵恍惚以后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飞机柔和的发动机声中，面对着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面对着一个台阶上的水盆。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洋为什么如此清澈见底，所有海底的峡谷和平原都在阳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览无余，大陆架像树根一样隆起来在一盆蓝水里延伸和潜伏。

我几乎能够嗅到海底山谷的鲜腥味。

我在一张活地图上移动目光。这张地图有海的蓝，沙滩的黄，田野的绿，山壁的钢灰色和褚锈色的岩层网纹，让我感到丰富和真切。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看纸上的地图，尤其不喜欢看行政地图：那种图像一大堆杂色补丁，把湖南涂成桔色，把湖北涂成灰色，把中国涂成粉红色，把越南涂成浅紫色，如此等等。我母亲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过那里，发现那里并不是灰色的生活，人们煮着姜茶，在雨天里顶着斗笠耕田，撑着小船在河里下网，闲坐在集市的麻石街边打瞌睡，与湖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我也去过越南，发现那里并不是浅紫色的生活，人们骑着自行车卖甘蔗，在木棉树下打扑克，商店里有可口可乐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学生们玩了骑高马的游戏就去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如果没有招牌广告上那些拼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这里误认为中国广东或者广西。我有一种惊异，有一种失望，准确地说，是一种被行政地图蒙骗了很久的感觉——那张纸有什么理由把浑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块？为什么要用灰色和浅紫色害得一个中学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圈定国、省、区、县的线条，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习惯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脉、海岸、盆地一类名称来标示我们的生活区位。比如我从云南省到了湖北省，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我是从云贵高原沿湘江流域进入江汉平原？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是从北纬22度的亚热带来到了北纬32度的温带？

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行政图当然是更重要的，牵涉到税收、治安、邮政、发钞、社会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牵涉到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随着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大，随着生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演进，人们不能不要求地图制作者们把行政地图更当回事。

由此看来，地图是人类一面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镜子，映射出文明的面容。《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十九世纪由外国商人绘制的一批中国地图，就是这样的状貌。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功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划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了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这些场所也总是色彩鲜明地标记在地图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图标，在地图上跃然而出，神气十足地遮盖了一个街区或者半个城镇，使其它社会机构黯然失色，连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见绌。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当这种轻盈的知识型经济迅速积聚社会财富，又以购物和旅游为获利者主要的消费方式，人们能不需要新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老地图以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和帆航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塘沽的某个乡村更快。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区和附近边缘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一个富商打“波音的”，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我们可以为他绘制这样一幅新图：

最近范围：上海、北京、广州、东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内可达之处，加上平时常去消费的酒店、商厦、健身房、酒吧等场所。

次近范围：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以上一日之内可达之处；还有黄山、庐山、香格里拉、张家界、敦煌、西西里岛、凡尔赛宫、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旅游地，飞机若不可直达，或者航班不够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供汽车驶抵。建在顺德或宁波某个郊区的生产基地，也属这种情况。

较远范围：境内和境外一切没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级太低的渔村、林区、山寨、牧场等；还有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某个贫民区，虽然近在数百米之内，但开着汽车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驶入。

最远范围：南极，北极，喜马拉雅山，外星空间；还有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需要爬山数日或十数日才能看到的地质考察点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样是他无法想象的远方，几乎遥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我们还可以运用“时间性空间”的新型比例尺，为其他身份的人绘出各不相同的地图。在这里，能够搭“波音的”人，与没钱搭“波音的”的人，地图显然会很不一样。

隐形地图的多样化，是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空间曲变，暗示各种生活模式相对封闭和分隔的趋向。不难想象，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产生以前，人们即便有穷富差异，大体上还生活在统一的地图里，生活在共有的空间之中。只要出行，坐轿或挑担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线，有共同的生活形态逼近眼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很难被自己的社会地位完全封闭。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语）；所谓“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白居易语）；所谓“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施耐庵语）；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对比中展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走出朱门，不难目睹农民的饥寒。印度作家泰戈尔走出朱门，不难耳闻乞丐的呻吟。中国作家鲁迅家境衰败，当然更容易与保姆、长工、农家孩子、人力车夫、穷困教书匠一类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里行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沉重。这种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无时不在震击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贵族内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当时整个知识界涌动人道主义和公共关怀的感觉之基。那一代精英人物也许无能越过海洋，但有幸把周围的人生看得更多，看得更真。

他们一出门，就闯入了“我在众生”的视界，只要有基本的感觉力，就不难获得“众生在我”的襟怀。

设想他们生活在现在，设想他们仍是贵族或准贵族，设想他们还享受着商业版税、股票收益以及顾问、委员一类身份的酬薪，那么即便没有入住纽约的长岛、洛杉矶的比弗利山或者长滩、西雅图的华盛顿湖、日本的东京湾、悉尼的玫瑰湾、香港的浅水湾、上海的紫园……至少也可以入住某个“高尚小区”的寓所。他们的宅前不会有路边邮箱，邮递员是要把邮件直接送进家的。他们的宅前有步行小径，显示出主人有足够的闲暇和安适。他们的窗外不会有任何闲人，保安机构会确保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宁静。他们会拥有姹紫嫣红的花园，幽深浓密的古树，纯净明丽的海湾，清新宜人的空气，甚至有黄昏时散散步的山间小道，还会得到周到殷勤然而不露痕迹的社区服务，唯独少了一件东西：穷人为邻。并非他们不愿意这样，是现代住宅建设体制不容许这样。与往日的情况迥然不同，现代社会的土地已经商品化，纳入周密规划，宅地成片开发。巨资投入之处，地价成倍飚升，环境优雅一些的地段更是售出天价，一个平方米价值万元乃至数万元之上，一般购买者何以问津？怎可进入？这种小区周围的学校、医院、商店、俱乐部等服务设施也受制于地价，或者锁定了消费群，组成了统一的高价联盟，共同抬高了居民移入的门槛。因此，一般小人物根本用不着保安人员的驱赶，早就远远地退到那些富人们推窗时的视野之外。

等级之差正在化为地域之别，一个人用不着太多介绍，只要说出自己住在哪里，旁人就可以明白此人的社会地位。这是现代社会里普遍的新现象，体现了一种新型社会所要求的空间再分配。在这个多层等级结构的最顶端，富人们当然还可以走出宅区。但他们如果打算像前人那样走路或者骑脚踏车，将遇到无穷的烦恼和困难。高速公路之网正在截断很多原有的人行道，道路封闭化使徒步横越有上天之难，洛杉矶的很多居民早就有无路可走的愤怒。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自行车爱好者经过多次游行示威，也只争得了公路边一掌来宽的脚踏车专用道，只能在这条平面窄轨上骑一骑，忍看汽车唰唰唰地擦身而过，一个个肉跳心惊。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握有强大影响力的富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出行自由。他们提着保密箱以及真皮挂衣袋，是一群现代文明的老老实实的俘虏，被名牌汽车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机场候机厅一网打尽，最后被铁面无私的宾馆或酒店一举捉拿归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路上看不到什么穷人（高速公路上不容许脚踏车、摩托车、拖拉机行走，更不容许牛车、推车、挑担的行人出现）；在飞机上也看不到什么穷人（窗外只有蓝天白云，消费价格也足以把下层平民排除在外，比如排挤到破旧的长途客车或人货混装的轮船上去，脏兮兮的箩筐或编织袋在那里适得其所）；在星级宾馆和酒店里也只能看到与自己地位相近的官员、商人以及其他名流精英，各种有头有脸的人，在消费方式的意义上相当于自照镜子。他们极目四望，完全可以觉得好日子无非是对自己高素质的报偿，与穷人和穷地方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即便还有几分怜贫悯弱的文化惯性，也无法改变“朱门”与“朱门”跨越式对接的现实，无法发现他们一心怜悯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不是全部消失的话，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消失。

富人们当然还能看到一些穷人，比如说接受服务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都穿着工作制服，严守服务规程谨言慎行；比如说遭遇犯罪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是入室的窃贼、绑票的暴徒、或者是在繁华商业区投掷恐怖主义炸弹的凶犯。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穷人眼中的富人们也多是出现在享受服务的时候，是一些锦衣玉食的命运宠儿；或是在出现在反击犯罪的时候，迅速表现为强大的国家机器，表现为警察、法院、监狱、歧视性盘查以及B—52或者F—16的轰炸，对小人物的世界冷面无情。可以肯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看不到对方生活中更丰富和更细腻的纵深，看不到那个纵深里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细节。在分隔化的生活空间里被动就范以后，穷富双方在很大程度上盲然无知，成了现代社会诸多盲症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常常比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更严重，又与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相交杂——没有正常交往的日常感觉垫底，不仅理想中的阶级合作与互助不大可能，阶级斗争也势必恶质化。

在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时代，一种新的族群隔离在这里出现了。在一个信息交流和文化开放更加充分的时代，一个鲜见闭关锁国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封闭在这里形成了。

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在谋划和部署这一切，没有军队在布设路障和铁丝网，一切都是自发出现的，自由产生的，悄悄进行的。金钱和技术是看不见的手。

这种多层次的隔离与封闭，这种完全应该写入世界监禁史的隐形化分区监禁，使意识形态同时成为了意象形态Iconology，不仅是一个语言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具象清除和感觉没收的过程——或者完成于两个过程的互动。

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传媒，寄望于书刊、报纸、电视、电话、电影、因特网等等对感觉壁垒的穿透。事实上，有些坚守良知的传媒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让相互隔绝的族群定期探监：看不到实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当然，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窥探权，理应承担更多的理解责任，还有反监禁的行动责任——哪怕当不了职业行动家，成不了我在前面《岁月》里说到的阿梅。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很多地方在划定贫困线的时候，把拥有电视机当作脱贫标志，可见贫困线以下的人已经不易接近传媒。很多广告商在选择传媒的时候，注重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的人数，可见大众媒体已不再自动等于主流媒体，高消费群体已经有了特殊的传媒圈选，对传媒的支持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纽约时报》是希望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是已经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美国人早就有了这样不必大众却务必主流的报纸，并且标举着引领报业的成功经验。显而易见，当这些传媒被广告商的雄厚资金喂大喂强，喂出所谓主流传媒的呼风唤雨，资讯筛选未必不受制于喂养者的利益，未必不受制于特殊受众的趣味、经验以及既有知识。透过一个主流传媒，你常常可以从栏目、选材、制作风格中隐隐感觉到广告商成天盯着的那些受众：他们是广告围追堵截的对象，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机器，一些大机构最喜欢的文明雇员，一些齿轮和镙丝钉似的专业化白领，说话有点木讷，营养丰富于是胖得像个穿着吊带裤的大白鼠，人文兴趣淡薄于是在技术专业之外活得像个大龄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车，对任何新款产品兴致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网上玩游戏或翻翻时尚杂志。硬要参与社会的话，便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眼电视新闻。如果他们的社会态度多是一套主流传媒的流行腔，想必不会令人奇怪。

流行舆论常常告诉人们：中产阶级的雅皮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就应该这样生活。

他们大多数不乏正义感——如果主流传媒正在鼓动正义；大多数也说变就变地追随偏见——如果主流传媒正在推销偏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态度是否正确，不在于传媒受制于权力与金钱的太多可能，而在于他们唯主流传媒的马首是瞻，脑袋逐渐被报纸和电视接管，正在日渐臣服于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的视听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认识活动中的公共关怀能否在他们的真皮沙发上自动生长。

他们肯定无法从传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穷朋友，这些穷朋友也无法从传媒上沟通更多样的人生和人性——他们还生活在报纸发行范围之外，生活在电视讯号覆盖之外，因为电视机是狭小家居里孩子读书的干扰，或者是领到救济费的障碍，还可能因为交不起电费……我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黑洞里怎样生存。我知道生存空间的分区监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趋利效应正在使很多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在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前几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惨遭失败。不知什么时候，那里的旧房子全部拆除，变成了一个宽阔敞亮的立交桥建设工地，变成了吊车、打桩机以及各种陌生的工人面孔。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没法与他联系。我知道他没有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突然醒悟到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动打来电话，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就永远与他分别了——在一个城市的茫茫人海里。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与我们联系：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门也不找朋友借钱。

我看到地图还在改变，一座立交桥抹去了一张熟悉的面容，轰然截断了人际之间的习惯性往来。在这一个水泥的庞然大物面前，我的记忆也许会渐渐模糊，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概念，一个似乎与我有过关系的绰号，比方说“鲁少爷”。

他曾经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