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一回 冯玉祥长城抗战 吉鸿昌北平遇害（下）

第七一回冯玉祥长城抗战吉鸿昌北平遇害（下）

长城抗战烽火燃烧之时，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政府誓死抗日，收复国土。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国民政府速定国防计划，宣布对日绝交，调集军队抵抗侵略。驻扎在闽西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积极行动，从各师抽调义勇官兵，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蒋介石闻讯后暴跳如雷，电令先遣队“速回闽西，专心剿共”；先遣队将士被迫忍痛返回。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民族英雄冯玉祥。在各界民众的拥戴下，冯玉祥怒发冲冠，毅然举起了抗日大旗。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发表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会，自任总司令。中共河北省委立即响应，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特派共产党员、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帮助冯玉祥作抗日准备。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生的身材雄壮，相貌威武，性格刚正，有胆有识。他出身贫苦农家，自由饱受饥寒。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因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倍受冯玉祥之赏识，逐步提拔，历任西北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成为冯玉祥之爱将。中原大战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宣侠父结识，旋即加入共产党，无比欣慰地宣称：“我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乃毕生最大之光荣。”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鼓动官兵群起反蒋。事泄，被蒋介石撤销职务，威逼其出洋考察。在国外，吉鸿昌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在胸前挂上一块木牌，上书：“我是中国人”。他曾数次申请去苏联进行访问，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刁难，不予办理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奋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归国后，恰逢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会，吉鸿昌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赶往张家口，积极协助冯玉祥组建同盟军。

次日，驻守宣化的方振武发表通电，称：“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誓与暴日血战到底，拼死收复祖国河山。”随后，他率领抗日救国军加入同盟会。接着，原东北、热河的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也纷纷投奔冯玉祥，加入抗日洪流。抗日同盟军迅速发展到五万人。

六月中旬，冯玉祥主持召开第一次同盟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同盟军纲领、决议等，规定同盟会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大会选举产生了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冬麟阁、宣侠父等为常委。大会发表通电称：“中国的土地可以被侵略，但中华民族决不会亡。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但永远不会被征服。”

消息公布，全国各地抗日团体和社会名流、爱国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表示大力支持。相反，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闻讯怒火中烧，授意中央通讯社播发文告，大肆造谣，称：“冯玉祥勾结日本，联俄投共；宣传赤化，并非真心抗日；而是企图割地自雄，妨碍国家军令统一。”继而密电何应钦，速派庞秉钧、冯钦哉率两个军包围、进攻同盟军。又密电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会名义，解散同盟军。

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率部出征，收复察东失地。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全国，称：“吾辈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愿为民族生存而血战。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吾辈今重整义师，克日北指，誓死收复失地，再图还我河山。”

七月初，抗日同盟军同仇敌忾，所向披靡，连续克复康宝、宝昌、沽源三城。捷报传出，举国振奋。社会各界纷纷电贺：“捷报传来，欢声雷动，凡属爱国之人，莫不同深佩仰。”“政府之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许多爱国人士、团体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持同盟军奋勇抗敌。然而，蒋介石却再次与全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命令何应钦调动大军，围剿同盟军。同时致电冯玉祥，提出：“立即结束军事行动，交卸兵权。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省。”随后，蒋介石又竭力阻挠、破坏，以断绝给养，劫截民众捐款等手段，企图迫使同盟军在饥饿、流血中溃亡。

抗日同盟军将士不为所动，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抗争。冯玉祥通电全国，揭露当局不予接济，反以重兵压迫，造谣栽诬，欲置同盟军于死地之险恶用心；并表示同盟军要“于血泊之中求挣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在吉鸿昌、方振武的指挥下，同盟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日军盘踞的多伦发起猛攻。吉鸿昌身先士卒，袒臂冲锋，率领数万饥疲之师，与日军血战五昼夜，收复多伦城；又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境。

捷报飞传，举国欣喜若狂。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为国家惜人才，为社会留元气。速停同室操戈，枪口一致对外。立即拨付军饷，接济抗日部队。”蒋介石接电，恼羞成怒，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围剿抗日同盟军之策。决定从江西抽调八个师，约十二万兵力北上，由何应钦亲自指挥，会同庞秉钧、冯钦哉两个军，共计十五万人马，四面合围抗日同盟军，务要将其斩尽杀绝。同时，蒋介石委派马伯援赶赴张家口，强迫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政令统一。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化，贻华北以无穷之患。”冯玉祥仰天长叹，被迫发表通电，表示：“国难严重，不忍自相残杀，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随后，冯玉祥挥泪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带领数名亲随离开张家口，返回山东泰安隐居。

与此同时，何应钦率领十五万国民党精锐部队，与一万日军、二万伪军互相配合，向仅剩一万余人的抗日同盟军重重围逼，大开杀戒。

冯玉祥离开后，吉鸿昌和方振武坚持斗争，誓死反蒋抗日。然外援完全断绝，粮弹极度匮乏，强敌四面紧逼，处境极其艰险。吉鸿昌、方振武不愧为中华好儿男，联名通电全国，表示：“我们反蒋，是因为他卖国。我们抗日，是要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杀灭倭寇，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方振武就任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率部誓师，称：“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已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随后，方、吉指挥近万人的抗日队伍顽强拼杀，冲破敌军重围，艰苦转战两个多月。

在最艰难的时刻，吉鸿昌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多次派人与河南的抗日同盟会高树勋部联系，计划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豫东一带建立苏区；但却因敌军四面围追、堵截而未能如愿。

十月中旬，抗日讨贼军行至小汤山一带，再次陷入商震、庞秉钧、关征麟等部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方振武、吉鸿昌率部与敌血战竟日，终因弹尽粮绝，部队死伤惨重。方振武、吉鸿昌力竭被俘，部队被消灭。方、吉在被押解途中侥幸逃脱，潜往天津。蒋介石立即悬赏缉拿。方振武隐姓埋名，逃往湘江。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追踪、绑架，押往北平陆军监狱监禁。

抓住了吉鸿昌，蒋介石闻之，不由得暗自窃喜。蒋介石的逻辑是：“抗日有罪，爱国该杀。”他授意北平军政委员会，专门组建军事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吉鸿昌开庭审判。

在法庭上，吉鸿昌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感到无尚光荣。”法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无需多问，便匆忙宣布：“吉鸿昌犯有违抗军令、擅自抗日罪；加入共党，煽动赤化罪；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34年11月24日，雪后初晴，寒风刺骨。吉鸿昌一身戎装，外披大红斗篷，在一群特务的押解下，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刑场设在北平陆军监狱后院，院内积雪满地，冰挂树梢。吉鸿昌走到院子中央，伸手折下一截树枝，俯身弯腰，在雪地上写诗一首。诗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讫，吉鸿昌挺直身躯，环目四顾，神情威严。面对身旁的特务，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抗日是民族大义，是光明正大的革命事业。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后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特务被其威严所震慑，匆忙搬来一把椅子。吉鸿昌慨然就座，昂首挺胸，又大声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的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黑枪。蒋介石是大卖国贼，我要亲眼看着他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其凛凛神威、雄雄气概，令身旁的特务们瑟瑟发抖。特务们在他面前哆嗦着举起枪时，吉鸿昌怒斥道：“草包，手不要发抖。”随即厉声高呼：“抗日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共产党万岁！”在这气壮山河的呼喊声中，共产党员、抗日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民族英雄吉鸿昌，光明正大共产党。遗恨未能抗日死，大义凛然赴刑场。从容就座不倒地，要看子弹穿胸膛。转赴阴曹招旧部，化作天兵斗老蒋。

这才是：英雄未能死沙场，却被残害在刑场。四万万人齐下泪，中华民族哭国殇。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