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三回 毛泽东智胜当局 李大钊拜会总理（上）

第五三回毛泽东智胜当局李大钊拜会总理（上）

话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便积极筹谋开展党的工作。他决定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二是深入到工人之中，宣传、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计划深思熟虑，办事有条不紊。不久，经徐特立老师介绍，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聘为国文教员。他随即辞去一师附小校长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

毛泽东与何叔衡反复商议后认为，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壮大党组织，就必须建立一个学习和工作的合法场所。于是，他们多方筹措经费，租借场地，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并在办学宣言中宣称：“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重劳动，接近工农两大阶级。”学校创立后，很快便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入校。

有了合法职业做掩护，毛泽东即着手组建了湖南省共产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支部租下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处小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位于城郊，地方比较偏僻，附近住有数家菜农。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搬到清水塘居住，负责支部的领导工作。

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草鞋，经常深入到工区、棚屋之中，同他们谈心交友，解惑启智。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同时，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专、工业学校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在毛泽东的辛勤培育下，夏曦、郭亮、陈昌、刘少奇、夏明翰、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一大批热血青年相继入党，并成为湖南革命的中坚力量。

半年之间，湖南的中共党员发展到三十余人。毛泽东和何叔衡抓住时机，在湖南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任委员。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杨开慧实际上担任了区委的机要秘书和联络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重点在于争取湖南劳工会。湖南劳工会原是一个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团体，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毛泽东详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掌握了争取该组织的有利因素。原来，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品德纯洁。黄爱还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相识；又曾参加过天津的觉悟社，与周恩来交情甚深。其时，劳工会领导的第一纱厂维权斗争遭到失败，急需要政治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与其联系，并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恳切交谈。毛泽东循循善诱，层层启发，提高了黄、庞二人的思想觉悟。毛泽东希望他们整顿组织，加强团结，增强劳工会的战斗力，并提出建议：“劳工会的目的不能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必须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要养成工人阶级的觉悟，谋取全阶级的根本利益。”“改变旧的行会式松散管理方式，建立民主选举产生的精干办事机构。”“积极筹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为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做好经济准备。”

毛泽东的建议如同穿云破雾的灯塔，照亮了劳工会的航程。黄爱、庞人铨完全赞同，积极采纳；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行会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堂会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并邀请毛泽东担任会务助理。在毛泽东大联合思想的指引下，劳工会迅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是年底，中共中央局发来指示，要求湖南党委组织反帝大示威。原来，美、英、法、日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了所谓“共同支配中国”的协议。中共中央局立即指示各地积极展开抗议斗争。毛泽东接到中央局指示后，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了长沙一万多名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会议。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游行总指挥。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劳动者大团结。游行规模之大，组织之严谨，彰显了工人阶级的高度政治觉悟，也使黄爱、庞人铨成为众望所归的工人领袖。

工人运动的兴起，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无比嫉恨；他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急欲除之而后快。不久，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与军警直接发生冲突，遭到逮捕，被赵恒惕下令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黄、庞遇难后，毛泽东深为悲痛，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指派李立三赶往上海，向中央局汇报情况，并向各界人士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篇累牍，掀起了追悼黄、庞，声讨赵恒惕的浪潮。

血的教训使毛泽东进一步深入思考，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必须依靠和培养骨干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合法的形式做掩护。经过多次深入考察，毛泽东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安源。

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一万七千多名工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便于湖南党组织深入矿区，加强领导。毛泽东长期关注安源，了解到该矿工人劳动强度大，却工资低微；安全无保障，伤亡事故频发；深受残酷压迫的广大工人，急切渴望着脱离苦难。毛泽东不辞劳苦，三次携带李立三前往安源，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疾苦交朋友。夜晚则举办补习学校，发现和培育骨干。毛泽东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比方道：“路上一块小石子，大老板随便踢一脚，就可踢开。如果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工人的‘工’字，很有讲究。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阶级，只要我们抱成团，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下，一批先进骨干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不失时机的成立了安源路矿党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随后，毛泽东返回长沙，又选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陆续到安源开展工作。

毛泽东特别重视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他反复告诫李立三等人：“既要打狼，又不能被狼咬伤，要讲究斗争的策略。不能单纯斗勇，更要注重斗智。”“要充分利用工人补习学校，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辟政治运动。”据此，李立三在安源利用办平民教育的名义，开展活动。他通过关系多方了解，得知萍乡县知事是前清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便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得以公开成立，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工人的活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劳动节”工人游行时，有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毛泽东立即告诫大家：“此事欠妥。不能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注意保守党的秘密。在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既要积极开展工作，又要谨慎稳妥，避免无谓的牺牲。”

此后，工人俱乐部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日渐增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和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分析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毛泽东为罢工制定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了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的胜利，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的条件，签署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有权代表工人等协议。

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锻炼了工人队伍，涌现了一批优秀骨干。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此良机，吸收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党团员人数达到一百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