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吴野

我们读过不少研究巴金作品的论文,也读过许多记叙巴金的活动,或叙述自己同巴金的交往经历的散文。它们在了解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方面,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在这些散文中,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的韵味。

李致是巴金的侄子。他们先后在同一个家庭里出生,在几乎相同的社会氛围中度过各自的青少年时期。李致的父亲是巴金的大哥,是巴金怀着深深的眷恋与惋惜之情在《家》里描写过的人物的原型。从1981年开始,李致先后写了多篇散文,记叙按家族习惯他称之为“爹”的这位叔父,发表于多家报刊。这些文章,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福建泉州黎明大学编辑出版的《巴金研究》于1994年第2期还曾将《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带来光和热的人》《仅有的四封信》《巴金的心》等,集中地再次给以发表。写得最早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还曾被成都市一些中小学采用,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人生教育的好教材。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这些感情真挚充沛、行文流畅自如的散文,也颇具欣赏价值。文章里流淌着浓浓的亲情与由衷的敬仰,透过那些生动的细节,如见如闻的描述,我们不但看见了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巴金之所以被称为“世纪的良心”的深层原因。

童年的回忆是温馨的,也是凄苦的,因为那正是“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当李致娓娓叙述由他的父亲、母亲、三爸、四爸(巴金)和五爷爷(《家》中克定的原型)等人组成的往事时,旧成都那种内地城市特有的陈腐气息开始在我们四周涌起。在这片浓雾似的氛围中,我们看见了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成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它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它似乎又正是巴金在《家》里所构筑的那个艺术的世界,觉慧就是在那个世界中挣扎着突围而出的。可以说,读李致记叙巴金和李氏家族旧闻的散文,犹如浏览一部心灵的发展史,是巴金的心灵发展史,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李致的散文既是纪实的,也是抒情的。读着它们,你不能不想到巴金在早期创作中一再描绘过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巴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中成长。内向的执拗的性格,使他总是专注地直面现实,进行深沉的思考,寻求人生的答案。不管现实是多么丑恶,多么令人痛苦,他也绝不闭上眼睛,掉过头去。他经历了太惨重的心灵痛苦,包括他挚爱的大哥(李致的父亲)不堪社会、经济和心理的重重压力,在李致才一岁多时便决然自杀;包括他的才华初露的三哥李尧林,为了以微薄的薪水支撑远在成都的家人的生活,积劳成疾,四十岁便溘然病逝,终身不曾结过婚。如巴金所说,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这一切,使巴金从踏上文学之途开始,便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后来说过:“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敌人是谁呢?“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六十年写作生涯,九十年人生苦旅,他始终不改初衷,无怨无悔。不理解他所来自的社会历史背景,怎能体会到其中的分量?

李致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1年的事。那时,巴金已经是鲁迅所说的“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李致仅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少年的目光是清纯的,没有贵贱荣辱的功利考虑。在少年李致眼中,巴金不过就是自己的叔父,只是与别人多少有些不一样,是一个不向祖宗牌位磕头,爱读书,爱写作、爱孩子的和蔼亲切的“新派”四爸。巴金在少年李致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四句赠言,给了李致的一生以很大的影响,也明快地揭示了巴金的人生信念: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在当时,也许人们并不特别重视这四句话,尽管少年李致十分喜欢它,还央求母亲把它裱糊成一个小小的单条,悬挂在书案前早夕观赏。但是,在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在经历过毁灭文化、摧残人的尊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几乎人人都被迫说过那么多假话之后,人们才格外强烈地感受到“说真话”的分量与不易。当巴金的《随感录》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后,整个社会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憾。巴金在严酷地解剖自己,人们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是巴金在1980年写下的话,但这绝不是巴金在“文革”后才有的认识。联系五十多年前,他题赠李致的四句话,可以明白地看出,讲真话,做好人,活得认真,活得真实,其实是巴金执着的人生信念,是他毕生的不懈追求。正因为如此,巴金才会成为得到亿万读者热爱的伟大作家。

由于叙的是家事,讲的是真情,李致的文笔平实而从容。情节不完整的不勉强增添,任其自然,印象深刻的细节描述得生动鲜明,其间再穿插以作者自己的人生感触,读来便愈觉如品香茗,清心沁脾。李致自己本是资深的文化人,多年从事文艺书刊的编辑以及宣传、文艺工作,见闻既多,感受亦深。他尽力撇开晚辈对长辈、后学者对大师的崇敬之词不用,白描式地勾勒巴金的行为言谈,朴实地描述自己获得的印象,力求从亲情中写巴金声容笑貌,从理解中画巴金人品精神。收入《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的,巴金在1987年12月13日给李致的信中,曾经感慨系之地谈道:“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金的这些话当然不单单是指李致的上述散文,但也足以帮助我们掂出李致记叙巴金的这些散文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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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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