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叔侄

巴金叔侄

◎周禄正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缘相逢，戏中难求！在我国家喻户晓的《百家姓》中，假若要我寻找哪一个姓氏与魏明伦有缘，那就是“赵钱孙李”的最末一个字。据我所知，魏明伦这一辈子与姓“李”的人缘分不浅。极力支持他，与极力压制他的人都姓“李”！支持他的是李家叔侄。叔叔叫李芾甘——即文坛泰斗巴金；侄儿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致。如果说吴祖光是他的“恩师”，余秋雨是他的“恩友”，那么李致便是他的“恩兄”！

巴老是魏明伦最为仰慕的四川老乡。从小爱读巴金先生的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替觉新担忧，替瑞珏伤心。李致的父亲便是巴老的大哥李尧枚，是巴老《家》中主人公“觉新”的原型。李致另一个小叔叔李济生，与巴老同住上海。1982年，魏明伦从四川老记者车辐那里得阅李济生的来信。信上说，巴老从电视预告中获悉，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魏明伦编剧、自贡市川剧团演出的《四姑娘》。老人很早就守候在电视机旁，全神贯注看完此剧，非常满意，并托李济生向剧作者致意。

1983年10月，魏明伦应上海戏剧节之邀赴沪讲学期间，到华东医院探望巴金。老人白发苍颜，精神矍铄。他一见魏明伦就说：“你写的戏，我在电视里都看了。《四姑娘》《易胆大》《巴山秀才》，你连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巴老鼓励魏明伦多思考，说真话。写好戏。

第二次魏明伦与巴老见面，是由李致牵线搭桥。

1987年金风送爽的时节，八十三岁的巴老从上海回到四川，又从锦水之滨来到釜溪之畔。他在侄儿李致的鼓动与陪同下专程到自贡，一是看恐龙，二是看川剧。魏明伦闻讯赶往宾馆探望，见巴老衰老虽加，但真诚不改，与魏明伦拉起家常话，念念不忘几年前他俩在华东医院促膝谈心。并说：“这几年自贡的川戏特别著名，是你写的几个剧本，把自贡打响了！”魏明伦笑着告诉巴老：“我写《潘金莲》，把您老也写进去了！”当即朗诵剧中唱词：

比较学，跨朝代，

巴金之《家》联想开！

冯乐山可似张员外？

鸣凤金莲同悲衰。

三少爷觉慧今何在？

宝二爷与三少爷共一胎……

老人听着，露出会心的微笑。那天晚上，魏明伦陪同巴老观看剧团演出《易胆大》等大型剧目中的四个折子戏。巴老神采焕发，兴味盎然。当《巴山秀才》《迂告》一折中秀才临死还在纠正总督念别字时，引起老人一阵阵笑声；当《潘金莲》《追求》一折中几句帮腔：“关二爷，偏不似怜香惜玉的宝二爷！”当即引起巴老共鸣，向魏明伦低语：“在中国，封建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川剧《潘金莲》形式荒诞，内容很深刻。这种探索应该肯定。”演出过程中李致几次提醒四叔巴金：“身体受不受得了？还看不看？”巴老戏瘾甚大，目不转睛盯住台上说：“不要紧。看戏，看下去。”“文革”以后整整十年，巴老因年高多病，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在海外，他都没有进剧场看过一次戏。这回却在李致的陪同下，破例到小小的自贡剧场过了一次戏瘾，坐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次日清晨，李致特意告诉魏明伦，巴老要送书与他。当魏明伦前去送行时，老人把一卷长篇名著《寒夜》送与魏明伦，并再一次嘱咐：“你不但努力，而且胆大，这很难得。我希望你多出新作，希望川剧振兴。”巴老挥手告别时，特别关照魏明伦少抽烟，爱护身体。以后，又几次通过李致、车辐，促明伦戒烟。1995年，魏明伦果断地把烟戒掉。这与巴老的敦促不无关系。

1983年，李致刚出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管振兴川剧工作。一次李致陪同阳翰笙、陈白尘等著名剧作家去宜宾观看川剧《草莽英雄》，原定计划看了戏应回成都。正好这时魏明伦与南国合著的《巴山秀才》上演，自贡市文化局派人到宜宾请他们一行来自贡观看。李致立即拍板，全力促进阳翰老等前来。李致与魏明伦一见如故，对《巴山秀才》更是情有独钟。看完之后便直呼魏明伦为“巴山秀才”，称其夫人丁本秀为“秀才娘子”，一直叫到如今，李致本人也成了魏明伦剧作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之一。作为“振兴川剧”的成果，在许川、李致为代表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巴山秀才》从自贡演到北京、上海、南京，从剧院演到学校，李致既陪专家学者领导看过这部戏，也陪普通学生一般观众看过这部戏。给李致最深的印象是周扬看完《巴山秀才》后，拉着魏明伦的手说：“戏写得很好，特别是孟登科死前说‘醒时死，死时醒’，我感受太深！”让李致感受更深的是，不仅老观众喜欢魏明伦的戏，青年观众也是如此。他曾和大学生一起看《巴山秀才》，大学生的反应非常敏锐。李致后来在《川剧大功臣》一文中高度评价魏明伦说：

他的戏上座踊跃，一开演则鸦雀无声。观众随剧情发展，或放声大笑，或突发惊叹，或伤心流泪。戏剧欣赏水平较高的上海观众，谢幕很难收场。故事情节，都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大悲大喜，跌宕起伏，观众不愿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看后历历在目，叫人难以忘却。唱词和台词，或引经据典，或用民间俚语，或采现代流行词汇，把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他敢于创新，作了各种探索，真正做到“一戏一招”。他用“曲高和众”赢得观众，不媚俗不搞品位低的东西。我十分赞同四川一位剧评家说的：“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明伦能使他的戏迷人，迷到“一见钟情”的程度。

李致对《巴山秀才》不遗余力地扶持，算得上是锦上添花，他对魏明伦戏剧创作探索阶段的支持，就属于“雪中送炭”，也就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早在魏明伦创作《岁岁重阳》时，因导演采用无锣鼓纯音乐演出，便曾受到一些非难：“难道以后川剧都不要锣鼓了？”李致就明确指出：“并不是所有川剧以后都不用锣鼓，这种探索也是允许的。”他对《潘金莲》《夕照祁山》这两部引起不少争议的作品更是加意呵护，显示出非凡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这不仅是在“雪中送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叫作“玩火”——对那些眼中把“官帽”看得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样做对仕途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致深知这“炭”“火”不是送给魏明伦一个人的，而是送给整个川剧界的，因此也就不顾个人安危了！通过《巴山秀才》演出所获得的效果，让李致敏锐看到：魏明伦的出现把川剧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川剧从表演的丰富发展到剧本的精致，现已经达到了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两者交相辉映双双出彩的艺术境界。但是，作为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成员，李致与魏明伦同样十分明白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对影视的竞争，川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不探索不改革，便是坐以待毙，无异于慢性自杀。魏明伦创作《潘金莲》正是朝这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无非是为其注射“强心针”或寻找“还魂草”，其目的正是为了挽救川剧的没落与衰败。正因为如此，李致与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不怕招惹非议，敢于冒着风险，对探索性剧目《潘金莲》表现出十分宝贵的宽容胸襟与扶持举措，并把《潘金莲》调到成都公演十二场。李致专门发表了一篇旗帜鲜明的文章《要鼓励探索》，义正词严却又心平气和地指出：“对《潘金莲》的争议比较大，但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把它调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贡市川剧团的探索与试验精神；二是活跃川剧舞台。有同志不赞成，说‘调《潘金莲》到成都演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诞的！’有这么严重么？可能是开玩笑的。要允许人家探索和试验嘛。”1987年初，四川省与自贡市都有人借“反自由化”之机，以《潘金莲》作为突破口，想把魏明伦当成“自由化代表人物”一棍子打死。当时香港影视剧艺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移植搬演《潘金莲》，邀请魏明伦到香港去观看首演，却有人暗中干扰，故意刁难，以致过了首演日期还没能办好护照等相关手续。后在许川、李致、刁金祥等几位开明领导的关怀下，才得以成行，赶上了第二轮演出。自贡市官方有人竟把这种“为剧作家创造和谐宽松环境”的正确立场、开明态度，诬为“许川、李致一贯右倾”，此一类偏见真是“左”到了极端。

对于另一个有争议的剧本《夕照祁山》，李致更是热情扶持。此剧尚未问世之前，省剧协一位主席既没看演出，更没看剧本，便在自己掌控的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罗织种种罪名。李致却对这个遭受非议被打入“冷宫”的剧目异乎寻常地偏爱。他告诉魏明伦：细读这个剧本，夜不能寐，与老伴披衣传阅，吟诵起来，唤起他俩年轻时读曹愚剧本的感觉。魏明伦自谦“老大哥此语，实乃过誉”。我则以为感觉相当准确，表述恰如其分。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只要烹饪出的是一道好菜，不论是宣传部长、还是普通读者，都会拍案叫好。所不同者，作为书香世家的李致，更能充分品尝出常人难以完全体会出的那种阳春白雪的高洁大雅韵味。从改革开放以来，魏明伦所创作的九个大戏，无一不是实践了他的独家宣言：“我从少年习作以来，早就有感于此。立志苦吟成戏，自定戏文‘指标’：戏剧性与文学性并举，可看性与可读性兼备。台上可演，案头可读。八字口诀，两‘可’之间。不敢自称诗剧，力争接近诗剧。”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毫无疑问当属《夕照祁山》。其文学性特强，也难怪为李致所激赏。但李致欣赏《夕照祁山》，又何曾仅仅在词章优美上？大约还与他肩负领导“振兴川剧”的重任有关。在内心深处，他和剧作者魏明伦的痴迷川剧、热爱故乡的感情，与诸葛亮“忧心国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某些相通相似。我敢于大胆断定：在《夕照祁山》剧中诸葛亮的这些唱词：“鼎盛春秋飞旋去/挽啊/挽不回黄金时节/去也/全去也/剩荧荧灯影/萧萧落叶/落叶归根不得/集酸甜苦辣忆蜀国/都江堰水灌田野/蜀锦织女摇纺车/井盐辘轳转日夜/僰人悬棺暮云遮/川酒醇/川椒烈/川肴美/川味绝/川语如橄榄/川歌似甘蔗/川人尽桃李/川情赛松柏/拜别/诀别/黄泉无限川江变/来生再做蜀川客……”在某种程度上便是李致与魏明伦自身心情的真切写照。如果不是对振兴川剧事业的高度关怀，不是对自己家乡四川的深深眷恋，李致是不可能深深理解魏明伦在这些诗句般唱词之中蕴藏的深邃意境。因此，魏明伦在谈起李致时说出这样深情的话：“我俩之间，不套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比喻，更像是高山流水抚琴与听琴的关系。”

在魏明伦的心目中，李致是一个老大哥，更是一个大好人。他没有白衣秀士王伦的鼠肚鸡肠，他有着及时雨宋公明的宽宏大量。他偏爱魏明伦的剧作，却并不厚此薄彼。只要是好作品，不论是哪个剧作家，他都是全力扶持。为了振兴川剧，他风里来雨里去，对于上演的新戏，只要是能去看的，想方设法也要去。他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看戏时与观众打成一片，甚至远比观众辛苦。戏完之后时间很晚，在上台看望演职员工之后，有时还要拉上几把椅子，在舞台上围个圆圈坐下来开会征求意见。即便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对魏明伦剧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戏剧评论家，李致也并不“横眉冷对千夫指”，在为魏明伦的剧作鸣锣开道时，李致却又实实在在“俯首甘为孺子牛”。

但李致对魏明伦也并非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对魏明伦的“索取”除却要他多写好戏之外，便是向他“索取”著作。不过李致向魏明伦的这种“索取”，倒十分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魏明伦曾名为“诉苦”实为得意地说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么都不要，就是要书！他要书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贪财者索贿，爱书者索书！人各有志，本性难移。我只有二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种。最近我出了两本新书：《魏明伦短文》和《图说名家格言（魏明伦卷）》。他打了几次电话索取，又迫不及待，亲自爬上我家三楼，气喘吁吁，伸手要书。他爱书，我爱他！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酒对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我与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读书兴趣浓如酒。”

李致能成为一个坦荡敦厚的真君子大好人，与他四叔巴金几十年来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据李致回忆说：1942年，已经成名的巴金回到四川，很多年轻人都拿着“纪念册”来请巴金题词。十多岁的李致也过来凑热闹，没想到巴金并没有拒绝，还在侄儿的本本上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几句朴实无华却又饱含哲理的话，影响了他整整的一生。巴金给李致写这段题词早在六十多年之前，魏明伦刚刚出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与魏明伦的为人之道不谋而合，也成为李致与魏明伦两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点上，李致老大哥与魏明伦小老弟有着最根本的相通点：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人生观，使他俩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既能共富贵，又能同患难，真正做到了风雨同舟，手足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