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版后记

2003年版后记

看完本书校稿，要说的话已不多了。

为什么要写巴金的做人？我在《要有信仰》中有一段话：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部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提笔，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版了巴老的传记和评传。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诉。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至于写作的过程，在我的散文集《昔日》的《后记》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写作一般总是从自己熟悉之人和事入手。巴金是我的四爸，更重要的是我赞同他的许多主张。我第一篇写巴老的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鉴于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因此我用李国枚为笔名。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一家《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只得婉拒了。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中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该文，并把笔名李国枚换成本名李致，在李致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颇有被“曝光”之感。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李致之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由于发表时独立成篇，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某些地方难免重复，请读者谅解。体例和某些称谓不完全统一，为当时行文所需；为保持原貌，此次结集也未加修改。唯一可告慰的是：我忠于事实，绝不加以创造。如有误记，将尽快改正。这是我写这类文章必须遵守的原则。

多年来，由于大家尊重巴老，我的文章被一些报刊转载或被选入书，这是好事。但被选用时，有的不事先通知，以致未能刊用我的修改稿，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个别失误（如把时间弄错）得不到改正。有的虽先通知，我挂号寄去修改稿，但刊出的仍是没改动的原稿。最使我尴尬的是，把我的几篇文章揉成一篇长文，另取题目，使读者误以为是我的新作，看后失望。为了对读者负责，我期望自己的权益能受到保护。

写巴老必须学巴老，不能只言不行。我随时以此提醒自己。

巴老今年进入百岁，谨以此书献给巴老。尽管巴老卧病在床，我深感自己的心和巴老的心将永在一起。

2003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