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我的好师长、好朋友

李致——我的好师长、好朋友

◎张宁佳

光阴荏苒，转眼间“振兴川剧”在春的尾声中已走过二十个年头。二十年前的我，还是一个扎着一对“小鬏鬏”、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的小姑娘。在我奏响事业序曲的第一个音符时，“振兴川剧”便沉沉地刻在了我的心底。我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和奋斗目标，在戏曲舞台上挥洒辛勤的汗水，心甘情愿地做一棵为“振兴川剧”奉献自己的一丝新绿的小草。就在那时，我认识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师长、好友——李致。

第一次看见李致是在振兴川剧刚刚开始的一次人才交流会上。我从未经历过那么大的场面，来了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大领导。他们和我握手，我紧张得要命，只想逃避。这时，一个阿姨走过来看了我一眼便问：“丫头，你是不是扮演《芙蓉花仙》的小张？”我点头称是。于是，她牵着我的手来到领导面前，首先把我介绍给了宣传部副部长、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李致。后来我才知道，那位阿姨是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黄启璪同志。

李致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子不高，却有一种高大的气质。看得出来他非常喜好川剧，对许多经典折子戏不仅清清楚楚，并且对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能说出些门道，这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我暗中猜想他看过我演的《芙蓉花仙》吗？他会不会喜欢我演的戏？管他的，没有看过更好，我会尽力去感染他。

第二次见到李致是在第一届川剧调演的舞台上。由我主演的《芙蓉花仙》是一出唱、念、做、打并重的戏，有许多翻腾技巧要在舞台上完成，因此，演这个戏对我来说是很累很累。演出结束时，领导上台接见演员，我又见到李致。他紧握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从他眼里我看见了信任与兴奋。当时，什么辛苦、什么劳累都消融在他的称赞和观众的一片掌声中。我获得了首届川剧调演的表演奖，并且是获奖演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时只有二十岁。

第三次见到李致是在总结《芙蓉花仙》的研讨会上。他对《芙蓉花仙》这出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出戏为振兴川剧增添了春天般的气息，台上一群能歌善舞的年轻演员带给观众青春的活力，振兴川剧需要这样的活力。

第三次见面，我深深地感受到李致对振兴川剧倾注了他满腔的心血，特别是对我们年轻演员关怀备至。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年轻虽然是演员的本钱，如果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本钱只能用短短几年。多看书、多学习能延长艺术生命。”虽然当时我不太明白这究竟有多重要，但我记住了。1984年1月，《芙蓉花仙》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故事片。在拍摄过程中我才知道知识对演员理解人物是何等重要。我决心拍完电影之后进学校深造。我急切地把这个想法告诉李致，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记得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李致的办公室里，我向他倾诉我想读书，想学习民族声乐的愿望。李致问我：“你刚刚二十二岁，正是做演员的好时光，退下舞台你会不会后悔？”我说，我会很痛很痛，但我不悔！我会用心去读书，用知识去填充、化解离开舞台的失落与惆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肯定的目光认同了我的决定，并希望我今后能成为一名教师，通过学习声乐，在川剧声腔上有所作为。那一次谈话成了我事业的转折点。在李致和张仲炎（现文化厅厅长）的关怀下，我顺利地考进了四川省舞蹈学校歌剧班。在四年的学习中，我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李致与《芙蓉花仙》主演张宁佳在日本

我没有辜负李致对我的期望。1990年，“芙蓉花”剧团访问日本，剧团和李致共同商定由我担任该剧的主角，我用圆润的嗓音、成熟的唱腔、声情并茂的表演感染、陶醉着广大的日本观众。就在演出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出国之前，剧团曾对我承诺，演出归国后将为我在北京举行一个专场演出，争取梅花奖，到了京都后我才知道剧团改变了承诺，取消了北京的演出。当时，我急了，不顾李致已午睡，敲门把他叫起来向他“求救”！我气愤地说：“剧团不讲诚信，我也可毁约。从现在起我就罢演！”李致严肃地告诉我：“发脾气可以，罢演决不允许！”他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梅花奖在演员心中有着崇高的位置，他也非常希望我能摘取这朵令我向往的梅花。“可是剧团与你的协议是小协议，中国演出公司与日本文化财团的协议是大协议，尽管委屈了你，小局必须服从大局，你必须战胜自己，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很伤心，流出了眼泪。面对尊严、面对众多的日本观众，我战胜了自己。李致对我的教诲让我明白：得奖与做人相比，做人更重要。我虽然永远地失去了夺取这朵“梅花”的机会，但我感觉很值！我用这样的方式通过了李致对我进行的特殊考核。大阪演出时，日本观众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掌声中，他笑了，我热泪盈眶……

二十年前李致几乎没有白发，二十年后他几乎没有黑发。我曾用最朋友的语言问他：“在你参与振兴川剧的过程中，累不累？”他说：“累。”我又问他：“你觉得值不值？”他说：“值。”我真的被他感动了。我在心灵深处默默地为他祈祷、祝福，我的好师长、好朋友——李致。

2001年4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