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风雨结戏缘

几度风雨结戏缘

◎陈国福

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川剧界曾出现三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老艺术家们习惯以“老板”尊称之：一位是已故的成都市原市长李宗林，另两位则系中共四川省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已故的李亚群和健在的李致。三位“李老板”在历史风雨中前后衔接起来，可以说，便是当代川剧发展史的浓缩。

1978年春，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亲切接见被“四人帮”迫害的川剧名老艺人，观看被“四人帮”禁锢多年的川剧优秀传统折子戏并作重要指示，从此揭开了中国戏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篇章。为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有关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于1982年7月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李致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十年间为具体落实“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尽心竭力，在戏曲界广有口碑，至今犹令人敬佩不已。

峥嵘岁月老部长

“振兴川剧”的号召传遍巴山蜀水，各地、市、州、县的党、政、人大、政协迅速行动，排演出一个又一个新创剧目或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为筹备全省性的会演活动，李致与省委常委黄启璪、省文化厅副厅长郝超、振兴川剧领导小组艺术顾问席明真等带头看戏，还有宣传部文艺处严福昌、张仲炎，省文化厅艺术处、录像室有关同志，以及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办公室于一、叶春凯、陈国福等，组成强大的审看小组前往各地。铁路沿线还算方便，最苦是川东与川北。比如一次由成都去蓬溪，继经营山去南江与通江，再转巴中与达县。碎石面黄泥巴铺就的乡村马路，落雨泥泞，晴天扬尘，旅途劳顿，不言而喻。常常是晚上看戏，戏毕酝酿至凌晨，次日上午座谈，下午赶路补瞌睡。李致与同志们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由管川剧、看川剧、爱川剧进而懂川剧。那段时间，无论大小会或是与人闲话，李致言必川剧，屡谈不厌，也算入乡随俗。比如，每次观看演出，他都要提醒大家莫学《易胆大》中的“麻五爷”，众人都按时进剧场坐下了，你才姗姗来迟，剧团才敢演出。

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中国，正值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新时期，犹如大自然的季节变化，红梅报春，但坚冰待破。人们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往往导致艺术审美中杯弓蛇影，谈虎色变，由《红梅赠君家》引发的一场大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李致充分肯定这是一个优秀传统剧目，作为川剧高腔四大本之一，《红梅记》源自明代周朝俊的同名传奇，曾于50年代由熊丰整理为上、下两本，周裕祥导演，分别由张巧凤与刘又全，许倩云与曾荣华主演，受到普遍好评。进入历史新时期，著名川籍音乐家沙梅倾数十年的艺术积累，以李慧娘与裴禹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整理为一本，并为之重新谱曲并配器，力图在川剧音乐方面有所突破，由成都市川剧院刘芸与晓艇主演。尽管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首先应当宽容、允许和支持，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李致代表宣传部，支持四川电视台播放该剧舞台录像，以便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出于同样的目的，后来还将自贡市川剧团排演魏明伦的荒诞戏《潘金莲》调到成都演出，这个戏的争论更大，有时甚至尖锐对立。这在今天看来，其实不算什么，但在二十年前，要这样善待一个剧团的改革与创新，那可是需要相当的胆识与魄力的！原新都县川剧团（即今成都市芙蓉花川剧团）重排优秀传统神话戏《芙蓉花仙》，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激烈论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同志获悉后，李致曾陪他前往东郊木材厂俱乐部观看，给予剧团以极大的支持。李致始终不渝地强调一点：“改革的任务既艰巨又重大，而改革却没有现成的良方（如果有了，也就无所谓改革了）。因此，改革的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探索，就必须有所探索。改革、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个经验的积累与实践的检验过程。探索的方式与方法应多种多样，改革试验也应不拘一格。”李致一次至上海，曾登门拜访沙梅，希望老人家关注振兴川剧，继续帮助川剧进行音乐改革。

1986年10月，在竞华收徒仪式上，李致曾说：“竞华同志是川剧表演艺术家，无论唱腔和表演，有许多独到之处。有她这样的教师，还有陈书舫、袁玉堃、周企何等诸位名家，不仅可以培养出名角，还可以发展川剧艺术流派。”尊重老艺术家的另一方面，便是关心老艺术家。李致多次吁请有关部门特别照顾生病的老艺术家，曾一度得到落实，阳友鹤、周裕祥、竞华、张光茹等在重病期间，都住进了干部病房，得到精心护理和治疗。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俨然巨大的精神支柱，促使他们为川剧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又一代老艺术家出现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面前，亟待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戏以人传的民族戏曲，才能绵延不断，继往开来，新人辈出，欣欣向荣。与之同时，李致还十分关心投身戏曲事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中有剧作家、剧评家、戏画家。他曾为徐棻《探索集》、张鸿奎《戏剧人物画册》、李远强、黄光新《好一朵芙蓉花》、唐思敏《川剧艺术管窥》、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陈国福《一世戏缘》以及“川剧文化丛书”撰写序言，并强调指出：“川剧评论家是振兴川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十年来，他们对振兴川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廖友朋、王诚德、陈国福、刘双江、邓运佳、杜建华等许多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显示了他们对川剧艺术的奉献精神。我为有这些朋友感到荣幸，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成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当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致曾多次率领川剧团进京或出国，为宣传川剧，扩大川剧的影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曾在北京工作多年，与首都文艺界十分熟悉，特别是与曹禺的关系，因巴金尤其亲密，向以“万叔叔”呼之。1983年10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进京演出团在首都汇报演出，曹禺事前向李致表示：“万分欢迎，我与（李）玉茹将多多学习，多观摩，一定要写篇学习心得，表示欢迎。”曹禺看了好几个戏，主持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听罢李致介绍振兴川剧情况，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又撰文赞扬振兴川剧“有如空谷足音，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行动即将来临。”事后还写信给李致：“振兴川剧来京演出，大得成功。奋发首都戏剧界，确立信心，至可庆贺。”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鲁刚根据市委宣传部部长徐惟诚的意见，约请李致向直属艺术表演团体有关人员介绍振兴川剧情况。1986年4月，四川与上海举行首届文化交流，李致与上海文化界过从甚密，由他出面请来陈沂、黄佐临、杜宣、黄裳、程十发、谢稚柳、沙梅、郑拾风等名流大家，首场《白蛇传》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1985年6月7日，李致亲率四川省川剧演出团赴西柏林参加第三届国际“地平线艺术节”，在柏林自由人民剧院作揭幕演出，这是“振兴川剧”以来古老的天府之花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据李致日记记载：“戏一开始，场内极为安静，似乎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见。为什么没有掌声？我开始感到不安——以后知道，观众不熟悉中国戏曲，不知该在什么时候鼓掌。但第二场刚结束，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我才松一口气。以后一发不可收，全场共鼓掌欢呼二十多次，谢幕历时十四分钟，形成高潮。鼓掌，欢呼‘阿博（好极了）’！”并以用脚踏地板的声音表示兴奋。面对狂热的德国观众，他们这样热爱川剧，我的眼睛润湿了。我体会到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眼见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的感情。紧接着，演出团巡回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十大城市，演出计二十二场，皆获得很大成功。1987年5月，李致又率团东渡扶桑，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福岗、京都、名古屋、横滨等十大城市巡回演出，总计二十四场，其中东京十天演出十八场，观众共约五万人次。1990年5月，李致率领成都市芙蓉花川剧团再次东渡扶桑，巡回山梨、东京、福冈、广岛、名古屋、高松、大阪、滋贺、京都、神户、奈川、昭和、横滨以及松户等十三个城市演出《芙蓉花仙》凡三十场，观众计六万多人次，两次均受到日本友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和欢迎，“振兴川剧”的丰硕成果蜚声东西方。

激扬文字读李致

1992年，李致摆脱政务，重操旧业。为了抢回因从政耽误的写作时间，他居然赶上新潮时尚，每天端坐电脑桌前，频频敲击键盘，夜以继日地赶写回忆录。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版《往事》（1995）、《回顾》（1997）以及《昔日》（2001）等散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回忆巴金的文章，同时还有若干有关振兴川剧的历史记录，为研究当代戏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李致亲历川剧在浩劫之后的再度辉煌，并且有机会在世纪回眸之中重新解读川剧，深入揭示传统戏曲深蕴的美学价值。这些，都散见于他的散文集中。

“振兴川剧”是20世纪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全国戏曲界引起很大的反响。1983年5月，张爱萍曾为第一届振兴川剧会演填词：“乡音喜闻乐见，古曲今开新面。群星汇蓉城，百花齐放艺湛。堪羡，堪羡，天府新秀千万。”当时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是谭启龙同志。李致在《谭启龙与振兴川剧》一文中记述道：“启龙同志曾多次指示：戏曲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川剧是我们省的瑰宝。我们一定要振兴川剧，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要认真抓到底。1983年夏，启龙同志为振兴川剧题词：‘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这十六个字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务求实效，是说不图热闹，不搞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要为会演而会演，而当时已出现类似的苗头。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是讲戏的质量。没有质量无法竞争，无法赢得观众。这是关系到川剧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启龙同志十分尊重老艺术家。根据他的意见，振兴川剧晋京演出，邀请了十三位老艺术家随行，担任艺术指导并在北京作观摩演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陪同小平同志在人大会堂的小剧场，看了川剧折子戏片断演出，还陪同小平同志与演员、工作人员分别合影。”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川也很重视振兴川剧，李致在一篇《振兴川剧忘不了许川》的文章中写道：“许川同志是江苏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到宣传部以前很少看川剧。从参与领导振兴川剧的工作，他开始看川剧，并动员他的夫人和子女去看。他说，‘慢慢就看出了味道。’”李致还转引了许川在一次干部会上的重要讲话：“四川解放初期，邓小平和贺龙同志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带头看川剧，并指出这是入川干部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问题，要认真对待，认为这才是党的干部应有的态度。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又专门审看了一批被‘四人帮’禁锢的川剧折子戏，予以解放。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为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恳切希望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和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振兴川剧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层层落实，解决剧团的实际问题。要提倡领导同志和川剧艺术工作者交朋友。作为党政和人民‘喉舌’的各级报纸、电台、电视台，要进一步宣传振兴川剧的工作。”李致回首当年，还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位值得怀念的好领导——黄启璪。她曾先后担任重庆市京剧团党支部书记，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分管文艺工作，她热爱川剧，在川剧界广交朋友。1982年7月，曾同有关人员前往自贡观看《巴山秀才》，宜宾的《日月葬》以及泸州的《轵侯剑》。她看戏认真，意见中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此隆重纪念“振兴川剧”二十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川剧在国内外取得的辉煌成就，怎能忘记省委领导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他们的事迹将彪炳中国当代戏曲发展的史册，诚为宣传文化部门负责同志学习的榜样！

川剧无疑是看的或听的，李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读。当然，他让我们读的，不是剧本，也不是剧评，而是20世纪一代大家谈论川剧的片言只语，文字极简而用字极确，琐屑微末之处决不轻易放过，不足千言而尽道其详，实有回味不尽之妙。1983年10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进京演出团的老艺术家们为首都文艺界作专场演出，有陈书舫的《花田写扇》、周企何的《投庄遇美》、王世泽与田卉文的《放裴》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理论家周扬观看演出后曾说：“川剧在国内外，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剧种的影响。”1986年4月，四川与上海举行首届文化交流，在李致引荐下，陈书舫、周企何等前往拜访巴金，并为巴老清唱几曲。老人家听了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1986年举行四川省川剧青少年演员比赛演出，沙汀获悉冉樵子曾据《聊斋·张鸿渐》改编为川剧《刀笔误》，当即指出，“我觉得此公的著作应出专集。”尽管只是一两句话，然而，深衷浅语而令名不衰，他们对民族戏曲体悟之深，为我们揭示出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他告诫我们，向国际友人和青年观众宣传川剧，首先应该看到自身的艺术优势，如果仅仅局限于变脸、吐火之类的纯特技表演，势必产生严重的误导而损害自己，让人在灵犀交会之中同此一慨：“我赞成用特技为川剧吸引观众，但不能丢掉川剧许多更重要的好东西，只强调特技。否则川剧团就成了杂技团。正如不能把内容丰富的川菜，简单说成麻辣烫，又把麻辣烫集中于火锅一身，川剧不等于特技，更不只是变脸。”

李致为若干戏曲著作撰写的序言，体现出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处处率真之心，不失儒者风范，多读几遍会使人忽地心华开发，器识远大，其中有一段至今犹令人深思：“川剧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它的影响已超越省界和国界。我们决不能眼看着这一朵绚丽的花朵枯萎或消失。否则我们既愧对祖先，又有负于子孙。不振奋精神，就不会有这种责任感。哀莫大于心死，不振奋精神行吗？对川剧现状的估计，有许多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成绩显著，前途光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戏曲面临着某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抢救、继承，把川剧艺术保留下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由于认识上的种种盲点和误区，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川剧）正在急速流失甚至濒临消亡；面对西方文化、港台文艺裹挟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少人已是“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不知道珍惜自己身边的文化瑰宝，找不到“振兴川剧”的前进之路。读一读李致有关川剧方面的散文，进行深沉的历史反思并从反思中展望未来，那将是一番“最难风雨故人来”的喜悦，将会帮助我们采取措施捍卫民族的文化根脉，增强我们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