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力行真实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郑涵兮

编者按采访末了,李致老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我带“巴金的侄儿”这个光环。我是巴金的侄儿,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不愿用它作为我的称谓。著名作家我也不愿意要,一看到著名作家,我就想到电视中不为人知的商品被称为“驰名商标”,因为要宣传,不著名才会写“著名”两个字。现在电视台已经规定不能用“驰名商标”了。我笑说,李老师您真幽默。

采访完李老,风云突变,孟夏时节的暴风雨说来就来。刚下楼,站在屋檐下焦灼踌躇,李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需要雨伞吗?”“啊…谢谢,我正愁…”掐断连接,转身回头,李老已经握着雨伞站在电梯门口了。“慢走。”八旬老人又闪进了电梯,细致,利落。院子里的栀子花被雨水冲刷,香味遍地。

一、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说起创作生涯的开端,不得不提起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杨邦杰。那年我12岁,有一天我到他寝室去玩,他翻开《新青年》杂志,给我读了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边读还一边给我解释一些我不懂的含义。他为我读鲁迅的文章,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我对新文学有了兴趣。

在众多作家中,除鲁迅、巴金外,我还喜欢曹禺、何其芳、艾青等人的创作。这些书启发了我,影响到我的写作,我浸泡在书的海洋汲取营养。1943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选入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我所在的私立高琦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刊每年出一次。每一期从目录开始往后算,首先是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接着是校长、主任、老师等等大人们的文章,只有最后一篇是学生的作文。那一年选上了我,这对一个少年来讲是很振奋的事情。此后,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我继续学习写作,共写了百余篇的文章,在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报刊发表,小小说、散文、新诗、评论等文体我都尝试写过。

1948年底,我最后两首散文诗发表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半月文艺》上,艾芜主编。1949年开始,我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全部精力转移到了地下工作上。此后,为了迎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我没有顾上写作。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因为我认识一两个“胡风分子”,我受到审查,隔离达半年之久。审查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思想却被搞乱了。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要反映他们的火热斗争,而我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对工农兵的工作没有接触,我的写作就反映不了“主旋律”,不可能和时代同步。按照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于是我再也不动笔。

只是在1959年,我“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这一年,我正在《红领巾》杂志当总编辑。采访刘文学这个英雄少年后,我们深受感动,赶写出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那一期《红领巾》杂志发行量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都全文刊登,刘文学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话剧、京戏、歌舞等。胡耀邦同志为刘文学题写了“刘文学之墓”……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通讯是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时间检验它是不行的。

1963年,我调到了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总编辑,帮助全国少先队员辅导员开展工作。“文革”时期我先靠边站、被夺权,继被关了11个月“牛棚”,又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再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得到了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我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1992年,我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生活为主,不敢设计什么“宏伟”计划,只能灵活机动: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汇成了后来的“我的人生”。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我生在民国,时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青年工作、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文革”被关过“牛棚”,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五年,又逢改革开放,我感受不少。这些感受既是某段时代的折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打动过我,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自1993年,我开始写“我的人生”至今,累计约有六十多万字了。

我的人生先后汇编为《往事》《回顾》《昔日》等书,以后又按专题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和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等书。书里记录的都是我的经历,不论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向巴老学习,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二、热爱关心下一代

我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从1950年一直到“文革”。我担任过区、市和省团委的少年儿童部长,也做过《红领巾》和《辅导员》杂志社的总编辑,对少年儿童有特殊的感情。

“文革”后期,我从团中央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文革”时期,用扫除“封资修”的名义,几乎所有政治文艺书籍都被封杀了。粉碎“四人帮”,全国面临一个严重的“书荒”。国家出版局在解决“书荒”时,特别关注少年儿童读物。

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我去参加了。那时候全国只有三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天津还有一个“新蕾”出版社。座谈会呼吁每个大区建立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身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我感到必须抓住时机,会后立即行动。我们四川人民出版社有个“少年儿童编辑室”,团省委有个《红领巾》杂志社,两处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编辑。我提议把两家的编辑合起来,成立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省委主管共青团工作的常委张力行同志表示了及时大力的支持,团省委积极赞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应运而生。

我为什么很重视少年儿童的工作呢?

我知道,对下一代是否重视,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家庭是兴旺或衰退的标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鲁迅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他又强调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对只生不教的父亲作过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制造孩子的家伙”,甚至“还带点嫖男的气息”。鲁迅先生这些话,对我很有启迪。

巴金的作品也多次写到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1942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巴老曾给我写了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会上,胡耀邦同志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掌握少先队入队的条件。他说:“你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把儿童教育好了才组织起来,我们是把儿童组织起来教育。”另外一个,中国的儿童教育观念中,不少家庭和某些社会與论,总是想让孩子老实听话,耀邦同志讲,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弱不禁风的花朵,培养成小老头;要培善小孩子勇敢坚强,为小狮子、小老虎,要见风雨、经世面。

前不久,我出版了《李致与出版》一书,其中记录了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往事。

三、永葆青春的热忱

1949年底成都解放,原地下党领导王宇光在分配工作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当话剧演员,他说:“现在正缺干部,到青年团去。”自此,我在共青团系统一共工作了17年。

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时期。50年代,把14岁到25岁定为青年。记得我满25岁那天,感慨甚多,写下了一首短诗: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

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并不单以年龄计算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

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我们在共青团一起工作的同志,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在成都,无论是在团成都市委、团四川省委以及团重庆市委现在成都的老同志,每年都分别有聚会。我胸前的团徽,是几年前参加团成都市委聚会时,赠给我们这些老团干部的。

也许有人认为戴上团徽是在装“嫩”,不是的。戴上团徽,它提醒我要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1955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儿童文学,叫《荡秋千》,登在《新少年报》。我的《往事》出来之后,马识途马老人说我不仅有幽默感,还有童心。前几年,我为我的狗写了一篇《多多日记》,我的狗名叫多多,想再试写儿童文学。写完《多多日记》后,我发现我确实有童心,但我的童心已经不是现代儿童的童心了,而是我那个年代的童心。尽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小伙伴,在我现在住的院子里,也有三个少先队员是我的小伙伴,但毕竟对他们了解很少,所以没有再写儿童文学。

省青少年作协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还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青少年作者交流,把自身写作的一些实践提供他们参考。我想对他们说:说真话,做好人;读一些中外作家的名作,不要满足于“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感情,创作是有个性的,不要抄袭和模仿;习作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

四、巴金给我取的英文名叫peter

(李老递给我的名片上,E-Mail写着“peterli”,我好奇地问,您的英文名是“Peter”?意外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开始,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用中文念出来很难听,叫“彼得”。当年反美反蒋的时候,我对英文名就更反感。很多年后,我重读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愿景。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我问巴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是。我才知道他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为劳苦大众服务。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孙女的美国同学见了我往往叫我“HiPeter!”,“ByePeter!”特别有意思。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第一个计划要争取活到90岁,第二要翻译赫尔芩将近一百字的《往事与随想》,写两部长篇小说,还要写五本随想录,当时大家很佩服他的雄心壮心。我想,他年纪那么大了,这么大的计划他怎么行嘛?我就劝他不要翻译赫尔芩的作品,因为赫尔芩的作品放在那不论谁翻译都行,他翻译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你把你的精力摆在创作上。他说不行,这件事我是答应了鲁迅的,我这人说了话就得算数。我说,你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嘛,宪法都可以改,国家的计划都可以调整,你的计划不能调整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很难说服他。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光工作就不学习了吗?我的翻译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我翻译赫尔芩的书,我就学习他怎么把感情化为文字。学到老,把感情化为文字,这对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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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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