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的美菲军放下了武器。金少将和他的弟兄们天真地认为，他们的苦难到此为止，实际上更加残酷的遭遇正等待着他们。从巴丹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到克拉克机场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有长达121.6公里的路程。俘虏中的许多人倒毙在那段苦难的行军之中，这段历程后来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泰缅死亡公路并称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三大暴行。

本间曾旅居西方多年，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还算略微有点儿人性。他起初估计可以抓到25000名俘虏。根据这一预计数字，本间责成第十四军兵站负责人河根良贤少将制订了一个战俘运送计划。河根把全部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并在日军发动进攻10天之前把计划提交给本间审批。

行动第一阶段的责任人是高津利光，负责把俘虏带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在半岛南端马里韦莱斯的俘虏只要走不到30公里就能到那里，这点路程对于军人来说不算难事，一天就可以轻松走完，所以既不需要车辆也不必发放当天的口粮，俘虏自带的干粮就够吃了。

第二阶段从巴兰加到奥唐奈战俘营由河根亲自负责。这一阶段又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巴兰加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约57.6公里，能使用的最多不到200辆卡车，河根考虑这些卡车来回多跑几趟大概就可以了。从圣费尔南多到卡帕斯的21公里可以坐火车，俘虏从卡帕斯步行到他们的新家——奥唐奈战俘营只有不到13公里的路程，对于军人来说，这实在不算多大的困难。

河根向本间解释说，俘虏的口粮将与日军士兵一样。在巴兰加和圣费尔南多途中将建立几所野战医院，沿途每隔几公里都会设一些医疗站、急救站或休息站，以备不时之需。

本间认为河根的准备非常充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是在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订的，金少将的部队早已被饥饿和疟疾折磨得虚弱不堪，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干粮，最重要的是俘虏人数多达75000人，其中有12000名美国人，是本间原来估计人数的整整3倍。

灾难很快就降临在战俘头上。幸存者拉塞尔·格罗科特在传记《一千二百天》中如此写道：“投降命令下达之后，所有人都挤成一团，等待着厄运的降临，有些人竟然当着日本人的面哭了起来，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菲律宾人。”日本人开始搜刮战俘身上的财物，手表、水壶、钱夹、戒指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洗劫一空。

一个日军士兵走到二等兵列斯特·坦尼面前，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要抽烟，坦尼摇头表示没烟。这个日本兵举起枪托砸向了坦尼脸部，他的鼻子被打破，颧骨部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满脸是血。日本兵得意地大笑起来，接着走向另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军士兵给了他一支烟，他抬手将整包烟都抢了过去，然后和其他日本兵拿枪托和竹竿殴打这名美国兵，直到他倒地不动为止。

虽然巴丹已经攻克，但科雷希多仍然在美国人手中。日本人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俘虏赶出巴丹，为下一步作战腾开场地。在马里韦莱斯，俘虏每300人一组开始上路。日军还要留下充足的兵力去进攻科雷希多，并没有多少人看管这些俘虏，有的组根本没有卫兵押送，有卫兵也不过三四人。日本兵的头刚到美军俘虏的肩膀，身上的军衣也破破烂烂，但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战俘队伍的转移由于缺乏看管变得杂乱无序，通向北方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混乱不堪，汽车、马匹充斥着道路，烧坏了的卡车、炮架和步枪等装备散乱地抛弃在路旁的壕沟里。俘虏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金少将原来的司令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第二医院。当时医院的露天病房里传播着日本人将释放所有菲律宾俘虏的谣言。医生到病房去，告诉菲律宾人，那些传言都是胡说八道，可看守医院的日军士兵却怂恿伤员逃跑。很显然，如果这些人跑了，他们就会省很多事。得到默许的5000名伤兵一瘸一拐，挣扎着逃入了尘土飞扬的小路，路边的壕沟到处可见死难者的尸体和濒临死亡的人。

不单是部队，难民队伍也大得惊人，足足超过26000人。之前很多人因惧怕炮火逃入了丛林。美菲军放下武器之后，难民开始哆哆嗦嗦地走出深山，庞大的俘虏和难民队伍一望无际。

不少难民倒毙在路旁，他们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个瘦骨嶙峋，“看起来好像说句话就会骨折似的”，这还不带已经因疾病和饥饿死在山里的。难民队伍中的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可怜的婴儿，婴儿的皮肤是绿色的，他的母亲早已挤不出一滴乳汁了。不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他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俘虏沿巴丹半岛的东海岸向北走着。左边是挺拔的巴丹山，高高的山峰跟往常一样云雾缭绕。右边是蔚蓝色的马尼拉湾，静谧的海面美丽如昔。几个月来，美、日两军繁忙的运输给所有树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此时，往北走的俘虏正和向南前往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相向而行，日军的榴弹炮、坦克、载运军火和给养的车辆绵延不断，沿途扬起呛人的尘土。车上的日本兵嘲笑那些擦肩而过的俘虏，不断有人用长竹竿捅掉俘虏的帽子或头盔。偶尔也会有个别日本兵阻止这种玩笑，对俘虏表示歉意。一次，一个日本军官急步走过去拥抱了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原来他们是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日本人的态度好坏不定。这一卡车的日军会把食品扔给俘虏，下一卡车的日军则会用棍子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打去。一个日本兵突然向一个走在队列外边的战俘扔出了套索，被套住脖子的战俘仆倒在地，锋利的石块划得他鲜血淋漓，在被拖出100多米后他才终于挣开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慢慢爬起来。

俘虏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越往北走，情况越糟。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前文提到，杀戮成性的辻政信已经从新加坡到了菲律宾，这对俘虏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消息。在新加坡，辻政信曾亲自参与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被他以支持重庆政府的名义残忍杀害。

有“战神”之称的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有着众多粉丝，新加坡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本间正忙着攻打科雷希多，辻政信背着他召集了第十四军参谋部里几个对他无比钦佩的军官，辻说：“大东亚战争是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场，在菲律宾抓到的俘虏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必须统统毙掉。那些为虎作伥的菲律宾人更应该杀掉，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是美国人忠实的走狗。”

第六十五旅团的一名参谋按照辻政信的指示给第一四一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打去了电话：“把俘虏全部杀了，凡是投降的统统杀掉。”

“这种命令怎么能服从？”今井要求出具一份书面命令。

那个参谋告诉今井，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今井说，除非有书面命令，否则不能从命，说完就挂掉了电话。今井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是那样做“违背武士道精神”。不仅如此，他竟然下令联队参谋释放管辖下的所有俘虏，并在释放时指点他们逃出巴丹的道路。1000多名俘虏被放走了，今井想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放掉俘虏的责任，就抵赖说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今井甚至有点儿羡慕那些战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巴丹战役中投降的数万名美菲军俘虏就在我们的前后，朝着北方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只穿着一身衣服，挎着饭盒、水壶等必需品。而我们背负着行囊，肩抗步枪，全身装备近20公斤。看到他们的轻装和自由行动，不能不说其实心里挺羡慕的。”

一支新到的守备部队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也接到了处决俘虏的命令，是由邻近一个师团的参谋口头传达给他的，强调这是大本营的命令。与今井一样，生田和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都不相信这道命令来自东京。那位师团参谋说，他们已经开始杀掉俘虏了，劝生田还是执行命令为好，少生事端。生田和今井一样讨要处决俘虏的书面命令，那名参谋自然无法出具。

为了防止俘虏寻隙逃跑，夜间睡觉时，他们被日军看守强令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异常困难。尽管耳边蚊虫嗡声不绝，但疲惫不堪的马克·沃尔弗尔德上尉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突然被身后士兵的一阵蹬腿给踢醒了，上尉嘟囔着叫他别动，但臭味越来越浓。他睁眼一看，自己的脸正贴着一堆肮脏的破布。他跳了起来，借着明亮的月光一看，原来那破布竟是那人的裤子，上面沾满了血和粪便。“该死的浑蛋！”他骂了起来，“起来！”那人一动不动，沃尔弗尔德把他拖到过道上，原来那是一具尸体。几个日本兵用拳头猛击上尉，沃尔弗尔德倒在地上。他几次爬起来，很快再次被打翻，跌跌撞撞地倒在其他俘虏身上。沃尔弗尔德举起双手示意投降，并指了指那个已死的美国兵。他打着手势，要求允许他把那个美国兵拖出去。就连这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他也拖不动，也没人帮忙，最后他连拖带拉，总算把尸体弄了出去。

上尉获准到附近的小河里洗掉身上的脏物。在爬回自己的位置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身旁的人。他为自己骂了那位死去的同伴感到内疚。他让大家躺着尽量别出声，免得日本人再来找麻烦。

河根原来打算让俘虏用一天时间走到巴兰加，但有些俘虏走了3天还没到达目的地。每走一公里，日军卫兵的怒气就增加一分，行为也就越发残暴。骄阳似火，城镇之间的距离又长，沿途没有树荫可以遮挡烈日。俘虏汗流浃背，尘土厚厚地沾在身上、脸上，连胡子都变成了灰白色。一名日军战地记者如此描述他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荡然无存，而我们的军人看起来是那么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骄傲自豪。”

到4月12日早晨，巴兰加到处都是彷徨的俘虏和厉声吆喝的日本看守。俘虏不断从两个方向流向巴兰加，一股是从马里韦莱斯来的，一股来自西面琼斯少将第一军的部队。俘虏人数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本来打算给他们开第一顿饭，但人太多了，食物无法平均分配。很少人分到了米饭、盐和水，更多的人连一粒米也没见到。

河根原定用卡车将俘虏从巴兰加运往圣费尔南多，但现在汽车明显不够，大多数人必须步行。超过两位数的美国将军必须破天荒地步行走向战俘营。

琼斯少将也不例外，他带着一队俘虏，走到巴兰加北面13公里的奥拉尼已是后半夜。他们被驱赶进一片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的稻田。几百名染上痢疾的战俘随地便溺，臭气熏天，满地都是爬着蛆虫的大粪。最多只能容纳500人的地方，日本人硬逼着2000多人挤在那里。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一群群蚊虫缠着人不放。日本人让战俘挖出一个大坑作为临时厕所，上千人轮流大小便，粪坑很快就溢满了。几个体弱的战俘在解手时不幸掉入粪坑。翌日黎明，同伴在粪坑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早上的饭食是米粥，俘虏吃得干干净净。下一站到卢巴奥有26公里路程。放在平时根本不算什么，但烈日下的路程好像增加了一倍还多。待遇的好坏要看运气，这一批押送兵可能允许俘虏隔段时间在树荫下休息片刻，从路旁的井里喝点水，那一拨押送兵则可能把百姓送到路边的水罐一脚踢翻，罚俘虏在烈日下站立一小时。饥饿难耐的俘虏不时看见，路旁堆放着一些牌子熟悉的美国食品，但那不属于他们，只会让他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

比饥饿更难忍耐的是口渴。巴丹半岛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故意不让他们喝。一次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里边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舞，扑面而来的恶臭让人作呕。一个胆大的菲律宾士兵跑到日军士兵面前，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到那里喝一点儿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表示同意。立即有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污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队伍。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在战俘队列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所有俘虏的制服，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被拉出来在路边站成一排，之后他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路边的沟渠和河塘里，到处可见因曝晒肿胀膨大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引来成群的绿头苍蝇。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当数到第二十七具时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时，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再也不敢回头或往两边看。

威廉·迪易斯中校看到，一位走不动的菲律宾士兵被日军士兵拿刺刀戳穿了胃，在滚烫的尘土里翻滚抽搐。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一些人想上前把他扶起来，但被日军制止了。大家只能互相鼓励着，艰难地走下去，因体力不支倒在路旁的人，很快被跟在后边的“清洁队”清洁掉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响起。

列斯特·坦尼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他举着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热身练习做完之后，这名日本军官将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美军战俘刹那间身首异处。这个军官把战俘的躯干踢倒，所有日军士兵都开心大笑着走了。坦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竟然将砍头当作他们的娱乐方式。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腰里绑着乒乓球游泳到科雷希多，去向奎松告美国人状的那个青年人，他在路上既不能休息也喝不到水。到巴丹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0公斤，可双腿肿得很粗。他前面的一个美军俘虏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上，一个日本兵上前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俘虏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还不够，那名日本兵又在尸身上狠狠地补了几刀，旁边的阿基诺等人惊呆了。在他没看见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像训练刺杀一样一口气挑死了300多名菲律宾俘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使用战俘和平民练刺刀和其他种种残忍行为，让东南亚人民深刻领教了武士道精神的最新含义。”

一个叫汉克的美军俘虏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虚弱的身体已使他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汉克跑过去，一人用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身体上连扎了四五刀。鲜血不断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被日本兵直接开枪射杀。汉克的死给了战俘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在行军中千万不能停下脚步，那是死亡的先兆，除非你想“永远休息”。解决大小便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拉在裤子里。

在一支战俘队伍里，40多名美军战俘勇敢地选择了逃跑，他们跳下路边的悬崖准备从海上逃生。日军立即举枪射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打死在水里。几个跳上沙滩的战俘被日军残忍地用沙子活埋。一个挣扎着向海里跑的战俘引起了日军的兴趣，他们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强迫他加速爬行，还将汽油泼在他的脚上点火取乐。看到火中挣扎嘶叫的战俘，旁边的一大群日本兵狂笑不止。更多的汽油被浇上去，直到那名战俘被活活烧死在沙滩上，那些日军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在北面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放进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为他挖下的坟墓。一名日本兵命令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并举枪示意违反命令就打死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名上尉打倒在坑里活埋了。卡斯尔贝里看见上尉的一只手还伸在外边，软弱、绝望地向空中乱抓，最后慢慢停了下来。

终于离开了巴丹，战俘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有些人实在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地里用甘蔗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捡起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已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撒尿时也痛苦异常，尿道像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卢巴奥只有3万人口，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手中的食物扔给俘虏，立即被暴戾的日军用枪托赶开。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里原先是一座碾米厂。厂房里挤了足足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被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在这里，虐杀行为已变成家常便饭，俘虏被日本兵随意活活打死。日军将战俘作为靶子让新兵刺杀以练胆，一名新兵在长官逼迫下一口气刺杀了15名战俘。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剩下15公里路程，却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轧裂了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烤得软软的，俘虏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在火炭上行走。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车上的日本兵拿着棍子挨个儿敲打步履蹒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进入城内，从吕宋岛各处赶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瘦骨嶙峋的战俘队伍走过来时，人群中瞬间哭声四起。

河根的计划在这里得到了部分实现。俘虏分到了一些食物和水，日本人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那些参加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士兵都吃不饱，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从敌军手中抢夺补给”，他们还觊觎着能在马里韦莱斯抢到美国人的罐头呢。

战俘随后被关进一些临时集中营。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筋疲力尽的他倒在一张破席上就睡着了。后来他被叫醒，带进了一座日军兵营，他看到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站在那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基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语说，这个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你可以回家了，对你们这一路的遭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那个日军大佐离开后，老阿基诺告诉儿子，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菲奸”，是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日本人周旋，让更多的菲律宾战俘活着回家。“爸爸，要快一点儿，我们的人正在像苍蝇一样死去。”

战俘被装进了一些破旧的有盖货车，每一节车厢都塞进去100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只能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但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使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仍然笔直地站立着。沿途经停了几个小站，这时他们才能稍稍松口气。一些稍显善良的看守会将车门打开，倾泻而入的新鲜空气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仙露。车门一开，往往会有一些菲律宾人向车上递水和食物，原来不太瞧得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懂得他们的善良了。

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13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100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在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列斯特·坦尼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3年多的奴隶劳工，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这样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置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此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绝不只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绝不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中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仍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更名为“巴丹生存行军之旅”。

除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辻政信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政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两个月后，他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那些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最后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人数在7000名到10000名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致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这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玷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为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

麦克阿瑟为此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代号也更名为“巴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电讯。后来当他在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愤，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