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逝者

访问逝者

我相信你的数世老宅是有神灵护佑的。且不说国势衰微时连年战火、盗匪蜂起，即便和平年代的天灾、动乱、拆迁，也足以让它消亡殆尽。我还相信，如果这座老宅一直空着的话，你说不定如影随风地回来过了。几年前的春天，我到“铁砚山房”私访过你。对你而言，返家的路类似从青田石阴面刻出的朱色阳文。不过，对访者来说，倘在途中迷了路，还可以看看你当年亲笔写给外省亲友的路条，“邓琰，字石如，住安庆北门外，问分水岭，问郭家塘，问白麟坂，问神霄观，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自北来，由桐城到练潭问余家岭、罗家岭，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年）起，这座四进穿斗式老宅已跨越四个世纪了。你的故宅已破败，楼梯有些摇晃，地板也朽了，门楣上漆皮剥落，老光阴漫漶其上，一片斑斑驳驳。然而我没见到你。恍惚之间，我被凝定在虚无的高处，唯见两百年的生死流波如阳凸阴凹的印面一刹那闪现。房子确乎是空的。自从曾孙邓绳侯死后，这里只诞生过一个男婴，即山人六世孙邓稼先，他尚在襁褓便被抱往北京。后来山人六世外孙葛康俞、葛康素，也曾在这座老屋中居留、栖息。此后，这里就不曾有人居住了。房子空得只剩下它自己，仿佛它就是虚无的铁砚，一年又一年地磨着黑白时光，而檐鸟的啁啾听起来像遥远的雨的回声。当然，谁也不知道老宅有没有记忆，也不会有人领悟一座老宅的心境。反正我来时没有见到你。房子空得只剩下我这个过客———傻乎乎地立于大堂中央，听那刮了两个世纪的风仍旧那么呜呜地刮着。

一个人逝去了，他的幽灵还会回来的。我这样想。倘幽灵也感到孤单的话，那么这座老宅便很有些凄惶了。

今晚我重读了你的《陈寄鹤书》，然后上网细赏这幅元气淋漓的墨迹，从中体味你的胸襟、性情和书艺，恍若听到你的怀宁话，如沐皖河之风。此书沉雄灵动，若锥划沙，一波三折，直指本心。它让我看到一袭素袍、长髯飘垂的身影———你就端坐在我对面低诉与抗辩。后世公认你是书刻大家，可是当年你不过一草民耳。读小人物遗存的手札，给我的感觉是一次特殊的访问。而读大人物的手札或传记，我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口气强硬、夸张，眼睛盯着虚无缥缈的远方。

当然，你并非想与两百年后的我对话，而是执意索回知府樊某掳走的鹤。你双眼冒火，但强压怒气，委婉而述，以免冒渎知府大人，甚至伤及无辜的孤鹤———它已被你视为另一生命。记得筑“铁砚山房”那年，你喜得儿子传密，第二年往京口访老友，受赠雌雄二鹤。“山民年垂耳顺，得此以为老伴，询旷事也。”老友知道你对鹤情有独钟，气神相通———旧年秋，你作对联一副：“万花盛处松千尺，群鸟喧中鹤一声。”再稍远点，你云游杭州灵隐寺，写过“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的草书联。你在《陈寄鹤书》中说，此鹤已“百三十岁，可屈指而记者”，“元裳缟衣，铁足朱顶，鸣声闻于天，乡里以为异。谓‘徒闻千岁鸟，今见九皋禽’。扶老携幼，日拥户外。”然而，既有喜，则必有悲。六年后（一八○一年）冬天某日，雌鹤在溪涧饮啄时，竟遭“野人之厄”而毙，雄鹤孤鸣不已。仅仅隔了十数天，妻子沈氏竟撒手人寰。山人你迭遭打击，心伤至极，于是择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孤鹤寄养僧舍中。之后你竭尽所有，以十金助兰亭和尚建“寄鹤亭”以及东轩，修竹万竿，清荫满座，“施茶以济行人”。在作出寄鹤决定后，你在书中写下一段与孤鹤的对话：

尔乃胎禽，浮邱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带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耳？不尔羁也。今嘱尔寄一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托之意，以徜徉于此尔。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青灯古佛可忏悔尔；……有钟鼓镗鞳声，可启尔海峤搏风，盘礴乎青云之志；有风雨草木摇撼之声，可触尔引颈高唳。……有僧癯然，形同尔瘦，心比尔劳，可称尔之侪偶，尔应惜其志而憨其劳。凡山中四时之致，雪月风花之候，阴晴雷雨之辰，尔皆得默领其常变。

山人你罕用第二人称，款款低语，口吻之亲昵，用辞之良苦，殷殷如对妻儿言。鹤乃通灵之物，听山民说完，便“有懊恼意”。于是山人“慰之曰：尔其安此，山翁时笠杖踌躇而来，谂尔于此。”我恍然了悟：在今人这里，“逝者”即死者。而在先秦时代，“逝者”远大于“死者”———它还包括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灭绝、被消逝的事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必与万物存于一处，即便死去也离不开青山、离不了泥土。“逝者”外延的缩小，表明物性世界正急速地人化乃至异化。人其实早已看不清“我”之外的万物了。

这样的世界怎么可能不险恶怪戾？

双鹤的命运如同一个谶语。你平日里担粮饲鹤，往返三十里，每月坚持不懈，但厄运还是躲不过去。写《陈寄鹤书》的背景是，你去扬州大明寺小住，忽得传报，安庆知府樊晋过集贤关律院，见鹤神异便强掳而去。你心急火燎赶回安庆，立即上书知府樊晋索鹤。纵观此书，你从几个方面“陈情”，软中有硬地敲打知府，在书末表达了决绝之意：“大人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负袁郎中赠鹤之意乎？亦何以对此鹤也。而外议且谓太守有夺山人鹤之名，若以草野冒渎尊严而罪之，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足见你铮铮铁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知府接书后，自知理亏，无言以答，没几天便将鹤送还僧院。

然而此鹤命运多舛，几年后集贤僧院发生一场蛇鹤恶斗，最终鹤不敌蛇，困厄而死。这几乎成了一个善不敌恶的黑色寓言。其时，你正在泾县书写《孔庙礼器碑》，得知消息后迅即赶回，兰台和尚已在竹院葬鹤。山人你强抑悲情，颤抖着为之题字刻碑———“鹤冢”。你的好友师荔扉有诗叹曰：“山人清比鹤，鹤忍负山人。”自鹤死后，你卧病不起，半年后也随鹤而去，应了那句“山民化鹤、鹤化山民”的心言。像山人这样与鹤喜同悲应者，自古而今相当罕见。在书中我还读到一个细节，足见山人的定力：在京口得鹤后，“舟过金陵，孙中丞悦之，欲聘山民鹤，并以灰鹤二赠山民，此海鹳也，非鹤也，与鹤为奴，鹤不受也，却之，载吾鹤归。”鹤就是鹤，以海鹳冒充鹤，这是你所不齿的。

有意味的是，在山人小住的扬州大明寺，九十年后也出现一“鹤冢”，其碑铭曰：“清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住持星悟和尚在平山堂前鹤池内放养白鹤一对，后雌鹤因足疾而亡。雄鹤见状昼夜哀鸣，绝粒而死。星悟感其情，葬鹤于此，并立碑云：世人不义，愧斯禽。”然而，今之游人只知此鹤冢，却不知彼鹤冢矣！

两百多年后，岂止是鹤冢湮没不见，集贤关连同那僧院也见了，甚至关口所依托的峻秀而葱郁的山体———也被开山炮炸得惨不忍睹。

山人死后被葬于生前看好的“乌鸦伏地”———据说其地酷似乌鸦踞枝。依我之见，那并非乌鸦，而是鹤，至少在山人心中它形神皆似孤鹤！死后他也要跟它在一起：二者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逝者。只有与原初的事物在一起，“逝者”才能“如斯夫”，世界才是完整的、圆融的。宋代有这样一首歌谣：“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苏东坡在《放鹤亭记》中录下这首楚地歌谣，几乎成了皖白山人及其双鹤的传神写照。不妨说，汲物之神可为至境，与物而化便是福分。这如同大地沉寂后微闪在地平线上的一道光。

那么，“在者”能等同于活着的人吗？利奥波德说：“这些沼泽的最终价值是荒野，而鹤是荒野的化身。”这是西人眼中的鹤的形象。在中国古时，真爱鹤者固然有之，但大都还是出于矫情和伪饰。对山人而言，鹤是一种精气神，一种生死相贯的魂魄。后代乡贤陈独秀早年写下《咏鹤》一诗：“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可谓鹤之精神的另一种表述。葛康素后来回忆道：“居白麟时，祖母每每谈先父陈仲甫先生，故余幼龄即熟知陈先生。余早年丧父，是以先父友余尤敬之。后余居外家铁砚山房东楼，其间有三木橱，藏先外祖及舅氏与友人往返书信，暇时辄取读之，其中如曾国藩先贤手札，端楷书成；曼殊和尚短笺，字颇娟秀；均堪鉴赏。然较伙者乃陈仲甫先生书信也。先生作书，史笔跌宕痛快，字迹亦潇洒生姿。每于深夜，置浓茶一壶，挑灯阅之，趣味无既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勾勒拖沓笔划者，一循情之所之。”

外祖即邓绳侯。其父葛温仲，其舅邓仲纯、邓以蛰，皆为陈独秀同乡世交，情同手足，东渡日本时又为同窗。在藏书楼发动拒俄演说时，葛温仲也是参与者之一。想不到的是，独秀晚年流落到江津的“鹤山坪”，仿佛命运的刻意安排。独秀拒绝任何馈赠，主要靠吃自种的土豆为生，其风骨，其正气，令人叹之。康素这段情深文字，旧景顿现，堪称这座数世老宅见于文字的最可宝贵的记忆了。陈独秀客死“鹤山坪”时，葛氏兄弟均在场，康素写道：“入殓时，余亦在侧，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观遗容，怆然者久之。先生灵柩于是年六月二日，安葬于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乃由余五兄书成，并亲自錾刻。”五兄即葛康俞也。为什么是康俞而不是康素书刻呢？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葛康俞乃独秀二姐之婿，他称独秀为舅舅。

“举体柔弱，而目如生”，让我猛然想到一只大鹤飞走了，远逝了，只剩下空荡荡的“鹤山坪”。七十年后笔者读此，仍悲从中来。在物欲横流的世界，达至“孤云共往还”之境界诚非易事，但“犹自绝追攀”的定力更显难得。对今人而言，与大地上原初的事物栖居在一起，已成奢求了。换句话说，活着的人，大都是“在”而无“者”，因而称不上是真正的“在者”。

我正是这样“在”而无“者”地活着，在高楼、噪音、尾气和烟囱之间苟延残喘。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那次来白麟坂探访你的老宅，没看到你的铁砚、你的江涛、你的笔歌墨舞，只看到你的曾孙之孙的大幅照片———当年最后一个在此出生的男婴邓稼先，长大后干出了一番惊天事业，成了邓家两百年来唯一的异数：偏离了从文习艺的根脉，搞出了核弹和蘑菇云！我在阅读中发现，邓稼先抗战时期避难、就学于江津，伯父邓仲纯在那儿开医院，陈独秀曾寄居于此，俩人必定见过面，真要聊起来话题可不少，独秀游学东洋与其父邓以蛰即为至交。国土沦丧，乱离惨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攻读方向———在西南联大和美国均专攻物理学，学成后毅然选择归国，在极艰难、极封闭的条件下从事着核研究与试验，其坚忍，其勇毅，其无私，酷似其祖邓石如。一次在罗布泊试爆核弹，从飞机上扔下后核弹未爆，邓稼先乘坐吉普向戈壁深处驶去。明知钚239在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侵入人体后的半衰期为200年，他仍冒着高辐射靠近摔碎的核弹。最后查明试验的败因是降落伞未打开！稼先因遭强辐射而患直肠癌，不久便英年早逝！然而三十年后，当颠覆、亵渎英雄成为时髦与噱头，竟有人怀疑、嘲笑这一细节，足见灵魂和道德中也有钚239！

离开铁砚山房时，我听见了那一声模糊而孤愤的鹤唳！此刻，我在想，它到底是来自云端呢，还是书墨之中？是来自泥沙俱下的浑浊此刻呢，还是风雨晦暝的迢遥彼处？

逝者已逝，但仍在此：这老宅，庭竹，老梅枝，雕刀，以及婴啼的回声、空空的燕巢……

二○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