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诸国匍匐大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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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一直订阅到现在的书友。

有些话本准备留在完本感言时讲的，想想还算了，就这成绩，感什么言？

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实际写了两年多，改了四份初稿，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写了一本书。

创作过程中遭遇了疫情，还有一位亲人过世，出了很多意外。

最后这段时间，作者要照顾生病的家属，只能用有限的休息时间赶稿。

作者有正当工作，收入还不算低，不值得为了一点写作收入如此拼命，纯粹是为了讲完心中的水浒故事才坚持下来。

书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句话都经过反复打磨，没有敷衍谁，尽力了。

至于徐泽这个角色，他是好人么？

本来想把他往“好人”来写的，但徐泽不愿意。

好人就得被人拿枪指着？！

徐泽从来都没想过做圣人，他有理想，也有私心，他就是一个不怎么庸俗的凡人。

而徐泽的水浒新秩序是真的新秩序么？

本卷的卷首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大同天下，非天下大同。

大同天下可会天下大同？

徐泽：千年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但历史终究会螺旋式上升。”

……

在大同灭宋的时代背景下，时间悄然来到了大同正乾七年（公元1128年）。

这段时间里，神州大地发生了很多必然会影响后世的大事件。

首先是同军牛皋部受阻于泾州和凤翔府后，转而集中精力整顿兵马，安抚百姓，努力恢复永兴、鄜延、环庆三路的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

同宋两国之间，除了福建路依然在进行烈度虽小战线推进却非常稳定的战争外，其余各地已经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

尽管大同灭宋之心不死，和平的曙光就不会真正来临。

但同宋大战确实已经告一段落，至少惶恐不安的小赵官家终于可以睡几个安稳觉，不用承受随时都准备跑路的巨大压力了。

为了安定治下人心，赵构赶在春节前下诏升潭州为长沙府，并将其作为新宋政权的临时国都，此举自然受到了也惶恐不安的臣子们赞成。

对于急需援助的福建路，新宋君臣则视而不见。

相对而言，已经丢掉永兴、鄜延、环庆三路的陕西形势显然更加严峻。

新宋政权内部一团糟，以至于皇帝从近在行在咫尺的洞庭湖路过都差点殒命。

问题得一个个解决，对重生的新宋政权来说，境内的动乱优先级显然更高，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的暂时只能是鞭长莫及了。

明眼人都知道，面对军事上极为强势的大同帝国，陕西剩余的秦凤、泾原、熙河迟早也会丢失。

在此之前，新宋若不是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就坐等灭国吧。

不过，乱世之中自有豪杰，新宋也有豪杰，殿中侍御史张浚便提出了统合蜀地和陕西力量反击同军的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是对之前蜀粮养陕兵方案的补充完善，并不是太突兀。

小赵官家接受了张浚的建议，并加其人为同知枢密院事，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

表面看，掌川、陕宣抚之事并许便宜行事之权的川陕宣抚处置使置司权力极大，能够调动的可战强兵差不多占新宋政权的三成，可见皇帝对张浚的信任有多深。

可实际上，从这个不伦不类的“宣抚处置使”之职就能看出来，赵构实际上并不是太看好其人的计划。

如其说小赵官家托付国运于张浚，还不如说是“反正陕西迟早得丢”的死马当活马医心态支配下，有了“试试也无妨”的大胆决定。

世间万物有阴必有阳，新宋王朝建立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弥漫着腐朽不堪的味道之时，立国已经六年的大同帝国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气象。

对绝大部分大同臣民来说，正乾六年最大的喜讯毫无疑问是同军灭掉了赵宋王朝。

但对正乾皇帝来说，历时四年有余的京津塘铁路全线贯通却是更大的喜事。

十二月十二日，工部尚书兼提举铁道局陈规亲自主持了京津塘铁道试运营仪式，并带领一众属僚乘坐了试运行的列车。

考虑到天气严寒及首次通车安全，列车的行进速度被严格控制。

但来回六百余里的路程没用到两天时间就轻松跑完，远远甩掉了同向比赛的马车，而乘车舒适性更是颠簸的后者没法比。

如此“夸张”的速度立即引起了京城轰动，《大同旬报》为此专门出了一期号外，向世人郑重宣告“大同速度”的到来。

春节前，金国、夏国、高丽、日本等国都按照惯例，提前派遣使者赶到燕京，与大同帝国共贺正旦佳节。

除了以往传统外事活动外，徐泽特意安排外部官员陪同各国使者一同乘坐已经稳定运行的列车，体验了一次朝发夕至的“大同速度”。

至于这一新生事物会不会如大同开国大典上的众炮轰鸣一引起友邦的恐惧，则不在好客的正乾皇帝考虑之下。

实际上，随着金国势力被挤压出燕云，以及大宋王朝被轻易灭掉，华夏文明圈内诸国早就在强势的大同帝国脚下瑟瑟发抖了。

反应最大的是高丽国主王楷。

高丽实际上已经被大同控制，王楷沦为了傀儡，平日里连私下接见高丽臣子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与宗主国直接对话了。

真正执掌高丽国政的是宗主国派来的宰相王黼，就连贺正旦使的指派人选也需要经过王相公首肯，国主根本不敢置喙。

不过，王黼也要受监部、外部和吏部外派官员的监督，不敢做得太过分。

比如王楷想要亲自撰写正旦贺词以示侍同忠心，其人就不敢阻拦。

王国主的正旦贺词除了歌功颂德、祈福祝贺之语外，主要回顾了自己当年参加大同开国大典并受正乾皇帝册封的难忘经历。

并流露“只恨今生未能生在中华家”，希望能尽快再往燕京拜见大同天子。

其人显然明白高丽的历史即将终结，害怕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别宫之中，才以此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忠心——小王只想到燕京做个寓公。

即便放王楷来燕京拜见天子，也改变不了高丽灭亡的命运，但至少其人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

历经十年的反复耕耘和残酷的军事打击，大同帝国对高丽社会的改造还算顺利。

可是，彻底消化一个拥有独特文化和数百年历史的国家哪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大同帝国消化高丽半岛的最大阻力并不是威望尽失的高丽王室。

只要王楷老实听话不搞事，就不会有性命之忧愁。

由是，徐泽果断拒绝了其人的入燕请求，又赏赐了一件宸妃王屿（即高丽福宁宫主，王楷的姑姑）亲自织的衣袍以安其心。

随使者一并返回高丽的还有大同的传旨使者。

正乾皇帝昭告高丽臣民：大同下一科考试正式面向全体高丽士子开放。

从今往后，同、丽文教一体，高丽所有考试皆遵照大同惯例。

高丽文教虽然要远远强过金国，但与同、宋相比又有很大差距，同卷同考很有可能意味着后发的高丽半岛出不了人才。

这一点其实不构成问题，大同已经实行分路划分科考录取比例的办法。

各地士子考试时只需要跟本地士子比，当官了才要跟全国的精英比。

高丽注定要灭亡，能不能出仕大同，彻底融入宗主国治理体系，光大门楣，就靠士子们自己的努力了。

相对于高丽国上下脱节的不同反应，夏国上下则弥漫着大祸降临的恐惧气息。

前年底，趁着大同帝国讨伐赵宋造成的天下混乱，夏国主李乾顺毅然决定出兵陕西，拿下了西安州、怀德军等地。

正乾皇帝行堂堂之师，出兵讨宋之前，就发布了《讨宋檄文》。

夏国作为与同、宋都接壤的大同藩属国，自然也收到了徐泽特意派人送来的《讨宋檄文》，李乾顺实际非常清楚浑水摸鱼会触怒正乾皇帝。

但诸国之中，唯有夏国最为艰难。

宋、夏拉锯多年，夏国在战术上并没有输的太难看，可国小民疲的现实困难无法与大国持久相争。

夏国接连失去横山沿线战略要地后，已经很难在继续维持了。

大同已经灭掉辽国，取得了天德、云内、河西等地，又拿下了河东，等其再灭掉大宋，夏国将再无伸展空间，只能坐等亡国了。

另一方面，大宋这样体量的大国就算要亡，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敌人吃干净，再怎么着也能拖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就是夏国唯一的机会！

李乾顺知道夏国的斤两，不敢采取更合理的联宋抗同策略，就只能浑水摸鱼夺取一些大宋边境的领土以扩充夏国实力。

其人非常谨慎，无论西安州，还是怀德军，都是历史上曾数次在宋、夏两国之间倒腾的土地，就算事后大同追究起来，夏国也有说法。

只是，大同仅仅几个月时间就灭掉了压着夏国打的大宋，又在其后与重生的宋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支持后者向夏国施加压力，就太出乎李乾顺的预料了。

而牛皋率军攻下永兴、鄜延、环庆三路后再次与宋军停战，转而整顿兵马，调整防务，更是令夏国君臣感受到大同帝国的极度不满。

李乾顺派来大同的贺正旦使团级别非常高，正使乃是夏国首臣濮王李仁忠，希望借此举表达本国对宗主国的忠心，以尽力消除误会。

李仁忠此番来燕京，除了带着大批礼物外，还带着国主交待的两项特殊使命：

其一，向宗主国汇报夏宋两国的历史积怨、领土变迁，并公开宋人挑拨同夏宗藩关系的罪行，以解释其国协助大同灭宋的“义举”。

其二，询问世子近况，以“国主念子心切”为名，请求正乾皇帝放李仁爱回国。

正乾皇帝国务繁忙，并没有单独接见夏国贺正旦使。

诸国使者一同陛见天子的仪式极为隆重，李仁忠自不敢放肆。

其人只能在外使见仪之后，向大同外部尚书王四转述此行的目的。

王尚书已提前与皇帝沟通过，很爽快就答应了李仁忠的请求。

安排其人与其国世子李仁爱见面，却对“夏宋两国领土变迁”不置可否，更没有接受夏人静心准备的《夏宋历史舆图》。

宗藩本就是国势强弱鲜明的两国缔结的不平等关系，宗主国凌驾于藩属国之上，而藩属国则必须看宗主国的眼色行事。

很明显，大同帝国的眼色很不好看。

上国尚书王四不接受舆图，下国使臣李仁忠自不敢坚持。

至于接世子回国，更是没影的事。

代表夏国新兴势力希望的李乾顺次子仁孝已经四岁，身体状况良好。

李乾顺巴不得这个逆子死在大同，怎么可能真的接李仁爱回国？

此举本来就只是李乾顺、李仁忠等人对大同帝国态度的试探。

既然王四愿意安排夏国使臣面见世子，李仁忠当然要努力一把，万一听了自己的话，自裁以谢天下，岂不是为危在旦夕的夏国除去了一个隐患。

一日后，悯忠寺中，夏国濮王李仁忠见到了世子李仁爱。

不对。

“李仁爱”已经没了。

早在一个月前，夏国世子李仁爱就在悯忠寺剃度为僧，法号“真鉴”。

木鱼声中，真鉴边诵经边听完了自己俗家堂兄李仁忠的苦口劝解。

然后，其人所有对故国对眷念，对父子亲情的舍弃，全部化为一句响亮且毫无感情的佛号——“阿弥陀佛”。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存在，李仁爱可以躲进佛寺之中，做个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方外之人，李仁忠等人却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除了高丽和夏国，金国与日本的形势也很不好。

在白河法皇贞仁的支持下，北面武士与藤原氏为代表的旧贵族经过多年对抗，已经逐渐成长为一股半独立的政治势力。

不断壮大的北面武士需要更多的政治资源，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贞仁无法满足，只能求宗主国出面调节，代价则是允许大同驻军九州岛。

而金国近期遭遇了罕见的白灾，以牧业为主的上京道承受重大打击。

其国内百姓面临饿肚子风险倒是小事，种田三年再一举铲除残辽势力统一上京道草原的计划宣告破产，才是对军功贵族的最大打击。

当然，白灾之下，众生平等。

在更加苦寒的上京道西北地区，白灾只会更严重，残辽势力各部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也会更加残酷。

但金国农业基础薄弱，出征所需的军粮严重不足，也只能有心无力了。

其贺正旦使完颜希尹除了央求盟友给予金国更多的粮食交易配额外，还带来了金主完颜吴乞买重启同金农业基础建设合作意向的国书。

显然，吴乞买这两年并没有闲着，应该是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并果断抓住白灾带来的机遇扳回一局。

不过，同金之间只是名义上平等的战略同盟，而非权力和义务更大的宗藩关系，正乾皇帝也不从没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好脾气。

金国想要重启两国农业基础建设合作项目，自不可能一次就谈妥相关协议，也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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