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转移疗法

自从进入“抗瘤战”以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基调：凡在我手机上划拉出的文字，不言痛，不道苦，只把爱的歌儿唱。

其实，并不是没有痛，没有苦，只是我想与其直面狰狞，不如选择云淡风轻。

小时候常常害肚子疼，乡间所用的疗法无非是立钱，祭神，扯痧，热敷，喝红糖水，吃止痛片，嚼尖尖糖（打蛔虫的药丸）……一璨火整下来，若仍不见效，我母亲还有一高招，即叫我到屋外找小伙伴耍，藏猫儿，打泥巴仗，钻林盘，取鸟窝什么的，总之这阵子不用做活路，随便耍。这一招还挺管用，很多次肚痛，跑外面吆五喝六一通耍下来，嘿嘿，不痛了。后来我将此法命之曰“转移疗法”，这个在医学上应该也有一定道理的吧。

这个“疗法”，今天仍然管用，只是转移的“耍法”不同罢了。比方当我化疗归来，总会有一周的“不适”。怎么不被这“不适”所击倒呢？听风御雨，观天察云，唱和鸟鸣，神游太虚，欣赏音乐，微信友朋，读书写作……这都是新版的“转移疗法”，与我小时候的“耍而忘痛”，异曲同工。

第五次从华西归来，一晃十多天了。这段时间，无论床上床下，我用阅读转移“不适”，且边读边记，自得其乐。

今天回看，颇多感触，遂将备忘录里的阅读记录稍加整理，粘贴于后。

一

昨夜开始读刘慈欣的《时间移民》。

刘慈欣和他的科幻小说热得发烫的那段时间，我冷眼旁观。实际上，打小起我就是科幻迷，便是今天，我的现实世界也常有幻影出现。我常常站在生活的水中央茫然四顾，恍惚之间，常感觉自己站在一个非真实的时空。

我不愿意走进众声喧哗里去凑热闹，我要等到刘慈欣和他的气场降温以后，随意选择一个日子，一个无关星辰起降和时令运转的日子，或是在饭后消食的时间，或是坐在阳台上打坐的时间，或是在客厅踱来踱去的时间，或是躺倒在床上等待睡眠上门的时间……昨夜，普通无异常，我却用刘慈欣去对付肿瘤君，去对付“不适”的夜晚。

读到半夜，我从书中抬起来，感到时间失去了，空间混乱了，我的想象变成无数的星星，整个世界陷入万籁俱寂。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被一帮科学家弄得神乎其神的量子纠缠。

我躺在地球的一隅，稍微一动念，无论是暗生欣喜，还是偶发愁怨，抑或怀想故乡，留恋爱情，甚至纷然无序的思绪，在遥远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方，正有另一个人在一模一样地思着，想着。我吸入肺部的一口新鲜空气，正是他吸入过的。在相隔十万八千公里的两地，有两个人同时遥望着星空。

时间失去了。视野变大了。世界变小了。6500万年前的地球，200亿年后的宇宙，只需在一个屏幕上划拉一下，就拉在了眼前。在一趟今天看来快得无法想象的旅行中，我与前世的自己相遇，又分开。时间再也不是单向流动的了。你在今天期待的未来，很可能朝向着早已落在身后的过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进化论不过是扯淡，达尔文要么是一个大骗子，要么是可怜的时代局限了他的眼睛。

……黎明时分，我在鸟鸣中醒来。在现实中，这是正常的一天的开始。但这一声声的鸟鸣，究竟来自何时？窗外的确有鸟儿的翅膀扇动着清晨的空气，它扇动的空气，正是两千多年前的气流，此刻听到的鸟鸣声声，正是《诗经》“关关雎鸠”的和鸣声声，又是一万年后仍在地球上空飞翔的那一声声。

时间失去了，文学、艺术、历史便失去了价值。尤其是一向由成者王侯们所撰写的历史，在时间逆向流动之时，简直不堪一击。这或许能抵消一些我们因为失去文学和艺术而产生的悲哀。

人与人之间的倾心交流，是今天的人们最奢望的现实温暖和幸福。因为隔膜，因为谎言遍地，因为虚伪满天，我们迫切地追寻真诚和沟通。时空变换以后，语言和生命的密码都被破译了。人和人之间，依靠眼睛睫毛的眨动，便能直抵内心。人和其他生命之间的语言障碍也打破了。一头狮子在森林里的咆哮，一条鱼在水里的咕噜，一片叶子的沙沙声，一朵花凋零时的絮语，其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我一听就懂。

比如我房间阳台外铁架上的这一盆小花，已开了好几天。我给她浇水，我朝着她看，我用手理一理她的枝叶，我为她写一些废话，在今天，她似乎并不太懂。她也朝着我看，而且散发她的清香，我知道她把风的形象绾在花枝，把阳光一滴一滴染在花瓣，她似乎也在绵绵地叙说着，而我终究不懂。如果我们相逢在刘慈欣的笔下世界，再也不用费思量，我只需把手指抚在花蕊，就能听懂她说的一切。

众生平等，无论种类，无论高低，人终于不再是寂寞的群体。其实，人类之所以有那么漫长的寂寞史，在于人自诞生以来，一直自以为是，自诩为超高的智慧生命，万物之灵长，等他们真正听懂万物的语言之时，他们才明白自己的高傲何等可笑。不过，那时候他们也不会再有寂寞之感了。

刘慈欣的文字就这样打乱了我的时空。本来想用他来对付身体的“不适”，不料却使心里的想象有了痛感。

二

今天读完《失落的优雅》。

阮义中用文字给自己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81幅黑白照片补白，一景一图，一图一文，图文并茂。他通过照片和文字告诉你，最原始的乡野风景与人情，才是真正的朴素和优雅。

1977年，在天池南横公路旁，一位庄稼汉走在起伏不平的草丛小径上，头上彤云密布，地上芦苇丛生，仿佛天地间唯他独行，每一步都和着大自然的脉动，优雅至极。

1978年，屏东县车城乡，一位劳作归来的农妇大咧咧斜躺在自家门前的长凳上，轻嚼着含在嘴里的槟榔，细吮汁液，全然不在意旁人怎么看，自在得如同卧佛。本分真诚面对自己，坦然无碍面对他人，这就是优雅。

1979年，高雄美浓，一个小婴儿睡在吊在农具房里的摇篮里。摇篮粗细不一的竹片，绑牢便成，连挂摇篮的绳子都是几截短绳打起来的，小婴儿睡得如此香甜，手还握着摇篮边。大人都下田干活去了，蜗牛养在后院，层层叠叠爬在鸡笼、鸟笼中……

1980年，嘉义县阿里山乡，一位才及学龄的小女孩，怀抱着不足岁的弟弟，由梯田远处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往这头移动……两个小人儿四周，盘踞山腰、顶级而上的梯田生机盎然，绿秧是多么茂盛啊。

……

读罢此书，明知道阮义中定格的“优雅”远在特定年代的台岛乡村，与身居大陆内地的我，隔了遥远的海峡，隔了漫长的40年，但还是勾连起我的乡愁。幼时的家园，土地上的人也、事也、鸣禽也、风景也，化作丝丝缕缕的情思，浓浓淡淡的滋味，磨人良久，挥之不去。

我们现今居住在高高的楼房里，远离大地，远离庄稼，远离河流，远离农事，远离乡情……我们衣着光鲜，出门总是把皮鞋擦得锃亮发光，见人点头笑，说话字斟句酌，文雅得不行。

是我们更优雅了吗？抑或是我们失落了优雅？

本来想用一句话概括读后所得，搜遍肚肠，我以为没有比作者阮义中本人所言更好的了：（优雅）是一种把自己缩小，天地反而会变大的境界。

三

好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福贵》。几年间，看过的电视剧不知道有多少，绝大多数都忘记了，唯有《福贵》至今难忘，因为在观看的时候，它赚取了我不少泪滴，几乎每看一集眼泪都会不由自主地滑落。

电视剧是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的，按理早该去读一读原著了。但我对于这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心生敬畏，美国的报刊称他是“一位颠覆大师”；法国的媒体给他“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头衔。就文学欣赏而言，我喜欢温存些的作品，喜欢风花雪月、小桥流水，喜欢从生活中筛出的小趣味，喜欢细枝末节蕴含的小道理，喜欢林语堂、梁实秋、蒋勋，这并非浅薄，而是各自审美品位的不同罢了。因此，对于余华这等下笔凶狠的重量级作家，对于那些尖酸刻薄，以揭露社会现实，撕破悲剧面纱的文字，我敬而远之。在生活中行走，我只想拥有能够抚慰自己的小温馨、小美好，避免心灵被血淋淋的现实震伤。

昨日，天气晴好，我基本能够下地出门了。恰好当年两路口中学的弟子王佳、高玉静、王娟约好一起来看我。午饭后，她们开车接我到农科村江安河岸边一个叫逸亭的农家乐喝茶。师生坐在花香和树荫里，茶杯里时时闪耀着20多年的岁月光斑。王佳经历几次工作调动，现在在成都某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笑谈教育技艺得我真传；高玉静从美国回来后，继续努力追寻着自己的美国梦；王娟在中国青旅一干20年，如今终于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留地”。

我们坐在秋日里，漫无目的地聊天。很多个恍惚之间，我的面前依然坐着当年笑吟吟的农家小姑娘。但光阴的毫不留情在于，它不仅不放过像我这般年纪的老朽，就连这些幼稚单纯的少年弟子也一网打尽，在她们的脸上、眼睛里，显见一个名叫沧桑的影子。

尽管如此，大家聊起来，仍是清风阳光，对于未来，美好的期待盖过了坚硬的现实，一个个信心满满。前途草色，依然青青。

黄昏道别，她们驱车回省城。我收获一束鲜花，一提水果，一盒茶叶，春风满面，乘兴而归。

一个很惬意的下午，一个很轻松的黄昏，加之身体的不适已经消解。晚上10点半，我睡觉的时间点到了。躺在床上，从床头柜上随意抽出一本书作为倒床书，慢慢培养睡意。如果不出意外，十几分钟后，我将带着平静安适的心情进入梦乡。

抽出的书，是余华的《活着》。

然后，我从晚间10点半读到现在，第二天的早间7点，黎明早已来到，鸟鸣也过了几遍，白天开始喧嚣，我一字不漏，一气读完《活着》。

一个通宵，我还活着。

“……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对的，我不知不觉中也被余华的文字召唤了。读到《活着》的最后一句，我忍了一夜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奔突的情绪打乱了春日清晨的平静。此刻太阳已然升起在窗外，和煦的阳光洒满城市和乡村。

我的泪水洒在作者笔下的田野上。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和一条名唤福贵的老牛，“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往前走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像掘藏，老年做和尚。”

……

福贵的歌声远去了，福贵终于找到了他的归宿，福贵的归宿在像禅意一样升起的袅袅炊烟里。

我以前之所以没有读余华，一直有一个误解。我以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必然会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语言一定犀利如剑，恶毒如药，刚硬如铁，横扫千军如卷席，像我不喜欢的周树人一样，八方树敌，横眉冷对，且一个也不原谅。

今夜一接触，哪里是这样的呢。他的语言是我喜欢的，文字朴素如地里的泥块，行文流畅如沟里的水流。好像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但是，当我读完以后，却感觉到了什么是云泥之别。他的文字并没有煽情，并没有血泪控诉，甚至还夹杂着一丝丝快乐的味道，却把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庭的幻灭，一个时代的动荡残忍地摔打在读者面前。同样写农村，同样写朴素的文字，他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而我终其一生，永远只能是业余作者。因此，有他这样的人来写文学作品，那么，我就负责心安理得地好好阅读吧。

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但这样的哀见得多了，心也漠然。余华以“乐景写哀事”，在文学上称为“对比”，在哲学上叫作“量变到质变”，在审美上就是“反衬”。这种描写方式表现出来的哀，比“心死”对人的摧残更甚。

据说，余华作为医生之子，差点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那样的话，中国便少了一位能与现实面对面的作家。但或许是医生的遗传基因，使他在拿起文学这把手术刀的时候，不但手不抖，而且也如外科医生一般冷漠。当他开始解剖肢体的时候，病人和家属因为紧张，多少有些惊吓，甚至恐惧得要命，而他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和沉静。

国外媒体高度赞颂福贵这个文学形象，称其为亚洲巨人，是打不垮的英雄，是《老人与海》里的那个“老人”。

我却不敢苟同。读完全书，我一直在想他取书名为“活着”的含义。活着，究竟是生存还是死亡？是希望还是绝望？是困惑还是超脱？是幻灭还是升华？是地狱还是天堂？是个体还是群体？是人类还是兽类？是喜剧还是悲剧？

我想不明白。

其实，福贵的故事很简单，却跨越中国这个水稻文明的国度整整60年的发展时光，在他身上，体现的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

福贵的祖上，从一只鸡开始努力。“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变成牛；我们啊，就越来越有钱啦。”到了福贵的爷爷，家里已经有田地300多亩，住的是大院瓦屋，雇有长工和仆人，土地租给佃户耕种。到了他爸爸这辈却开始败家，爸爸好赌，输掉100多亩。到了福贵，虽然娶了城里有钱人家的闺女为妻，生了一个乖巧的女儿，妻子又怀上了一个儿子，但福贵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比他父亲荒唐百倍。一夜输光家里的全部房产、田产，气死了他的父亲。而后不到三年，村里身无片瓦的福贵被划入贫困阶级，而此前在赌场上赢了福贵家财产的龙二被划为地主阶级，遭到镇压。福贵去看枪毙龙二的现场，听到五声枪响。他想，如果他不输掉家产，这五枪就打在他的身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福贵一家五口（他和母亲，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凤霞嫁到城里，这个家庭又添了女婿二喜，孙子苦根。可是，随后的几十年，这一家却厄运连连，福贵家里的人一个个不幸去世了，只剩下福贵这个老人，和他新买的老牛。

福贵给老牛取名福贵，每天同它一起干活，一起偷懒，一起歇一歇，一起说些亲热的话。在田边，“我”听到他对老牛说：

“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

与我常常在文章中的长吁短叹，甚至无病呻吟不同，你完全在《活着》里看不到余华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永远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而他想说的话，却像一把手枪一样直接抵在你的胸口。你如果读《活着》读到上面这一段而不动情，不泪光盈盈。

读《活着》，我一夜无眠。但读后若不及时吐出内心的话，症状或许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