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选择
那是一个走廊的迷宫，一幢带有走廊迷宫的平凡的建筑。大部分的办公室都空着，门上全都没有标记，门前没有任何人在等候。
不过，有一扇门，门上印着简单的头衔。简单，但是令人不解。门上写着：
谈话师
门对面的厅里有一张长凳。一个男人，一名请求人，已经在长凳上坐了大半个小时。他脸庞瘦削，一脸倦容，单薄的衣服又旧又皱，好像很久没有睡过觉似的。他一只手颤抖着，另一只手握着颤抖的手。也或许两只手都在颤抖。他无言地看着地板，头上的灯光时明时灭。
门终于开了。一个一头银发、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一位老人，向外张望着。他挥了挥胳膊，于是请求人站起来，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坐在治疗办公室的时候，他开始说了起来，向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在那儿，除了继续下去别无选择，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然而，他正在解释这样一件事给我听，几乎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例行公事而已，解释着这样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自杀治疗。世界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那么多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谈话师这样说道。我的祖父和他的祖父，更别提这些祖父们的祖父，他们能指望的要比我少得多，等等等等：人类的总体生活正在飞速进步，但是，所有解决方法都有其后果，其中最坏的，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然出现的，莫过于隔绝感。现代世界里，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孤独的。我们还不如成为家具呢，他继续说道。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感觉——没法和别人沟通；这个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些人甚至难以为继。所以，既然已经有那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已经成了蔓延在共和国内的普遍感受，直面这最后的问题，这所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找到问题的解药，自杀的治疗方法是我们的使命，谈话师这样说道。他的白发又轻又软，像鸟的羽毛，但令人欣慰，仿佛正在宣称无论什么职位他都能够胜任。谈话师。那是啥？他的办公桌两侧都摆着椅子，办公桌基本上就是张普通桌子。他可以坐在桌子的任意一侧，不会有任何差别。我是来这儿和他说话的，他也要和我说话。于是他说了。他说，村庄处理完全是从无到有，哪儿都没有过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它突然就成功了。突然之间，每个城市都开设了一个我们这样的部门，我们这个部门才刚刚开设了一个月。他解释得很快，而且没完没了，然后冷不丁地，又突然陷入了沉默，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他，也就是谈话师说，他自己，也是一个星期前才来到这座城市，但他之前在另一个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一个被称为失败部的办公室。他们这么叫，失败部，他这样说道。普通人。它的正式名字就是它的功能所在：村庄处理。那是管理治疗的方法，而这里是第一步。他说话的时候做了一个古怪的手势，好像要把整件事都精简下来——好让它显得比较可能。第一步是容易的，他似乎在说，从这步开始，一切尽在掌握。我觉得他有点儿像我的祖父，一个我从没喜欢过的人。但是，在他身上，我祖父所有的可悲可叹、邪恶缺德都不知怎的缓和下来、有了改善。仿佛祖父这个角色，他的为人得到了一番小心翼翼的重新审视，于是就有了他，谈话师，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说，长期以来，一千年以来，甚至此前的一千年也是，自杀始终被视为错误的行为。人们相信人不应该杀死自己，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信念源于一个谬误的观念——即人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身体属于别人，而不属于你。无论是属于上帝还是其他人，其理据都是一样的。但现在我们看到，如果你不再想要活着，那就没有理由，确实没有理由不去了结你的生命。实际上，活着——假如你并不想活——才是非理性的，谈话师这样说道。不到三天前，一个男人坐在你现在坐着的地方，就是那儿，谈话师这样说道，他对我说，我从没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即便小时候，我也是另一个人。我这一生——整整一生！——每天早上都在这具我感觉不属于我的身体里醒来，在不属于我的状况里醒来，为什么我不该了结这样的生命呢。我给他的回答，谈话师说，是，如果你想要解脱，那有何不可呢，不过你不妨想想：格勒布登，伊曼纽尔·格勒布登——古往今来最优秀的大脑之一，也曾为这个问题挣扎过。感觉就好像是他和你聊过，单独聊过，听到了你的问题，于是解决了它似的。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村庄处理，我这么告诉他，谈话师说。是吗，我说，不到三天前。我告诉他，我们会让你脱胎换骨。现在你有这样一个选择，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破天荒头一遭——可以彻头彻尾地重新开始。我们在这儿就是干那个的，那就是我们帮助你的方法。而且，谈话师看着我，继续说道，我们也能为你提供相同的帮助。即便那个曾坐在你现在坐着的地方的男人，坐在那儿哭得不能自已，可怜的家伙，真的很可怜，在那张椅子里抽泣——即便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平和了，正在踏上一段新的旅途。他大手一挥。不过，谈话师说，还有许多正规程序要走。我在这儿就是干这个的。我们要好好谈谈，你和我，我要了解你，为你分类，关注你的需要，找到你在这儿的原因。这个我曾经恨过的祖父的镜像，和他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男人这样说道。我，也是个可怜的家伙，我想。我，一个可怜虫，在那儿，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我要讲述我凄惨的故事。好极了。他说得兴致勃勃。这是他精心排练过的全套表演的一部分。他说，你知道你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会怎么样吗？我离开的那个地方？你离开的那个地方——你离开的那栋房子、离开的那些人，他们全部的交流和思想，他们的生计、尊严和希望——你知道你到这儿来，这些会如何解决吗？会这样解决：所有熟悉你的人会分别收到一封邮寄的小信，信会被打开，信打开的时候，里面会有一张黄色的纸片，不管是谁打开了信都会看到一张黄色的纸片。他们会拿出黄纸片，纸片上写着一个名字。克莱门特·迈耶。你的名字。他们会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有些人则会高声念出来。他们打开这封信后会发生的事是，他们会知道你再也不在他们的生活中了，这个人永远地离开了，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找不回来了。这对你会是个安慰，你可以知道所有的书都已经合上，所有未竟之事都已经终了，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你没法回头，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一个彻底的了断，谈话师这样说道。我问他会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人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下去。我问他处理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分水岭，过了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你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吗？不想，我说，我来这儿只有一个理由，我只是在想，或许另一个人在这儿知道了这样的信息，就会起身离开办公室，回到大街上，穿过城市踏上归途，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回到他们认识的人身边。你可以走，可以随时走，谈话师说。现在就可以走。我没想走，我说。不过还有，他说，还有个证据的问题。这让人遗憾，但是我们发现有必要要求提供某种证据。我们想听你讲讲你自己的故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定你没来错地方——确定你，确实，是在寻求我们伸出的手。他说得很快，说了两遍，一次是对我，另一次对他自己，小声得几乎听不见。寻求我们伸出的手。有个女人来过这儿，他说，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经手的第一个人，她有个大家庭，在政府里干得风生水起。我相信如果我给你看她的脸你会觉得她脸熟的。我向办公室外看去，我打开门，就像我打开门迎接你一样，而她在门外。我带她走进办公室，请她坐下，一开始，从她对自己的讲述中根本听不出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她生活的每一面都完美无瑕。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实在不可思议，像个无所不能的生活巨人。不过，我们在这儿坐了很久。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当时觉得——我会等，我不用回家，今晚也没有什么等着我回去。我可以再工作几个小时，反正也没大碍。我们继续坐着，她开始讲到一些别的事情，不仅仅是她生活中的事情，而是别的层面的生活中的事情，可以被称为她的内心生活的事情。随着我们对这件事的深入——她说算是种内心生活，我开始肯定起来。这是个想和她知道的所有事情分道扬镳的女人。她并不感到哀伤，没有眼泪要宣泄，没有任何事要惋惜，但她已经走到了头。她对她生活的兴趣要比她的寿命短。她正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中。我这样对她说，但她并不赞同。她认为这样的措辞让人恶心。不过我们的确同意，谈话师这样说道，治疗，对她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她签完了相关的合同，虽然那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还是做了必要的安排，于是她踏上了旅途。她不需要再回家了，一旦我安排完毕，她就轻轻松松地上路了。还有一次，谈话师继续说道，有个男孩子，只有十六岁，他，用他的话来说，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他的开始错得彻彻底底。我不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见的他，而是在之前那间。他还是个长相稚嫩的小可爱，非常贴心，也很直接，尽了最大的努力回答所有问题。但他的青春完全被一种浓重的悲伤压垮了，他从一开始就活在深深的误解里。没有什么可为他做的。起初，我很肯定我不会接受他，会送他回去。我不停地在送人回去，没有停过。但是，当他把他的处境解释清楚，不是像个孩子那样解释，而是仿佛一个在世上活了很久的人，我不得不让了步。我给了他他想要的，我肯定他现在过得不错。谈话师不停地说着，但他其实是在等待。他说着话，但其实是在等我开口。他的滔滔不绝是对我的一种许可：这是个说话的地方，他说的话说道。想到要讲述我的处境，我就觉得难以承受。我说了出来，我对他说，想到要讲述我的处境，我就觉得难以承受。当我听说村庄处理的时候，当我听说这个部门是通往那里的大门、入口，可以这么说，我感到的，不是希望，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我只是想无言地跨过那道门槛，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果真是那样的话，谈话师说道。我知道我必须说，我说。我知道。然后谈话师把椅子向左挪了一点点，似乎是在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准备，而他在为之准备的事情是我正要开始讲话，而我是这样说的。比方说你是个年轻的女人，比方说你的名字叫拉娜，拉娜·诺森，比方说你家境殷实，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朋友也有和睦的家庭。但是有一天，你因为头疼，因为头部的压迫感去看医生，在医生办公室里你发现你快死了。千真万确，你很快就要死了。可能会拖得久一点，或者拖不了很久：这是唯一悬而未决的事情。但你会死这件事完完全全地毋庸置疑。医生甚至没什么要补充的，这是个彻底的判决。而你站在那儿，所有东西，所有你拥有的美好的东西都灰飞烟灭。都一样，它们闪耀着双倍的光芒——每一件好东西都尽显其美好的本质，因为它们突然都有了尽头——曾经无限的那些东西、拥有漫长生命的东西，突然地有限起来。你走出办公室，走过一条街道，又走过一条，又是一条。就在那天，在那最糟糕的一天，你遇见了一个年轻男人。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你觉得他棒极了。他，虽然在某些方面比起他的同类可能并不出彩，对你来说却似乎不同凡响，我这么告诉谈话师。
你，拉娜，站在街上同他说话。你们彼此开着玩笑，很快这些玩笑里开始夹杂起一种小心翼翼的认真。在这段闲聊里，你们两个都发现你们想要再次见到对方。于是，你确保他拿到了你的地址，便离开了。你回到家，在家里你被家人簇拥着。你向家人宣布了消息：你要死了。你最好的朋友都被叫来家里。他们被告知：你要死了。所有人都聚在那儿，空气里满是失落和哀伤。然后，你向大家讲话，你说的是：你说，我只剩下三个月了，我想完整地拥有它们。如果这三个月是属于我的，它们也确实属于我，那么我不想再说生病的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发誓在我死前不会再提到我的病。现在我要离开这个房间，去洗脸洗手，等我回来的时候，五分钟后，你们所有人都将享受着一个和我无关的愉快聚会。我们会点外送的食物，你们得知今天这个消息前会怎么度过这个夜晚，我们就怎么度过。另外拜托，你继续说道，不要老是随我差遣，我过去过的生活不是这样，我想过的生活也不是这样。然后你离开了房间，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们，既干练又坚强，他们遵从了你的愿望。一个令人无比满意的夜晚流逝着，直到深夜里某一刻宾客散尽，我这么告诉谈话师。现在，第二天，你家响起了敲门声。是那个年轻人，他名叫克莱门特。他想要见你，你发现你也想见他。虽然他几乎一穷二白，而且一点儿也不起眼，你却发现自己想和他一起外出同游。这次外出让你们变得亲近了一点。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而你每天都在见他。你的亲朋好友们震惊了。你似乎变了——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你看上去容光焕发——你变得多么快乐呀。当你坐在桥上，亲吻着这个年轻人，当你在电影院和酒吧流连到深夜，你觉得终于在这儿梦想成真——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你之前一定认识过其他优秀的男人、其他男孩子，克莱门特却是让你觉得需要感谢的那个人。对此他并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但他并不需要理解。他总是郑重其事地说他配不上你，对此你笑了又笑。你总是在笑他，让他解释他的过失，然后又变本加厉地笑，因为对你来说这些无关紧要。随着你们关系的发展，你看到一些你认识的人、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都日渐担忧起来。你担心他们会告诉他，担心他们会把一切搞砸。所以，你告诉他们，所以你告诉你的朋友们，不要把你们知道的事情告诉克莱门特。我这样告诉谈话师，我坐在他的办公室，头埋在双手里。房间里安静下来，突然地安静下来，已经安静了很久很久。
我看着谈话师，而他看着我。我说，她和我，我们相遇了，几个月一晃而过。几个月一晃而过，而我对她说，拉娜，不如我们开车去乡下吧。我们总是待在城里，周围总有其他人在。为什么不去个没人的地方呢，或许会很愉快的。她对这个提议感到焦虑不安，我这样告诉谈话师。我能看出来，她似乎很害怕去乡下这个主意，尽管这是个异常普通、异常合宜的主意，却带来了我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反应。出城？她十分不安，脸色苍白。不过，她是个那么强大的人，总是走在我的前面，总是更加坚持、更加尖锐，于是，因为我偶然发现了她这样一个弱点，我一下子赶上了她。我说，我真的那么说了，我现在几乎觉得说不出口，但我对她说，我告诉谈话师，我说，来吧，就现在，你不会是害怕去乡下吧？她说她不害怕去乡下。如果我想去，我们就会去。她简单地说道，却不知为什么有点喘不过气。我很高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行动呢？我继续残忍地说道。那无所谓是个可以和别人待在一起的地方，无所谓是个可以提供各种服务、东西应有尽有、房间配套齐全的地方，不是吗？无所谓，她说，无所谓。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很害怕，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继续怂恿她。于是，一天清晨，周围还没人出没的时候，我们在她车里装上一个行李箱、几个帆布袋，就驶出了城市，前往她父母的一栋房子，准备在那儿待上一个星期。她父母有许多房子，这一栋就在附近——在乡下，大概两天的车程。我们向着那栋房子行驶。离开的时候她哭了一会儿，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哭着，我试图安慰她，我说，拉娜，怎么了？而她只会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逼问她的时候，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就是突然感觉想哭，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当时的感受，她认为，是无法解释的。我没有继续逼问她，只是说了些诸如好吧，我肯定到了乡下你会感觉好些的之类的话。可能会吧，她附和道。开车的时候，她有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位，坐在那儿时，她会侧坐过来，好看见我。我们放下了车顶篷，于是她的头发会随风飘舞，或者她会用根布条把头发束起来，于是头发就规规矩矩的，当风迎面猛吹过来，头发却在布条里整整齐齐地待着。第一种情况下，她会任由她的头发披散着，然后我会用眼角瞥到她，像个耀眼的女武神，一种流光溢彩的存在，不知边界为何的尤物，极尽所能地燃烧着自己，或者她会将头发束起来，将头发束进一根简单的布条，束起头发的时候她将判若两人，我用眼角瞥到了这一切，她变成了一种完美的轮廓，所有本质的本质，一位空气精灵或者水中仙女。我为此而激情澎湃。我会看着她，事实上还会转过身来，被她的外表触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甚至忘记了看路。这种时候她的反应出乎所有可能的意料之外。她什么都不说，只是也望着我，脸上挂着笑容，直到我回过神来，发现我正在偏离车道：我们正在鬼门关上！这时候我只差几厘米就要开到公路边了！然后，我会急转弯，将我们俩救出险境，然后我们会继续行驶。这肯定发生了九次、十次，对此她从头到尾不置一词。我开车的时候她会看着我，我们会谈论别的事情。一开始车开得很快，我们很费劲才能听清彼此，但当我们已经开出了城一点，马路都变得又窄又弯，于是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开得很慢。她不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就会坐在别的地方，无论她坐在哪儿，在我眼中她都是相当光彩照人。某种意义上，我知道她其实并不漂亮，不是像别人会交口称赞的那种漂亮的女孩。毋宁说，她将某种特定类型的女孩的概念延伸到了极致。而对我来说，她碰巧是让我毫无抵抗力的那种类型，一点儿都无法抵抗。她会爬过座椅，坐到后座的行李中间，摊开手脚几乎躺平。然后她会抬头看着天空哀叹，一边自言自语。她那时说了什么，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见。每当那时，我就会调整车上的镜子，这样我就能偶尔抬起头，将视线从路上转移到她身上。相应地，她也能从镜子里看到我的眼睛，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说，这车几乎是台老古董了。我在办公室里向他描述着这辆古董车，用手比画着车的大小。车上有宽敞的长条式座椅——对那样的公路旅行来说，真的是可能找到的最舒适的车了。她的家庭有着无与伦比的品味。他们拥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品质上乘。他们拥有许多东西，许多许多，全部都是上乘品质。我却相反，几乎什么都没有，我所拥有的那些，虽然也是精挑细选，却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实际上，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我刚认识拉娜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带她回我家。在车里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她在开车，戴着一副大太阳眼镜，几乎是不想跟太阳或是太阳下的人产生任何瓜葛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才会戴的那种太阳眼镜。她说这样她能更好地看路。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带我去你家？整整三个星期，我一直在求你带我去，而你会对我说，好吧，来我家吧，然后你会给我个地址，而我会去那儿，等我到那儿的时候，那却会是个别的房子——不是你某个朋友的家，就是动物园，要么就是茶馆或者手套店。手套店。她大笑了起来。我可从没让你去什么手套商的店，我说。我甚至不觉得现在还有这样的东西。哦，有的，她说。不过，我的确让你来了，我告诉她。的确让你来了，不过那是在……那个时候，我告诉谈话师，她打断了我，自己接了下去。她经常那样干，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因为她小时候看过一部老电影，电影里的两名演员深深地爱着对方，他们会接过对方的话，把话接着说完，如此证明他们的爱情。所以，这事刻在了她的脑子里，她很坚持，对此坚定不移——要接着把我的话说完，而我应该把她的话说完，这样就会是个明证。她说，那是在你家被偷了之后。我没看到你的东西放在房子里的样子。反正，你的确，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把我对她说过的话转述给他，你的确去了我家。我说，我家被偷了，被洗劫一空。我计划过要邀请她来我家，让她看看我的公寓，其实只是食宿公寓里的一个小房间，但我是打算带她去看的，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住在一个食宿公寓里，门上只安了把形同虚设的旧锁——用双面齿的万能钥匙就能打开，那种你能买到的钥匙——在锁匠那儿其实就能买到。你甚至都不用破门而入，你可以去锁匠那里，用口袋里的零钱买把那样的钥匙，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我的门。实际上，我继续说道，我经常怀疑房子里、整个食宿公寓里，谁都能打开别人家的门。所有的锁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从没有试过去开别的锁。我想过要试，但又怕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住客都很少离开他们的房间，他们大部分都闭门不出。反正吧，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门锁着，但房间里空空如也，好像房间被彻底清理过了似的。我的假设是：有什么事情出了错，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扔到了街上，因为有人以为我没付房租——肯定是房东这么想的，于是他出于这个误解采取了行动。然而，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安慰，因为我的确付了房租。如果我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理应获得赔偿。这也不算很糟，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关于我想法的变化。不过，在前台，我被告知我的房租都已经缴清，他们清楚这一点，我并没有被驱逐。食宿公寓的经理是一个肤色泛黄、令人作呕的男人，属于那种几乎不剪指甲的类型，他认为指甲不需要剪得像你我那么勤快，他说，这种事最近几乎每天都有，有住客下来抱怨自己被驱逐了。其实就是有贼把你的东西都偷走了，我打赌你拿不回来了。如果你能再看到其中几件就算是运气好的了。一种我以前就有的感觉——感觉或许食宿公寓里的其他人整天闭门不出仅仅是为了保证房里的财物安全，这时又冒了上来。我曾询问过可不可以在门上再安一把锁，结果却被嘲笑了一番。你有什么东西是比锁钱还贵的吗，房东说道。所以，我不该邀请她的，我告诉谈话师。我邀请了她，可我不该这么做。首先，把她带到一个寒酸的食宿公寓——这真是个可笑的念头。谁会带一个那样的女孩子去那样的地方呢？不过，一旦你考虑到我那么用心地，用心得简直无可挑剔，我觉得，去挑选各种漂亮的小东西，把它们摆在这间房间的角角落落……房间只有一丁点大，所以很好布置——并没有用到多少技巧，唯有用心而已，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最好。我把东西四处摆好，让房间看上去相当漂亮。我迫不及待地想让她看到这里。我怕她会意识到她的优雅和我时常被迫点头哈腰的艰难处境之间的鸿沟，每个月，每到月底，一个月中最后的那几天我总是分文不剩，在食不果腹中等待着有几个零钱花，可以多少买点东西的日子。然而，她是那么体贴那么温柔，让我觉得我身上还是有些可以为人称道的东西，而且，带她来看这个房间，我也能借此展示我身上一些不为人知的质素——一些她可能还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这是不是造假还有待分说。我时常在生活中产生这种浮夸的妄想，它们也总是会适时地遭到粉碎。不过，或许就这一次，我想道，然后那天当我回到房间，打开门，走进去发现里面空无一物。我其实就是在那天早上告诉她，晚上八点来这个地址，那是个食宿公寓，我住37号房。她一整天都要忙，到时候会直接来这儿。我的计划是去买两件配得上她品味的东西——去城里最好的面包店买一条面包，再去博物馆区附近的食品店买一小块奶酪。这两样东西到哪儿都不会被比下去，即便是出现在我的房间，那个卑微的地方，也一点儿都不会损害它们的品质。我觉得我可以让她尝到一丁点儿美食，同时也不至于难堪。然而，现在房间里已经一无所有了。我向那个经理反映的时候，我这么告诉谈话师，他说他可以给我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硬板床，但也只是暂时的。他给了我，而我觉得那些正是我房间里有过的桌子、椅子、硬板床，于是一下子有些手足无措。他看到我的反应便说，这儿的人用的家具都差不多，别太在意。然后就转身走了。于是，我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唯一的桌子边，看着被推到角落里的硬板床，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角落里有一台热东西的小金属装置，是用螺丝固定在墙上的，小偷这才没能拿走。你记得吗，我们开着车的时候她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对你说，她说，这是别人为我做过的最棒的事了。你记得你带我看房间和你的东西时我脸上的表情吗？你还记得我有多高兴吗？
她开得很快，我得把身子探过变速杆才能跟她说话。我说，我只是想让你喜欢我。好吧，我喜欢你，她说。我做了什么让她高兴成那样？我问谈话师。嗯，我搞来了一张纸，一卷纸，几乎是一大卷纸吧，很长一卷，还有一支笔和一些胶带。我买了面包和奶酪，还有一个小玻璃罐，买了一个橙子和一个很小的滤网。我回到家，拉出三四段纸，撕下每一段垫在桌上，再把食物放上去。我把桌子挪到窗边，这样路灯就能照到桌子。然后，我就在房间里四处忙活，原来有东西的地方——我的每件财物原来放着的地方——我就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东西的名字，描述一番，用胶带粘了张占位标签上去。于是，她说，当我来到房间的时候，我能看到你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可以优哉游哉地在房间里晃荡，阅读你的手写小纸片，了解房间原来的样子。然后，你榨了橙汁给我喝，有点酸，你说你故意选了个酸橙子，说这是个特别的开胃橙，然后我们吃了面包和奶酪，在黑暗里躺倒下来。公路前方是一条隧道，光线暗淡下来，我们高速穿过了一侧山坡，出来时已经在山腰上了，高出一片小山头一大截。之前远看只是个小山坡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大山，地势从这儿陡然下降。公路一圈圈地盘旋向下通到山脚。远一点的地方，那儿，她说，是个旅店。你看到了吗？我看不到。就在那儿，往那个方向看，她坚持道。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
谈话师咳嗽了一下，我抬起头看着他。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把记忆看作一种补偿。我们建造纪念碑，表面上是纪念这个人或那个人，纪念这次斗争或那次斗争，但其实，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献给记忆本身的纪念碑，谈话师这样说道。我们希望对事物的记忆是有意义的，那是一切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不记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力量赋予日复一日的生活以意义。因为，他清了清喉咙，因为我们都像维京人一样，希冀在蜜酒厅里享受着永恒的盛宴，在那儿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我们的事迹，以取悦我们可怕凶残的同伴。实际上，他继续说道，需要努力的地方并不是记忆。那是人类的秘密，遗忘才是帮助我们越过记忆的伤害继续前进的珍贵慰藉。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他放慢语速，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头上悬着个灯泡，灯罩松松的。灯泡突然之间变得异常明亮，因为厅里的灯都已经关了。一个男人把脑袋探进门来，谈话师向他保证一切正常，我们只是要把事情办完。不过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清洁工可以先下班，我走的时候会锁门，谈话师这样说道。门关上了。后来怎么样了？他问道。我再度被一种恐惧击中，即感觉我正在向我的祖父倾吐这一切，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受着这种感觉的折磨。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一个我恨过的人，这对我简直不可思议。再加上一开始就感到心烦意乱，这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感到一阵厌恶。然后，他的眼睛看向了我的眼睛，目光里满是同情。那就像是——当他看向别处，我觉得他和我的祖父十分相像，而当他看着我的眼睛，我又能将他看成一个不同的人，某种倾诉对象。要喝点水吗？他问道。他拿着一个杯子，杯子里已经倒满了水，他将杯子递给我。我喝了水。我们开到了旅店，我说，准备在那儿过夜。她还在开着。这块地方她以前经常经过。她转向停车场，把车随便停在了什么地方。她慢慢停下来，跳下车，把车随意地留在了旅店前，好像那不是车，而是匹马。我喜欢她这样。显然没有别人会来，没有理由不像她那么干。旅店里的人不认识我们，但他们很麻利、很体贴、很实在，他们给了我们房间的钥匙，把我们带到房间，给我们送了晚餐，一碟冷餐肉，多得我们吃不下，然后就告辞休息去了。拉娜说，克莱门特，她在浴室里说，克莱门特，过来。这儿有个大浴缸——比一般的浴缸都大，人都能在里面躺平了。那间旅店就是这样的类型——一间中途小站，供人们恢复必要的精力，好继续上路。这店肯定已经开了很久，我对拉娜说。我出生的时候这间店就已经在这儿了，或者至少自从我记事起吧，我有印象。她就是这么的精确——而且痛恨说假话。有时候，她会纠正自己，在说了什么好几天后，她会突然想起她说得不够确切。然后，她会阐释她想表达的意思，详细地、多角度地，用让她满意的方式。我，一个从来都不够确切的人，确切于我只是痴心妄想和一种浪费，现在却成了她绝妙的确切的主要受众。我们坐在浴缸里，我还记得，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她想让我告诉她我对生活的期望。告诉我，她问道，她有时会这样问我，你对你自己有什么计划吗？我厌恶这些问题，但我总是表现得温顺平静，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我有过一个计划，我说，曾经，我想当一个船夫。这想法延续了一阵子，然后我又想当个旅行家，当个马可·波罗。你有什么期望呢？我问她。她说，我们现在变得这么亲近，所以你也开始出现在了我的期望里。如果我们搬去另一个城市，一个我们从没去过的城市，然后一起慢慢了解它——我们可以一起慢慢了解整个城市，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只是为了在那儿生活，我们还可以一起说那门语言。我们可以做生意，一门在这里很普遍所以我们了解的生意，但在那个城市还从来没有过。然后，我们可以坐在店铺里，时不时地卖卖东西，然后我们会过上不错的生活。我有足够的资本，她说，可以支持我们做点那样的事。我们甚至都不用靠那个店铺赚钱，那只是我们的消遣而已。然后，偶尔会有朋友来旅行，来看望我们，我们就能见到他们，他们到的时候我们会高兴得要命。你好，你好，我们会说，他们在那个新地方跟我们待上一阵，然后就会离开，看到他们离开我们也一样高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的样子，她一定先自己悄悄想过，然后才大声地说出来给我听——我们可以过上那样的好生活。我准备好了，我说，去哪儿都行。只需要提前十分钟告诉我。为什么，她问道。十分钟？如果你打定主意要去，你就会去。连十分钟也不需要。十分钟？她假装被这个想法伤到了，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只是因为我可能要埋一些东西，我说。在一个地方住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在我住过的地方附近埋下一些我的东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能有这种感觉——如果我想，我就能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我不觉得我真的会挖，但这种感觉很美好，即便其他事情都变了，一个人还有一些东西藏在地底下。比如骨头，她说。如果真的够勇敢，你可能会留下一两根手指，或者一个脚踝。我会的，我说，如果我觉得那里有什么值得如此深刻的记忆。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没有人，房间里静得要命。我有一种感觉，就像人有时候会感到的那样，觉得我已经独自一人好一会儿了。我走出门，而她正坐在台阶上，两眼直瞪瞪地，发着呆。天很黑——乡间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她正坐在这样的黑暗里，独自一人。拉娜，我唤道，拉娜。我在这儿，她说，她就在我脚边。我已经走到了门廊尽头，而她在那儿。我坐下，伸出手，拉娜，然后够到了她。我完全看不见你，我什么都看不见，她说。她的嗓音喑哑着，我靠向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面庞湿漉漉的。你还好吗？没什么，她说。我在想我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外国城市，我说，你就要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们了。不过，我会见到的，她说，如果是那样，我还会再见到他们的。你指什么？我问道。没什么，她说。我们进去吧。之后，我们开着车，是我在开，太阳在头顶高挂着。我身上的粗麻衬衣迎风飞舞，而她身着一件浅灰色连衣裙，像是缝在她身上似的——在风里纹丝不动。我们在公路上飞驰，天空蓝得吓人。森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了，我嚷道。越来越深。我们快到了，我们停下加油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灌满了油箱。当她在加油站里神气活现、漫不经心地走动，用毋庸置疑最最假小子的架势加油的时候，那儿的两个员工站着看着她，一时无法挪开视线。我父亲在他小时候买下了这地方，用他的遗产买的。当我们慢慢停下车、当我把车停在小屋前、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她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我把袋子搬上宽敞的台阶，而她重复道，我父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买了这地方。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不想再住在他住着的房子里。他的阿姨过来照顾他，但他不需要被照顾。他会自己照顾自己，她这么说道，我告诉谈话师。他卖了他住的房子，买了这一栋，和他阿姨一起搬了过来。这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大部分的童年夏日都是在这儿度过的。事实是，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回来过了。我甚至，她说，从没有过要回来的念头。但现在，我终于又回来了。我的父亲本来会很高兴地加入我们的。她似乎沉浸到了她的思绪中。他可想再回到这里来了。你可以联系他们，我说，让他们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她被这个主意吓到了。那样会……她说，踌躇着，然后她似乎踌躇地决定不再对此事发表言论。她思来想去，最后并没有告诉我她的结论，反而背道而驰。她走开了，开始在房子里探索起来，检查着房子的状况。
我没哭，她坚称。我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找到她，她蜷缩在床上，颤抖着。你没哭，我说，可你脸上湿漉漉的。她的脸上湿漉漉的，我告诉谈话师，她一直在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衣袖擦擦她的鼻子和嘴，吻了吻她，我待在那儿，极尽所能地安慰她。我们做爱的时候，我轻轻地说道，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过程从来都不容易，这种极度的亲密让我们两个都头晕目眩。我们的第一次是在食宿公寓我的房间，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们都无法动弹。我们躺在那儿，完完全全地精疲力竭。我在楼上房间找到她的时候几乎也是这样。似乎有一堵堵小小的墙一而再再而三地横亘在我们之间，而我们的肉体之爱正是瓦解它们、粉碎它们的过程。她常常会哭，常常悲泣，然后恐惧和悲伤会转化成欢喜，或者欢喜会转化成悲伤。她对我说，有一次，做完以后，说她觉得任何与肉体有关的事情都不应该是容易的，所有与肉体有关的事情都应该困难重重，全都应该带着极度的无助、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我说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她说，不要做任何我说的事情，永远不要。她转过脸去。她又在哭了，无法安抚。一两个小时后我们起身去整理屋子。这是一间狩猎小屋，我从没来过狩猎小屋，也不知道还有狩猎小屋这样的地方，但眼前就是一间。墙上挂着各种战利品，枪到处都是。有个专门放沾了泥的衣服鞋子的房间，全实木的椅子和安乐椅倒扣在长门廊上。树都老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是我很久以来见过的最老的树，而房子显然是造在那些树之间。门廊中间就有棵树，支撑着门廊顶。看，她说，这是我以前刻在树上的，她指给我看她在树上刻下的名字。雷娜。我以前这么写我的名字，那时我才，我才，应该是九岁到十一岁的时候。我想有点自决权，所以改了名字。然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什么事？我上学的学校来了个女孩，她就叫雷娜。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她特别粗俗，但她喜欢我，她喜欢我们两个的相像。我还记得老师叫她的名字，多此一举地当着我的面叫，好让我知道周围还有一个雷娜。我被吓到了，觉得很讨厌，于是就把名字改了回来。不过，树上还是这个名字。你应该把你的名字刻在这儿，她说。她从包里拿出一把小刀，我打开刀，把我的名字刻到了树上。克莱门特，我刻下。瞧，我说，我没有改变写法，但我觉得我可能会的。你以为你会，她说，但真的要做的时候，你喜欢你的名字。你没法把它写成别的样子。名字有一种庄严性。庄严性，我重复了一遍。神圣性，她说。我想是神圣性没错，但感觉上意思好像错了。你现在好多了，我说。你不难过了，我告诉她。你看上去挺好，我对拉娜大声说道，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不知道是我想让她好起来，还是她真的好了起来，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她是不是正难过着，她难过的时候，我会微笑，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开心的时候，我会说，有些无助地说，哦，你又高兴起来了。说起来，这样反倒提醒了她她的难过。我不清楚她是为了什么难过，她也不愿意说。那儿有个电话，但她不愿意打给任何人。我建议她打的时候，她说，不要，我们已经来了这儿，现在我不想再去别的地方，除了这儿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儿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这栋房子，附近还有个可以采购食品杂货的小镇。明天起床的时候，我们会步行到镇上。现在我感觉很虚弱，但明天，我想我会好些的。几个小时过去了，她感觉好了一点，我们爬上梯子登到了狩猎小屋的屋顶，那儿算是有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睡在这儿，她对我说。这儿有个状况，如果你一动不动，会有蝙蝠从头顶经过，只相隔几厘米远。我去拿了几条床单、一个枕头，又找到一堆旧衣服，也一起带了上去。我们可以垫着这些睡。这是我的衣服，她说。她拿起一件衣服。瞧，还挺合身的。
事实是，我对谈话师说，她说得对极了。她提到蝙蝠可能会来的时候，我没有完全相信。我以为她大概只是在打比方，或者只是在夸大一桩无须证实的童年回忆。然而，当我们仰面躺在那儿看着夜空的时候，蝙蝠飞了过去。它们飞了过去。一些你从没见过的星星，远得让人难以置信，但又那么真切地在你面前铺展开来，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你感觉它们是被镶在那儿的，所有这些遥远的物体都如此特别地彼此关联了起来。然后——蝙蝠飞速而过，只隔了几厘米。她说这会发生，而现在真的发生了。蝙蝠们飞了过去，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打成打。这样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就在日落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对我说，她攥紧了我的胳膊，向我依偎过来。她撑起身子爬到我身上，她的鼻子紧紧抵着我的面颊。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儿什么都没变，蝙蝠还是一样地掠过头顶。我猜它们是同一个洞穴里出来的，住在一样的群落里。我猜这些蝙蝠是我认识的那些蝙蝠的子孙，十五年前的夏夜里从我脸上飞过的那些蝙蝠，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有一次，她说，我哥哥和我在一个早上出发去找那些洞穴。我们告诉了我父亲。我们穿上外套，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装上行李就出发了。他坐在门廊上，在看书，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去找蝙蝠洞。他和我们说了再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找到了蝙蝠洞，那就有一个选择要做，一个人们在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时会面临的选择。你们会回来吗。然后，我父亲说，你们决定的时候应该为我们想想，想想那些对我们好的方面，为我们家未来的生活想想，然后回来。你们可别跟蝙蝠一起待在那儿。我肯定会跟蝙蝠待在一块儿的，我哥哥说道，如果我们找到的话。那样的话，我父亲说，我收回我对你们的祝福，我希望你们瞎转悠几个小时，然后狼狈地准时回到这儿来吃晚饭。不出所料，拉娜接着说道，事情的结局就是那样。我们计划等到天黑，用手电的光来判断蝙蝠飞行的方向，但天开始变黑的时候，我们害怕了。等到开晚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乖乖地坐在了餐桌边。我猜，然后，我父亲说道，你们没找到蝙蝠，因为我希望你们是、将来也始终是言而有信的人。关于我哥哥和蝙蝠定居的打算，他是这样对我哥哥说的。你得明白，拉娜说，这一切都滑稽得很。对我家来说，这滑稽得很。这也是一件我们从来不会笑话、不会谈论，甚至提都不会提的往事。我告诉你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我，我想让你了解我。她向我身上靠过来，故作愤怒地在我身上又抓又咬。
早上我们醒得很早，就跟所有睡在户外的人一样，她说她感觉自己很精神。有时候会这样，看她感觉精神还是不济，我们会相应地调整计划。在城里，我每天都能见到她，但不是一整天都跟她在一起，在狩猎小屋站在她边上的时候，我猜，我之前没有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她，在城里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为了在见到我的时候总是感觉精神而养精蓄锐着。她声称她在白天做的那些事，或许并没有全做，或者至少不是投入了全部力量去做的，而且中间肯定会休息。可是现在，在早上，我们站在晨光中俯瞰着山下，她精力充沛，她这样说道，于是我们准备步行去镇里。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小镇所在的地方，距离狩猎小屋不远。她父亲，那时还是个孩子，对镇子外的地方有着浪漫的向往。他的父母都是在小镇里去世的，所以他更想和他的阿姨兼监护人，搬到小镇外。不过，他想要能看到小镇。他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他了解那个小镇，他想要待在附近，但是又要隔开点距离。他在狩猎小屋住了下来，按着他自己的设计图，在建筑师的帮助下改造了小屋。他将门廊拓宽到了屋外的树丛里，在屋顶上加盖了平台，他扩建了屋子后部，让房子跨过一条小溪，这样就有个房间真的是有小溪流过的。我们往镇子里走的时候，拉娜告诉了我这些，我解释道。她真挚地爱着她的父亲，我看得出来。那是怎么回事，我问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死的。我的祖父母，她说。没错，你的祖父母。我坐在那儿，和一个看上去很像我祖父的人聊到祖父母，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共鸣。或许有过一次，我几乎要把这种感觉说出来，真正地面对这个我正在对话的人，解释给他听，但我感觉疲惫而且年迈。那个，我的确说了出来。我告诉谈话师，我感觉自己很老。这是我听得最多的话，他回答道。但老的并不是你，并不是你需要改变，你只是被你的处境、被世界加诸你身上的那些事情压垮了。你身上还有许多年轻和崭新的部分——而且也并不仅仅你身上才有。任何人身上、甚至你能想到的最老的人身上都有。那就是活着的意义——与事物发出的不和谐音和谐共处。谈话师递给我一块布，让我擦擦脸。你可以再说一下，他说，最后那部分吗。你说得太轻了，我听得不是非常清楚。
我不想聊到他们，她恨恨地说。我拿着谈话师给我的布，把这，把她说过的怨恨的话告诉了他。我站在紧挨着狩猎小屋，树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告诉她，我可以等。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她就非常干脆地说道，仿佛她已经用刷子掸去了句子上的灰尘，然后再递给我，先走的是我的祖父，一个星期后祖母也跟着去了。我们继续走着，她握着我的手，但一言不发。我们走得很慢，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不停下坡。在镇上，我们无论去哪儿都有人认得拉娜。先是在杂货店里，那儿的店员——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认出了她。他说，拉娜。语调平淡。拉娜。在杂货店外面，她评论道。你注意到这儿的口音了吗？我说，我想是的。你听得出来，她说道，如果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像是被话的内容框住了——好像他们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才把话说出来似的，那就是这儿的人。倒不是口音的问题，我开始说，而是……一种习性，她说。一种群体习性，没错。我以前常跟那个男孩子一起玩，我想他喜欢过我。我们接着去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被认了出来。那是一家卖毛衣和羊毛制品的商店。她买了一件羊毛的长毛衣给我，肩部织有花纹。来这儿，她说，就一定得买毛衣。店里的女孩子长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拉娜她不用付钱。拉娜把毛衣拿到收银台，想要付，但那女孩不肯收。她们显然互相认识。拿着吧，这女孩说道。甚至在她对拉娜说拉娜，我好久没见到你了的时候，我都在暗自地想，她一定是村里最美的女孩。然后她们聊了一小会儿，而我走出了商店。我看到她们在偷偷瞄我，这两个异常优雅的人儿。她们肯定是在说我。那时候，想到拉娜愿意被人看到她和我在一起，我在心里感到了一种空洞但是坚不可摧的骄傲。她走出商店，我们继续走着。有家卖葡萄酒的小店铺，里外都摆着些桌椅。就是这儿了，拉娜说。以前我们夏天来这儿的时候，我父亲会坐在这儿，她说。他会坐在这儿，和别的老头子一起玩上一整个夏天的双陆棋。那儿当时一个老头子也没有，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村里的状况。那地方一大半都空着。我们坐吧，她说。于是，我们坐在那儿，然后店主人走出来，拿给我们两个玻璃杯和一瓶葡萄酒。这酒很好喝，她还没倒酒也没尝上一口就说。这个小镇的葡萄酒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如果你喜欢葡萄酒，你会很享受的。你看上去很开心，我说。你的状态还不错。我感觉很好，她说。我这么久没来过这儿了。这是个好地方，值得一来。有些东西你没法带走，这样真好，只要……她往杯子里倒了酒，我们坐在那儿。店主人又走了回来。我敢肯定，他说，我肯定你是拉娜·诺森，安德罗·诺森的女儿。我记得你。她承认了，然后她叫了他的名字，他非常高兴。他说他们不再来他的店玩双陆棋了，以前那些来玩的人，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年轻点的人不感兴趣，但我们还过得去。晚上有足够的顾客，他对我们说，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们坐在这座山间小镇主街一侧的一张桌子边，听着这个男人品评他的生意，我这么说。话说回来，你爸爸，男人问道。他还活着吧？他还活着，拉娜说。她家，他对我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家庭。这一带所有的贵族都很脆弱。他用手肘亲热地轻轻推了她一下。你已经很习惯了，我知道。我们都习惯了。不过，你哥哥还是死得太早了，实在太早了，他说道。他以前常来，跟你爸爸一起，几乎每天都来，带着那架单筒望远镜，那是什么来着——你爸爸给他的那个枪管似的玻璃玩意儿。他总是举着那玩意儿看。实在太早了，实在太早。他短促、刺耳地咳嗽了一声。实在太早了。
你肯定已经对什么习惯了，我问道。什么哥哥，我问道。我不知道你真的有个哥哥。他是指什么？店主人已经走开了，我们坐在村子里，街上的一张桌子边，拉娜看着我，她的脸又明媚又可爱，她披散着头发，坐在椅子里的姿态非常优雅，那么地优雅，那景象让我几乎难以承受。我看得出来她又累了，看得出来她不想说话，但她强打起精神，这一部分表现在她抬起的下巴和挺起的肩膀，她的动作将连衣裙顺着身体抻开，她困难地一呼一吸着。如果我曾经爱过什么人，我暗自想道，而我不停地在说，告诉我，他指的是什么？她摇了摇头。我没有对你隐瞒任何事情，我只是还没提到而已。我的哥哥，他很小就死了。我对你说过他——跟那些蝙蝠，蝙蝠。他的死因和我祖父母的一样。我们家就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死于同样的原因。所以他才会问起我父亲。尽管，他年纪还不是很大，我的父亲。他暂时还不会死。是什么原因，我问道。我们现在又在走了，我拿着装满了食品杂货的帆布袋，肩上挎着个装了葡萄酒的水壶，我们正在走回山上的小屋。我们偶尔会停下来，好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运动和山里的空气让她的眼神明亮而且狂热，她会看着我，我的突然出现似乎让她非常高兴。这是她不同于其他我认识的人的地方。对于其他人，他们会走进一个房间，而我会站在那儿，他们会看到我并认出是我在那儿，然后才会有事情发生，有行动或者对话。他们确定认识我或者不认识我，事情会从这里直接展开。所有我认识的人，关于我的信息会在他们的脑中激活，然后在某时某地，会有某事发生，而我会陷入其中，或者从中逃离，我会将自己拉扯出来，与之保持距离。那是通常的情况。可是，对于拉娜，每当她不知道我在某处，或者每当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时忘了我也在那儿，那样的事就会接着发生，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她的眼睛会突然发现我，然后她的眼中会冒出一种确凿无疑的欣喜若狂。我会看到她整个人都很高兴。她看到了我——我在旁边！对我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过来，于是对此我只能感到感激——这是一件我永远受之有愧的东西。在山间的空气里，她坐在一块岩石上看着我，她的眼中闪烁着那同样的光芒。是一种病，她说道，你的身体会失去抵抗力，渐渐地你会死于别的问题。因为总是会有一个别的问题，总是有一个别的问题。克服某个具体的别的问题并无法改变什么。我的祖父死了，我的祖母是他的亲戚——在我的家族中表堂亲之间经常通婚——她一定曾经为此斗争过，但当祖父死的时候，她屈服了。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哥哥也屈服了，每个人最后都会屈服。我们谈到这件事时习惯这么说，她说，我父亲对我，对我母亲，甚至对我哥哥，对我的表堂亲、我的阿姨。他屈服了，她也屈服了。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撑不下去，于是他屈服了。然后她别无选择，只好也屈服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病了？我问道。你身上出现过任何迹象吗？她眨了眨眼，笑了。她实际上是在大笑，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不会的。不会的，不会是我。我一直都算是健康吧。你为什么会那么想？我说因为她最近有点虚弱。她说，只是海拔的关系。你没有感觉虚弱吗？这里，她说，无论如何，是对这种病有益的气候。所以我的祖父母才会一开始就住在这里。我的家族在这儿置了一些产业，好几百年前的事了，因为这里有助康复。当然，她继续说道，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那些地了，只剩下那间狩猎小屋。你很健康，我问道，是吗？别说这个了，她说，在我胳膊上轻轻打了一下。我会比你先到山上。然后她开始爬坡，把我甩在后面，我告诉谈话师，于是我只能连忙跟着她，背着我们买的所有东西。我们到家时，她已经累坏了。她两颊凹陷，只能躺在楼下的沙发床上，浅浅地呼吸着。我帮她脱了衣服，看着她的身体，在我身下的床上躺着。我也脱了衣服，躺到她身边。这儿，我们远在天边，她说，不可能到得更远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我问她。我喜欢，她说。我一直想要这种感觉。我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跟她在一起，但同时又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们俩。我不知怎的可以看见我们在那栋房子里走来走去、做饭、吃饭、打牌或者下棋，坐着喝酒、扯东扯西地直到深夜，或者在长凳上亲密地坐在一起，几乎头靠着头，聊着一些特定大事的重要走向，这些事情我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也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仿佛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又好像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我感觉那是在我周围滋生出来的谨慎。我们在那儿待了四天后，她突然说，我想为我们计划一切。什么计划，我问。一切，她说，我想为我们计划一切，每件事我都想计划。我想趁着我们还年轻，计划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我想计划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要干什么，那时候我们还风华正茂，世界也已经高高兴兴，甚至赞誉有加地接受了我们的贡献。我想计划我们的老年，那时我们已经老了，而世界又再度敞开了怀抱——向着我们那时各自拥有的愿望，那时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已经变了，唯独一件事情除外——我仍然希望你在我身边，我想计划那时我们要干些什么。她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谈话师。这个比我高出那么多的人，不仅仅是就财富和出生而言，而且是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我很肯定，前所未有地肯定，如果有史以来最精英的一群人见到她、审视她、同她说话、了解她，他们会给她很高的评价，高过对我的评价，高到我永远不可能遇见她、认识她。我说，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真的遇见了彼此，但那的确是真的，出于某种原因她将我看作了她的同类，虽然在这点上我觉得她错了。她勇敢、强大、率性、热情、聪明的地方，我却懦弱、无力，始终屈服于我不理解、无法理解的那些事情带来的压力。或许我会在一个小镇上做个医生，她说。我们会找到一个医学知识十分贫乏的小镇，稍稍涉猎一点相关的知识，然后我可以做个医生，你可以做我的助手。我们可以为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为人。或许那个地方简单到动物和人都由同一个人治疗。不是一家专门治人的医院，也不是一家动物医院，只是一家医院。她这么说，有点儿笑话自己，既笑话她做的计划，也笑话做计划这件事本身，但同时也以此为乐。她可不想成为什么医生。但她在教我享受她计划的过程、她的天马行空。我们应该享受一切，她在说，享受各种，享受希望。
你有说服过别人把这事进行到底吗？某个阶段之后？我问谈话师。他摇摇头。从没，从没有过。然后，他更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考虑了下他说过的这件事，然后他开始说：有个来找我的男人，在我刚开始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谈话师说。那时候我还不太熟练，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干。没人知道，说实话。那时我们还在为所有事情整理头绪，整理自己的头绪或是互相整理。不过那时候，那个时期，有许多人，一直都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份工作就不干。于是，那个时期，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干，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地干了。我们正是这样学会怎么做这份工作，达到我们现在的专业性的。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男人，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案子，他一大早就来找我。干我们这行的人有个共识，谈话师说，一大早就来的人处境最危险。深夜或是下午最令人作呕的时候，人很容易会感觉一切都走到了尽头。但是在早上，在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刚刚出发，就感觉受到了冷漠或是痛苦的无情侵袭，无法脱身，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他早上来的时候，我也才到办公室，实际上，我预感到了有事要发生。他是个图书管理员，一位诗人，出版过许多诗集。这是秘书告诉我的，她赶在男人之前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好让我了解情况。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更多细节，她对我说。换作现在，我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也看到了，我们完全没有秘书，在这桩事业里秘书无关紧要。另外无关紧要的是——被提醒要注意什么。我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当事人自己会告诉我。这点至关重要。谈话师变得格外激动，他挥了挥他的拳头。一个人有权戳破他们自己的伪装，向我展示其表面的存在状态下的真实面貌，这至关重要。不过，那个时候，他沮丧地继续说道，我还没有理出那些事情的头绪，于是我被预先提醒了。我把男人叫进来。其实，我以前读过他的一本诗集，我其实还有一本他的诗集，一个朋友送的。那是些好诗。我不喜欢诗歌，因为它们大部分都很拙劣，谈话师向我吐露道，但诗歌好起来可要比任何东西都好，好过电影、小说、戏剧、歌谣，谈话师这样说道。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然后我意识到我没有跟上他的思路。我觉得很累，几乎已经迷迷糊糊的，但还没有睡着。我只是在发呆，在那儿坐着发呆。他还在说，我试着倾听。他说，虽然，好诗很少，但其中有一两首出自这个男人之手。我犯了一个错，在我们的谈话中，当他告诉我他对他未来生活的期望，而他又多么希望自己与之毫无干系时，我引用了他在他的一首诗里用过的一个表达，这一步我走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肯定，我的脑子肯定在他说话时暗自重复吟诵着这首诗，在他说的话和我读过的东西之间进行着比较，于是这句话冒了出来，出现在空气里，而我一把抓过它，想要对他说些冷静、温柔的话。但是，冷静、温柔的话没有说成，我反而触发了可能想到的最糟的反应。尽管在我说话前，我们坐着的地方是完全安全的，对他而言是个可以冷静下来的地方，算是一片他可以远眺其他生活的高地——一个他可以忘却自己生活的伪装、探索新事物的起点，尽管情况原本是这样，我一说了那句话，那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有人认识他、他可能会受到评头论足的地方。那一刻他失去了他的个性，沦落为了某种街头艺人。那就好像我请他像只熊一样跳舞。不过，或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谈话师接着说，因为，另外我还没说到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原因，这件事促使我想出了一个犯错后重新站起来、让他恢复平静的办法。你有自我认知，并且在讲述你的生平、你的故事的时候传递着这种自我认知，他也跟你一样。不过，他的自我认知被完完全全地荼毒了。他就跟孩子一般脆弱，不是在你坐着的这张椅子里，而是在另一张与之非常相似的椅子里，不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而是在另一间一模一样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的镜像。我对他说，将事物彼此区分是个谬误，我们所有的痛苦都由此而来。长期以来，你一直在分辨事物，寻找着事物之间最细微的差异，直到你能够说出这片叶子缘何与那片不同，或者一扇窗，一扇高得不可企及的窗户如何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无助感，以至于你仅仅追求区隔，哪怕在你自以为一无所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你可以重新开始，很容易就能重新开始做人——不是做这个人，或者做那个人，而是做一个人。你可以一直那样下去，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一种宽泛的生活。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违反了规定。我们永远不应该试图说服任何人，那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不过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很确定我已经摧毁了他来时的决心，而且他不会再回来了。事实上，我说服他接受了治疗，当天就为他办理了手续。扯远了，他说，扯得够远的，但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你问，我就会始终尽量告诉你真相。他整理了一下他的西装，瞧了瞧裤腿上下，好像那儿沾了东西似的。我在听他讲话，但不是听得很认真。我的注意力还在山里面，还在用我特有的方式假装坐在拉娜身边，看着她，也被她看着。于是，我继续告诉谈话师，对谈话师说我从没好好想过自己的事。我继续说道，我总是漂来漂去，身边的事物里想得最少的就是我自己。有人超过我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感到委屈。但是，她，她会感到委屈，我可以想象，听她说到我，为了我好。她比我自己更为我着想。所以，除了谈谈计划，别的她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我们未来的设想十分庞杂。她编织的所有梦想像墨在水中晕开般铺展开来——我们会有一个花园，一幢带花园的房子。在房子的屋顶和围墙上种上花草，用石子和苔藓铺出园中的小径。房子要安上厚厚的玻璃窗，像舷窗一般。不，房子没有窗户，一扇也没有。我们会住在外面，基本上就住在花园里。不，我们会住在房子下面，住在地洞之类的地方，时不时从地洞钻进花园，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照顾这个花园上。那里冬暖夏凉，可以用上好的木材弄个北欧水疗，妙极了。窗户可以用纸糊。窗户纸破了，换新的就成。她简直着了迷，点子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源源不断。我觉得这些想法在扰乱她，这场关于我们未来的谈话在让她变得虚弱。我肯定她正在虚弱下来。似乎这里的海拔，这噼里啪啦的一大通话，这一通又一通她说给我听或者我说给她听的话，正在使她疲惫。可是，她生起气来，居然还用冷冰冰的口吻对我说，如果我不想谈这些，那我们就不用谈。但当然，我想谈——于是我们又谈了起来。然后，她突然又高兴了起来。我们坐在房子里的沙发床上，她说，你知道吗，我拿到过一个学位。学位，我问道。一个学位，她说。坐在沙发床上，她告诉我她拿到过一个哲学学位。我上学的那所学校，他们专教哲学，那是所专教哲学的学院。我们也上数学课、科学课和文学课，但所有这些，都是为学习哲学服务的。那里的理念是，她向我讲述道，离开了哲学，一切都会变得毫无用处，因为，没有适当的哲学的指引，人就什么都不会应用，永远不知道如何应用他的知识。那样的话，一个人就只会模仿其他人、追随其他人，就永远没法靠自己应用什么。她告诉我她修过一个教授的一门课，他那门课是研究延斯·利斯尔的。利斯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她说，但他籍籍无名。没人想上这门课，一个人都没，除了拉娜。于是这位对她本来就评价甚高的教授，对她说他们可以把这门课搞成一门论文课程，她可以写一篇研究利斯尔的论文，如果她真的对他那么感兴趣的话。她大笑着告诉我这些。她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才选了这门课，因为她喜欢延斯·利斯尔这个名字。但教授相信自己看到了她的严肃。他把拉娜叫去了办公室，真的把她叫去了他在常春藤环绕的教学楼里的办公室，经过了秘书处和所有其他的办公室，他让她坐下，然后说，诺森小姐，我觉得你比其他大部分学生都要严肃，我相信你能够为目前对利斯尔的研究贡献一份力量。利斯尔，延斯·利斯尔！她大笑道。一个我甚至听都没听过的名字。我没读过利斯尔的东西，我说。我想也是，他告诉我。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提议。于是，在我学业的最后两年，我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上任何常规课程，而只是修了这位教授的这一门课，利斯尔，我们写了几篇关于利斯尔的论文，还是一起写的，既有我的贡献也有他的贡献。然后我跟拉娜说，我这么告诉谈话师，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延斯·利斯尔。没有人听过，她说。事实证明，他是某种杂糅体，作为一种必然性哲学核心的杂糅体。有时也被称为现代必然性，或者新必然性，是一种对决定论的反思。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一起研究这些概念。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将近二十，当我们完成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二了。我毕了业，以后再也没有想过与此相关的事情，再也没想过。有时候，教授会写信给我，但我不会读。我想，她说，他爱上我了。你总是那么说，我说。她脸红了起来。她总是非常当真。我真的认为他爱上了我。我告诉她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所有人都会爱上她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可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了我是谁就不会，她说，像你这样了解我。到那时候，我说，大部分人都会抛弃你。我附和道，并且告诉她任何人，真的开始了解她后，都会立刻甩掉她。这逗极了，我们哈哈大笑了好一阵。我不是出于骄傲才告诉你，她突然说，我获得了一个学位的。我不以之为豪，也不以之为耻。像我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一样，我既不以之为豪，也不以之为耻。只不过，如果你不知道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研究那样的东西，你会很难理解我。我切胡萝卜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一点。
我提议第二天如果她精神够好，我们就走另一条路去镇上。她想去，但觉得我们应该再多等一天。我坚持那样对她有好处，多等一天只会让她懒散下来，恐怕要等到我们回到城市里她才能摆脱这种懒散，那样的话，我们就又失去了一次看看镇子的机会。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说。哦，我们会回来许多次的，她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还是逼她出了门。我们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提议。她累垮了，几乎站不动。我们站在高山上的一片林中空地，小径从一边通往山上，从另一边通往山下。就连植物也看上去蔫蔫的。我没法继续走了，她说。她什么都没说，她永远不会说她无法再继续。那不是她的风格。相反的，她坐在那儿，无声地抽泣着。那是她放弃的方式。我把她带回小屋，再次把她安置在沙发床上，给她准备了点水和食物。然后，我开车下山，到镇上去买东西，然后回来，为她做晚餐。晚上，她感觉又好了点，尽管我从没见过她那么虚弱。她已经脱掉了外出的衣服，只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裹着一条围巾。她躺在床上，头搁在一只枕头上。我走进房的时候，她笑了。我又带着晚餐进去的时候，她坐起来，拿掉了围巾，向在房间中央的我走来。她精力特别旺盛，当时，我告诉谈话师。但是，我们一结束，她就又虚弱了下来，我几乎是一勺一勺地喂她吃晚饭的。
吃完晚饭，我告诉了她我去镇上的经历。我告诉她那个卖酒的又跟我说起了她哥哥的死。她说他总是把这挂在嘴上。他的一个儿子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死让那家人非常难过。实际上，那个卖酒的还可能是她排行第五或者第六的堂亲，是关系非常非常远的远亲。我向她提起这事，提起我跟那个人的对话，是为了抢占地盘。我想让她感觉我对小镇和她的过去是熟稔的，即便没有她在身边，我也能设法了解到她和她家庭的过去，而且，人们已经将我认作了和她有关系的人。当我说卖酒的告诉了我更多关于你哥哥的事的时候，所有这些都隐含在我的话里。但是，就算这句话起到了我想要的效果，那我也没有发现。她反而因此陷入了一种悲伤，满脑子都被家族的病症占据。她想和我聊聊这件事，现在她愿意告诉我了。家族的病症。之前，她对此对我只字不提，但现在或许该让我知道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由她来告诉我呢，而不是让些陌生人来告诉，比如这个卖酒的，他毕竟并不了解事情的原貌，或者真实的信息，只是不断由着自己的想象为故事添油加醋，她大约是这么想的。你不会相信，我告诉谈话师，她把这些心理活动、关于她家族的病症的神话解释得多么仔细。她对我说她以前从没对任何人、任何不完全了解这种病的人提起过这种病，所以，她可能会讲得磕磕绊绊的。她不习惯面对别人对这个话题的无知，因为她家中的所有成员都比她更早就具备了与之相关的知识。但她还是会尽力解释。她对我说，在她家自古以来就拥有土地的地方，他们一向都被视为一家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他们的病几乎等同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七百年来，自从这个家族开始存在，这种病就一直在反复地出现。摆脱它的唯一办法，她吐露道，就是死在某种伤害事故里。即便在如今这个医学发达的年代，也没有任何进展。为什么？因为，她说道，要这个世界投入医药资源去研究一个只影响0.0000014%人口的问题，这样并不值得。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确切，她说，但就算不是，也是个差不多的数字。我的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非常富有，比现在要富有得多，他们为了研究出一种治疗方法，专门聘请了医生。凭当时的医疗状况，这当然是徒劳的。他们还试图用炼金术来治疗。这可不是个玩笑。他们为了拯救她的家族，在炼金术上耗费了大笔的财富。如果真的有用，她哥哥现在还会活着。实际上，在她哥哥去世之前，当她可以允许自己更频繁地思考这种病的时候，她曾想到过，而且还真的对她父亲这么说过，这些钱全都白花了。白花了？她父亲并不是很明白。他的女儿，才八岁大，站在他面前告诉他他们十五世纪的祖先挥霍了家族的财富。她会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她那么告诉我，解释她父亲听到他年幼的女儿的话时的心态。我告诉他，她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的祖先能省下这笔请医生的钱，相当大的一笔钱，将这笔钱用复利存起来，一直存到现在，医学总有一天会发生改变，变得有指望，真正地有指望，好比现在，而不是像他们那个年代一样没有指望，这时我们再用这些钱聘请科学家和医生来研究治疗方法。她的父母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经常把这个故事当作他们女儿人小鬼大的事例，在晚餐会上讲起。他们不厌其烦地讲，拉娜在沙发床上依偎在我的怀抱里，这么对我说道，以至于我都听烦了，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故事。但是我现在告诉了你，因为现在听到这故事自有其意义。另一个提议，一个非常好的提议——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由家族中的一位女性提出的，她后来成为了一名女修道院院长，她真的离开了家，成为了一名女修道院院长。不管怎么说，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时她还没离开家。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和别人结婚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自己的族群里通婚。和我们之外的人养育后代，她这么说道。虽然这个建议获得了郑重的对待，却没法实现。为什么不行？我问她。原因是：我们家几乎没人受得了眼前有外人在场，也受不了和他们说话。虽然某种程度上我们算是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虽然每一代都有七到十个孩子，每幢房子都人满为患，她说，但我们确实是一脉相承。表堂亲之间互相通婚，偶尔还会有亲兄妹结婚，为什么？因为我们全都太敏感了。我们就是受不了和别人说话或者相处。因此，家族中滋生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那就是，这病完全是我们咎由自取。她告诉了我这些，而我告诉了谈话师，和她一样加重了语气，是我们咎由自取。我父亲，举例来说，她继续说道，不会死得冤枉，既然他的父母受不了普通人的陪伴。我哥哥死得一点不冤，既然我父亲受不了我母亲以外的任何人。可是，我说，你和我相遇了，我们现在在一起，这又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将来有了孩子……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她说，我的家人对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样的。他们觉得令人遗憾，但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个事实。她把头靠在我的脖子上。那不是你的错，她说，但他们确实不怎么想看到你。他们有，你明白吗，某些他们想要谈论的事情，而且他们只想谈论那些事情，他们只想用特定的方式来谈论那些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或许，就现在，我们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要想办法，通过仔细的研究，区分出那些我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我的姑姥姥和舅老爷们，那整整一大家子人，坐在长桌前或者凉亭下聚会时，会想要谈的事情，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事情，又不是些什么样的事情。你现在觉得你可以区分出来，她又用到了这个词，这些事情，觉得这样你就能令人赞叹地参与到这样的谈话里。可是，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你会开口说话，然而一开口就会步入歧途。你会欠缺一种措辞的精妙，人群中会蔓延开一种感觉——那就是鄙夷。那完全不是你的错。亲爱的，我觉得你和他们一样好，和他们每一个一样，甚至和他们全部加起来一样好。难道不是我提议说去一个外国城市的吗？我不是昨天还是前天才说起过？我的确说过。可是，对他们来说你还不够好，不是你想要的那样。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到你走一步错一步，甚至连我也会觉得难堪，即便我那么支持你。即便当我们谈论，像上次你来我们家时谈论的那些事情，你现在明白让你到我家来是多大的事了吧，但我还是一再地邀请你来，你难道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好吧，上次你来的时候——有人说了，我父亲，他说了一个他工作上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说他要给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做个检测，和他的两个弟兄一起，顺便说一句，都是业余的，我们家的人没有一个有什么职业建树，不过政府还是会经常咨询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他们高深的造诣。你记不记得他说水坝的问题不是物理上的，而是经济上的。政府在维护水坝的时候，或许还会站在赫鲁伊茨费尔特那儿亲自用手指堵住水坝。这就是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如何拖累了整个省份，导致其无法在任何领域采取有效的行动的。你记得那时候你说了什么吗，回应的时候？她记得，我告诉谈话师，整个对话，一个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对话。我只能说我不记得了。那一刻我想要为她成为一个能记住所有事情的人，一个或许因此，不论多不可能，可以有机会赢取她父亲的尊重的人。但即便是这场关于对话的对话里的这样一个小插曲，即便在那儿，她的家人都不在场，我还是不得不屈服，解释说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我羞愧地这么告诉谈话师。他没有回应，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我能再要一杯水吗，我问道。他点点头，走到大厅里去拿水。他之前给我水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他走开过，但或许他走开过。他回到办公室，站在那儿，递给我杯子。我接过杯子，喝了水。他坐了下来。我很尴尬，我说。她以前从没说起过这些，而现在，在山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离我配不上她的关键原因越来越近。于是，我告诉谈话师，在沙发床上，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她说，我的父亲，在三周以前我们家的那次谈话里，他大声提到了他的心头肉，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据我所知，他以前从没这么做过——他总是叫它水坝或者中流砥柱，在这次谈话里他提到了水坝的名字，这已经够和蔼可亲、够体贴的了——而你告诉他，振振有词地，或许可以用其他能源来替代水坝，你说得不紧不慢，说得那么轻巧，其他能源，然后省里就不用靠水力、不用靠那类能源了，毕竟这只是诸多能源之一。毕竟，你在民营公司工作的时候，曾研究过其他形式的能源，你这么说。水并不是终极的目的与手段。你只是在就事论事，没有任何敌意，但你造成的冒犯巨大无比、突如其来。目的与手段，你当时说出这些词时的冷酷无情我还特别记忆犹新。整张桌子的人都被吓到了。我的父亲跌回到他的椅子里。把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庞大的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说成一种花瓶建筑？宣布我们的成果、我们父亲的成果、他们父亲的成果，只是个错误？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我难道说的不是那座水坝而是别的水坝？听到我父亲被这样对待，拉娜说，是很可怕的，确实，她从没见过他那样回应别人，也从来没那个必要。你记不记得我替你说了几句，说我们当然只是在十分理论地讨论这些。我们，在一幢距离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十万八千里远的房子的饭厅里，其中有些人从没真的去过水坝，从没亲眼见过水坝，是在极其理论地探讨这个话题。我告诉他，她说，说这位年轻人，也就是你，明白问题不在赫鲁伊茨费尔特水坝，而在于省政府和行政区域图。或许，我建议道，她告诉我，或许，我对我父亲说，另一个选择是重画我们省的行政区域图。她这么告诉我，回忆着她和她父亲的交流，而我这么告诉谈话师。你记不记得，她说，当我的声音，带着大家熟悉的节奏，刚在饭厅里响起，我父亲的神色看上去就缓和了下来？你记不记得当他被我明白事理的措施——建议得如此之快——打动时，他是如何立刻恢复平静的。他仅仅是点了点头，又吃了口东西，这事就翻了篇。唯一的蛛丝马迹是我们起身离席时，他先借故告辞了，他提前去睡觉了。你还记得吗？她捏了捏我的手，在沙发床上。那不是你的错，她说，但你绝对无法理解他，或者他们。那就好像努力在公路下面赛跑，而其他人都在公路上跑。你无论如何都会是最后一名。我们在那儿，坐在她父亲儿时买下的小木屋里，而我了解了这件无比重要的事：我永远都无法成为她家庭的一员。另外我还了解到了其必然的后果，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她不在乎。我们会一起远走高飞，再也不见他们。她会偶尔回去探望他们，但我不会到场。毫无理由地不到场，她说。她以筹划我们生活的这些细节为乐。对她来说，我的漂泊无依、无父无母、和人鲜有联系、寄居在食宿公寓、在小笔记本里记下微不足道的想法、被人不屑一顾——对她来说，这些好极了。我的无足轻重让我可以立刻彻底融入她的计划。她是一个，我对谈话师坦白道，如果某事有一丁点儿不现实她就提也不提的人。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现实的计划上。对她而言，她在其中领略不到半点乐趣。不过，因为她家的巨大财富，许多在我看来一开始就有点愚蠢或者不可能的计划，对她来说却是完全合乎情理，甚至势在必行的。我可以被毫无疑问地纳入她的计划，于是她可以毫无挂虑、兴高采烈地计划那些她想做的事，也让这些在她脑袋里不断充盈起来的计划显得更加可信，可以被大声地说给我听，可以被讲述。我从来没有，她告诉我，和别人一起做过计划。甚至和我哥哥、我深爱着的哥哥都没有，甚至我其他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我还是孩子时他们就已经长大了，就连他们都没听到过我做计划。他们认为我没有计划，认为我每天过着没有计划的日子。对他们来说，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特别恪守我们家的传统。你会，我肯定，会在一个又一个你必须出席的家庭活动里，简短地见到他们所有人。你会看到他们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我是个狂野派。比如，我有家族之外的朋友。我母亲从没享受过这样的自由。确实，我还去了外地上学，又一个奇怪的地方。你可以说我是我父亲的某种实验品。一个成功的实验，我告诉她。是的，很成功，她同意道。我们要不要去外面待会儿，我问她道，因为下起了雨，雨点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门廊顶。我扶着她坐到门廊上的一张椅子里，我们坐在那儿，看着雨。有时候，她告诉我，我感觉我们像是在云海里。这当然只是胡言乱语，这儿没有那么高，但有时候我喜欢想象我们在那么高的地方。我向云朵望去，觉得她说得很对。她说我们在云海里是对的，说我们不在云海里也是对的。一阵小小的快乐随之而起，沿着我的脊椎荡漾到衬衣袖口。然后，拉娜异常严肃地看着我。谢默斯·门多尔斯老坐在那张椅子里，他是我父亲的死对头。他会来我家玩，然后他们会气鼓鼓地一连争论好几个小时。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够好。他气我父亲没有过上他谢默斯·门多尔斯期望他过的生活，气我父亲生了些没达到我父亲应该达到而没有达到、但他谢默斯·门多尔斯期望他达到的高标准的小崽子。谢默斯·门多尔斯喝起酒来是个无底洞，几乎去哪儿都是醉醺醺的。他可以像个逻辑学家般推理，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吹毛求疵，好像那是谈话必不可少的功能，即便把谈话浓缩到最基本、最有用的精华后也不能舍弃。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我父亲——一个所谓的完人、一位真正的绅士——领教到的逻辑课，那些我们在我的童年夏日里从谢默斯·门多尔斯那儿领教到的逻辑课，真的让人受益匪浅。谢默斯·门多尔斯痛恨一周七天，他讨厌十进制计数法，坚决反对需要拉链或是摁扣的衣服。他在写一本书，始终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在将来的出版将会拨乱反正。除了我父亲没人读过这本书。他从来不提这本书，不过有时候谢默斯会对我父亲说，只是在他们谈到其他东西的时候顺带一提，正如3：12：92所说，指的是书中的段落。然后，我的父亲会点点头，并且心领神会，对谢默斯·门多尔斯的这部作品他就是如此熟读。我哥哥不够优秀，对谢默斯·门多尔斯来说，我哥哥简直是个笑话。我另外那些哥哥姐姐虽然早就已经长大，但是谢默斯·门多尔斯坐在这个门廊上看着长大的，那是在我出生很久以前。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是比我哥哥更大的笑话。无论对谢默斯·门多尔斯来说我哥哥是个多大的笑话，在他之前出生的那些哥哥姐姐都是比他更大的笑话。我父亲能创造出那么多的小生命，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法采取行动去完成我父亲理应完成的事业，对谢默斯·门多尔斯来说，这令人恐惧、悲伤却又不可避免地证实了这个世界怠惰成性的冷漠，这个世界无动于衷的不折不扣的冷漠。它怠惰成性的冷漠。他举棋不定，他会坐在椅子里反复地重复着这个或者那个。我的降生，倒是让谢默斯·门多尔斯挺欢迎的。他把我看成是我们这个堕落之家里的一股清流。她可就好多了，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父亲。但那当然不是真的。我知道的所有事情我父亲都知道。这还不算，他还知道那些我想都没想过的事，还对此游刃有余。而我呢，只是在做着粗浅的尝试而已。谢默斯·门多尔斯都看在眼里，他带着鼓舞人心的快活劲儿奖励了我的那些尝试，一次不落。是他提议让我去上大学，在公立学校受教育。他和我父亲谈了谈，于是我成了他们的一个小实验。谢默斯·门多尔斯死在自己家里，就在那边那条路上，他死后我父亲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回过这个镇子。亲爱的谢默斯·门多尔斯对他就是如此重要。我母亲，我父亲不会受不了她。他可以日复一日地和她说话，一起生活。但是，我想谢默斯·门多尔斯才是他最喜欢共度时光的同伴。你现在坐着的这张椅子正是他坐了许多年的椅子。倒是不会有感应到他的影响这种事，谢默斯·门多尔斯并没有在那张椅子里阴魂不散。不过或许你可以欣赏一下他的看法，感受一番其意义。我小时候在这儿的时候，除了谢默斯没有别的人坐过那张椅子。我父亲并没有定过什么规矩，也没有强求过。这只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习惯。
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第二天也在下。雨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又做了个提议：去开车兜会儿风。有个老磨坊我们可以去，我在路上见过，我这么告诉她。我从没去过那儿，她说，虽然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我们经常经过那儿，那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我喜欢去那儿的主意，她告诉我。我们带上些东西，在那儿野餐吧。她穿衣打扮的时候，我开始告诉她我曾经的一段经历。好多年前，我说，我刚加入民营公司的时候，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在其中一个地方，我们正在两个小镇间造一座桥。那时候的想法是这两个小镇，分别坐落在河的两岸，当桥造完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座城市。虽然两个小镇间积怨已久——一段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或许甚至几百年前的往事，一段仇恨，我们还是相信这座桥会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住在河一侧的帐篷里。这是共和国里比较晚开发的部分，还存在一些其他地方都没有，也不再会有的举措。监狱就是其中之一。我和另一个工人，一个年纪大点的男人，以及另外三四个年纪大点的男人共用一个帐篷。有一天，他发现有人翻了他的东西。他发现有人拿走了他的一些老照片，他妻儿的照片。我那时候还不明白这有什么要紧的。那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但他大发雷霆。他在帐篷外面和其他人对峙，其中一个人是他认为、他确信偷了他东西的人。我们造桥用的是很重的钢索，营地附近有一些残件，切割下来的残件。他操起一块残件，向小偷砸去。我以为这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钢索很重，非常重，而那一击非常缓慢。我看着他的手臂缓慢地在空中划过。那个小偷没有任何反应，他似乎僵住了。钢索向着他的头部飞去，把头打离了原地，把头打到了大老远之外。拿了照片的那个人倒在地上，彻底死了。他或许在身体着地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就是这样，我告诉了拉娜，在她为我们的外出穿衣打扮的时候。她热爱这类故事，从她把衣服穿上身的样子我可以看出来她听得很愉快。讲给其他人听时我可能停顿的地方，因为发现吓到了他们，在讲给她听时我却会继续说下去，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告诉她那个男人当然就被带走了。他被监禁在一个不到十六千米远的地方，那里有个法庭宣判了他的命运，他被送进了监狱。我在桥那儿又干了一年，差不多每周都会去监狱看他。那地方中等大小，四周竖着高压电网。我会抵达那里，那儿还有别的人在等着探监。我们会站成一列，到了点就进去。站在那儿等的时候，我们会互相聊天。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人站在一起，她的丈夫在坐牢。她问我是来看谁的，我告诉她是一个朋友，一个经常和我一起打牌的朋友。我有点忘乎所以，开始天花乱坠地讲起了他的故事。我自己也不过只是个远离了我自小长大、满是我生活轨迹的地方的年轻人，我在那儿自身难保，而在对这个年轻女人讲述我朋友的状况和遭遇的时候，我言过其实了。我说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他那么做有他的理由，而且是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说得头头是道，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应该坐牢的来龙去脉，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我们所有人、她和我，以及队伍中的其他人，都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我猜想她丈夫是在坐冤狱，或者我是讲着讲着才开始这么猜测的。虽然在我开始我那愚蠢的小小演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朋友有罪，而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可能也有罪，到最后我还是忘了形。我试图通过我的讲话和她建立起同是不公正受害者的同志情谊，她却毫无此意。她转过脸去，甚至不愿意看我，她说，我丈夫坐牢是因为强奸了一个住在我们楼下的女人。他没有被探监的权利，但我还是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站在队伍里，颤抖着。这时候，我告诉谈话师，当我把这些告诉拉娜的时候，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吓到，一点都没。所有听过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为之感到不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的眼神看着我。我有这样一个故事，而且还有冲动把它讲出来，这真是可怕极了。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它糟糕透顶。如果它是编出来的，那几乎就更糟了。哪个更糟呢，编造还是事实——真的很难说。我的故事通常受到的礼遇就是那样。但拉娜，只是脸色明亮了起来。她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在往肩上披一件轻型夹克。她对我说，我想去看看那座桥，可以吗？
我们出发向磨坊驶去，远处，我们看到暴雨正在退去。我们在追逐风暴，我说。然后她让我想起了她买给过我的暴雨风险警示图，我们不知不觉又说起了我在食宿公寓的房间。你有没有，我问谈话师，有没有人为你做过什么你实在回报不了的事情，于是你只能激动不已但又无能为力地站在他们面前？我就是那样。当我带她去我房间的时候，那个简陋的食宿公寓，一半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还有人住的房间都用木板封了起来，那是一间食宿公寓，因为有人住着，但也因为它就快散架了，就靠着些破木板撑着——我把她带到那儿，让她看了我的房间和里面家徒四壁的景象，而她却表现得通情达理，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甚至还更加爱我，然后就走了。事情这样进展已经是个奇迹了，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是这样。我去我工作的古董店上班，晚上回家的时候，并不指望一切有什么变化——照例是几页不值钱的纸、一张硬板床、一把椅子，但我看到的却是这样：我送了她一件礼物，我把无数张纸条贴在东西不翼而飞后的空位上，算是替代吧，如此向她展示了我的生活，好让她了解在她遇见我的时候，她遇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向她隐瞒我的情况，隐瞒我东拼西凑的物质生活，但我终于向她坦白了，结果却一败涂地。我等得太久，最后东西都不见了。不过，我还是这样模拟出了我的生活，作为替代给了她。我知道她有多聪明，知道她可以理解我的描述，马上就能把所有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可以想象出房间原来的样子，然后对我作出评判。我想要那个评判，所以才给了她这件礼物。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又来了我家，她又来了我家，而且，一定还有人帮了她的忙。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是如何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借助我事无巨细的描述，她跑遍了整座城市寻找每一件我在纸上写下名称和描述的财物。借助这些描述，她为每一件都找到了尽可能相像的物品。她把这些东西都带了来，安置下来，每一件每一样，都放在了我口中它们应该在的位置，将洗劫一空的房间重新填满。她设法越过了锁的阻挠，偷偷摸进了房间，将我的每一样东西都填补了回去。一幅午餐吧台的配框照片，画面往右下角无休无止地延伸，照片里有一百个凳子，或者还不止，每隔一些椅子就有一个穿着整齐、戴着白帽子的冷饮售货员。一幅中国风的老鼠小画。一支小号旧钢笔和一本笔记本，笔记本的装订侧不但刚好能塞进钢笔，里面居然还稳稳地放着一小瓶墨水。一把裹在布里、布外面系着系带的西班牙大折刀，挂在钉子上。一副度数超级高的眼镜，可以当放大镜用。一个空鸟笼，里面搁着一个骨哨。一台坏了的小曲柄留声机和两张碎了的唱片。一套挂在墙上的衣服，有精美的镶边，是给孩子穿的。一幅马其诺防线地图。一个挂在挂钩上的帆布包，里面全是坏掉的象牙琴键。一个威尼斯公鸡面具。一个挂在窗户上的老式手提式扩音器，一半漆成红色一半漆成绿色，绿色那边印着白色的数字71。我在一家古董店工作了很久，自己也积累起了一份小小的收藏，一份小而精致的收藏。她设法找遍了整座城市，或许还找人去了别的城市，谁知道呢，最后为我拥有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找到了一件相仿之物。此外她还多留了一件东西：桌子上，她把所有的纸条都放进了一个高高的玻璃罐里，她在罐子上留了个条：亲爱的，我们把每一件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换成真的吧。她甚至不用待在那儿，好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她在她父母家。我立刻赶了过去，但她没有承认。她悄悄地笑了，然后说，肯定是别人干的。你还有别的情人吗？
磨坊基本上已经荒废了。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穿过了一片长着蓟类植物和杂草的野草地才走到那儿。走到时我停在门槛前，但她却径直走了进去。她从一个坍塌的房间走到另一个，心情急切，痴迷于探险的力量。我跟了上去，在衰败破烂的房间里寻找着她。虽然在许多地方，一间这样的旧磨坊可能早就沦为了聚众喝酒的地方，早就遭到恣意的破坏，但这一间却因为远离尘世而保持了其原有的面貌——一间主人弃之不顾或者死在里面的磨坊，一间承载着时间的重量的磨坊。嵌在窗户上的玻璃已经旧了，底部比其他部分更厚，脱落的磨坊水轮一部分倒在水里。我们是过去的我们的残骸，又是未来的终结的过去，我想到。紧接着我就听到她的笑声隔着墙壁传来，于是我感到一阵——轻松。如此多愁善感，我可不就是个傻瓜嘛。身处一间被遗弃的磨坊，我用最不足挂齿的方式人格化了这座建筑。我的思维实在是太狭隘了，我想到。站在这间磨坊里，我感到的仅仅是对自己将要到来的死亡的悲戚，但这死亡其实还有半个世纪之遥，远到甚至无法感知，而她，却生气勃勃。站在这座磨坊里，她感到的是世界能有多欢愉，这世上的一间磨坊能有多欢愉，并且，它们理所应当就应该是这样的——世界，磨坊，还有站在磨坊中的她，和一墙之隔的我。我往我以为她在的地方走去，但似乎搞错了。她不在那儿，而是在屋顶上，其实是在我头顶上。她一直在看着我。我也爬了上去，我们坐在磨坊上面。而在磨坊里面，我们每到一处都让磨坊的状况更趋恶化，我们让它变得比我们来时更加的颓败。我那么告诉了她，而她说，不过，现在它有了朋友，或者至少是相识吧。如果没有我们，那它就只能看着公路度过今晚了。然后她又哈哈大笑起来，这简直是件无头公案，一座又破又老的磨坊能有什么用。我们安静了一会儿。我能看出来她突然有些手足无措。她觉得头晕，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该说她跌倒在地上，但实际上又没那么快。你还好吗？我们该回去了，现在，她对我说。我突然连站都站不住了。已经是夜晚了。刚才还是大白天呢，一下子就晚上了。天也没那么黑，我说。走吧。我们穿过野草地返回，之前去磨坊的时候她是蹦蹦跳跳地穿梭在那高高的草丛间的，但现在，她如负重轭。我把她抱上车，然后也上车坐到她身边。在车里，她恢复了一点气力，她手脚摊开躺在这辆我们度过了这么多美好时光的车里。我曾经想过，她对我说，要成为一名跳水运动员。我姨妈，也就是我妈妈的姊妹，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在墨西哥，她从山崖上纵身一跃，然后死了。她参加了一个团，和别人一起——另外九个十六岁大的孩子，都是我妈妈老家的人。他们都跳了，导游也跳了。大家都认为很安全，其他人都活了下来，除了她。他们在水里找到她，摔断了脖子。我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很小，拉娜这么说道。我翻过旧照片，找到了一张她的照片，就在山崖上，穿着泳衣。照片是在出事前一会儿拍的，是在其中一个孩子的相机里找到的。从照片里看起来，我觉得她会成为一个厉害的跳水运动员。其他孩子要么像根瘦竹竿，要么像个矮冬瓜，身材比例很差。她却像只天鹅，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十六岁的她艳压群芳，实在了不起。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她拥有着这个词能够表达的一切，跳水运动员。可是，我父亲对我说，拉娜这么告诉我，跳下那座山崖让她丧了命。我也想做个跳水运动员。我那么告诉他。我站在那儿，一个孩子，看着已经死去的我父亲的小姨子，也是他自己的表亲的照片，她的死让我父亲难过了几十年，而在他告诉我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却说，我也想做个跳水运动员。那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我想让你知道，拉娜告诉我，我这么告诉谈话师。她坐在那儿，明艳动人，在这辆快报废的老坦克里。我们停在山间，一间磨坊临河而建的地方，一个河快干了、磨坊完全倒了的地方。这个曾经也有人烟的地方已经变得杂草蔓生。她和我，这个美妙的女孩，拉娜，和我，在那儿进行了一次冒险，她累坏了，累到筋疲力尽，而现在，她，美得不可方物，复仇心切般地容光焕发，把膝盖蜷到胸口，坐在车里，向我讲述着她的童年偶像，和她那时的冒失行径。我觉得，我告诉她，你本会成为一个跳水好手的。
第六天的时候我醒过来。前一天晚上，我们讨论了一下是不是要快点回去，是不是要继续旅行。我问她怎么想，她没怎么说话——只说了，你决定就好。我还没准备好，她或许本可以这样说。等我身体好点的时候，或者诸如此类的。我有点担心，我想。我认为，我告诉谈话师，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对继续待在那儿有点顾虑。我突然想到她并不是受到了高海拔的影响，在山里长大的她，是不会受到海拔影响的。就在我渐渐入睡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越想越觉得她不是受到了海拔的影响，而是病得很重，她一直都病着——从我认识她起，我却莫名其妙地从来没有发现。但是，现在想这些是很容易——相信我曾经那样想过，但实际上，我很可能根本没那么想过，而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差点儿就想到了，但其实并没有统统想到。无论如何，无论本可以如何，那天早上我在床上醒来，从那张床上可以俯瞰着小溪穿过峡谷落下，她专门为我们挑了这张床睡觉，我翻过身，拽了拽她，我对她说了话。这件不可思议的可怕的事突然之间变得彻底、极度的真实：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她死在了夜里，夜里的某个时候，而我还在继续睡着，对此一无所知。
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这件可怕的事，她的生命正在消逝而我还在继续安睡，浑然无觉，没有醒来，这让我感到了转瞬即逝的希望。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或许她还活着。但她并没有活着。我想到我们晚上睡觉和她去世时的情况，或许她甚至还曾试图叫醒我。她一定这样做过。她的感觉那么敏锐，很可能，她很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死正在临近，她试图叫醒我好在我的耳边说上几句临终遗言，而我，没有醒来，没有允诺她最后的遗愿，而是继续睡着，愚昧、茫然地继续睡着，我这么告诉谈话师。他又递给我一块布，他给我的时候，我们的手碰到了一下，他用另一只手按了按我的胳膊。她当时不觉得，我当时想，我告诉他，自己快死了。但现在，我相信，我对谈话师说，她一直以来都知道，只是因为想让我们度过尽可能多的快乐时光才没有告诉我。如果我们最后的日子都耗在哭哭啼啼、吵吵闹闹上——那这些日子就只会变得模糊不清，会互相混淆在一起。她表现得更强大，她的力量体现在：她决计不告诉我，她确实也没有告诉我，我们反而还计划着我们永远不会过上的生活。她躺在床上，蜷曲着身子靠着我，一条腿还绕在我的一条腿上——这番景象让我心痛。她死前显然紧紧依附着我，尽可能地让她的身体贴近我的身体。而我却在睡觉，睡得毫无知觉。我在那儿躺了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甚至害怕自己有半点动弹，我还觉得我希望自己动弹不得。但是，我最后还是起了床。我把她的身体摆直，把她的双手交叉着摆在身上。我合上了她的眼睛，用一条毯子盖住她部分的腿。然后我感觉很奇怪，于是又把毯子拉了下来。我看着她，她还穿着她的睡衣，我哭了起来，不知道接下去要干什么。于是，我为她换了衣服，我能为她穿上的衣服，然后再去打电话通知她的父母。虽然我不想那么做，但我还是做了，我告诉谈话师。我打给她父母，是她母亲接的电话。她听出是我的声音，她说的第一句话，听上去快崩溃了，是，你在哪儿。我说，我有事要告诉你们。她说，什么都不要告诉我。你在哪儿，别的什么都不要说。我告诉了她，然后她就挂了电话。她的父母和其他一些人当天就赶到了，他们肯定一连开了十四个小时的车，然后他们带走了她。他们把我捎回了城，实际上是把我丢在了郊区。他们不想送我进城。有一种气氛，我渐渐体会出来，就是我是罪魁祸首。没有人说，她本来可以再多活一段日子，但我知道他们觉得，他们每一个，我不配一人独占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们从来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他们完全理解，为什么她和我在一起可以这么自在——因为我不知道她快死了，无它。但为什么偏偏是我，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仅仅是因为我的不知情才显得特别，那是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他们这么认为。她父亲对我说，请下车，然后就靠边停了下来。我下了车，然后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他们停车的时间能有多短就有多短，然后便一溜烟地开走了车。我坐在车的后座，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可自拔，紧接着我又看着车子扬长而去。在车里，车子开着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父母讲话时带着山里的口音。这种口音在我听来很明显，正如我最初见到他们的时候对此没有丝毫察觉。我们又一连开了十四个小时，带着她躺在棺材里的遗体。车子临时充当了灵车，我这么告诉谈话师，我听着他们说话，他们说了些关于她的治疗的事情。他们在车里非常平淡地互相表达了哀悼，就在车里，当着我的面。我的在场对他们而言有点困难，他们认为我无关紧要，这才克服了这个难关。无一例外地，一个人会先开始说点什么，对她的治疗或者最近几个月他们所做的决定表示惋惜，然后另一个，随便哪个还没说过话的人，会打断说，够了，说这些已经没用了。然后二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过去，那同一个人，那个说说这些已经没用了的人，会再度打开话匣，但我觉得我们本可以送她去这家临终关怀医院，或者那个医生或许本来可以再做点什么……然后第一个说话的人会打断，说，没用了，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自始至终觉得，虽然我坐在车里，虽然她在我正坐着的这辆车的后车厢里，我们正沿着山路驶回城里，我还是觉得，坚定而彻底地，觉得我正躺在那幢房子里的床上，而她正环绕着我。我觉得我比什么都强烈地希望那突如其来的感觉能把我淹没：她完完全全、永永远远地环绕着我的感觉。与此同时我可以看到，似乎是从空中看到，我安置她的那个房间，她躺着的地方，她交叉着双手，脸朝上看着天花板，直直地看着，直到看穿了天花板。我站在路边，某条我从没来过的路，在城市的外沿，然后我坐了下来。我甚至没走到路沿，只是坐在路上。我觉得疲惫，非常非常疲惫。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向家里走去，有人给我留了张字条。是她的母亲，字条上说他们将会举办葬礼。拉娜的葬礼已经定好了日子，字条上说是个非常小型的葬礼。会有人出席，但所谓非常小型的葬礼是说让我不要去。他们不欢迎我参加她的葬礼，我告诉谈话师。我不能自已地哭了起来，在谈话师面前，失声痛哭。他完全不吱声，只是看着我，然后他开了口。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那儿，从头到尾在那儿坐了多久，或者已经过去了多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道。那场葬礼，葬礼是什么时候办的？我们坐在这儿的这几个小时里，我说，葬礼正在进行。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谈话师点点头，轻轻地说道，那么她办了两场葬礼，我想，其中一场就在这儿，就在你的讲述中。你讲了很久，相当于是为她办了一场葬礼，而我也出席了这场葬礼。我是见证者，某种见证者。我用他给我的布擦了擦脸，死气沉沉地坐在椅子里。他坐着，等着。最后我终于说，我不想再活了。然后，他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四周带着边框——一张非常正式的纸。他递给我一支笔。我没有读，只是在桌上看到纸的形状，他指给我该在哪儿签名，我就签了。我在纸上写下克莱门特·迈耶，然后他收走了纸。他将纸放进墙上的金属箱里，然后从书桌里拿出一个咖啡色的小盒子，他打开盒子，拿出一张黄色的纸片，纸上的纹理很有质感。他把纸给我。他说，接下去会是这样。这些会被送到该送去的地方，纸上现在还没有你的名字，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些送去。但我们要送去的纸长得和这些纸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纸上会有你的名字。那些纸有着一样的重量，一样的颜色，一样的纹理。我拿着那张黄纸片，在指间感受着纸张的触感。他从书桌里又拿出一个盒子打开，他得先用钥匙打开这个抽屉。他这么做了，用一把串在细绳上的钥匙，他把细绳像手表一样挂在手腕上。他拿出盒子，把它放在书桌旁的一张短桌上。他在小桌子边单膝跪下，所有的动作都做得非常熟练。盒子里有个小瓶子，一个针筒，还有一条橡皮筋。他操作了一番，仔细地将它们准备好。他让我拉起袖管。于是我拉起了袖管。他停顿了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最后关头我总是这么说。我认为这是种安慰，所以等到最后才说，谈话师说道。他跪下，手里拿着针，然后他说，创始人格勒布登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想活着——每个人都想活得尽可能长久、尽可能闪亮。据报道他曾这么说过，这位伟人本人。人们常常会误解这句话。他不是真的在说“每个人都想活着”，你本人就知道这不是真的，而是在说理应如此。如果说动物有一件事情是胜过我们、把我们比下去的，那就是：它们都想活着。它们被各自赋予了生命，而它们全都想要生命。我们却不是。为什么？你的生活由房间组成，一系列的房间，谈话师这么说道，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在每个房间里都很难记起在前一个房间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你能记住你小时候发生的某些事情，但是，关于童年、关于做个孩子是什么样的记忆却已经遗失了。我们的世界是一连串难以承受的丧失，只有模模糊糊的记忆，模模糊糊的珍藏。村庄处理对之做出了改进。这么对你说吧，村庄处理也是一个世界，是对现有世界的改进。那是一幢房子、一系列的房子、一个许多房子组成的系统。人类的生存和人类本质中最重要的东西被归结到了其根本，并不断重演直到比例协调为止。在这些地方，你会渐渐好转。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会有爱你的人，也会有欺骗你的人。会有为了你的利益而斗争的人，也有你永远不会认识的人。所有这些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不过只是到了现在，最后终于，你也要加入进去。你可以这么想象——那里有全心全意帮助你的人，只帮助你一个人，只是到了现在你才要加入进去。
来吧，现在，请把椅子倾斜到这个角度。我把椅子挪了过去。你的手臂，现在。他把橡皮筋绑在我的二头肌上。他将液体抽进针管，把针抵在我的胳膊上。我等待着针的刺入，等待着，但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好了，谈话师说。他解开橡皮筋，扶我站起来。两个男人，两个护理员，走进了房间。我有点头晕。他向他们点点头，他们一边一个架起我，扶着我走路。我们进到厅里，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门廊。我的双脚在我身下，感觉很奇怪。我感觉像是用侧脚掌站着。我能在脚踝处感觉到身体的重量，但其他部位却感觉不到。我坐了那么久，而现在我站着，站在办公室外面。走廊很长，长得没有尽头，而我看不见走廊通往何处，它的尽头。尽头一片漆黑。那条我来的时候走的路，那里有灯吗？进入大楼的地方一定是有灯的。我再也想不起哪个方向是哪个。我们走着的这条路，我什么都认不出来。护理员一定认识路，我想。他们自信地走着，稳稳当当，一边一个，扶着我，他们用有力的双手抓着我，走路的时候将我抬起，沿着走廊走去，走啊走，走啊走，渐渐地走进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