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刘市长到北京来了。ｗｅＮｘＵｅｍｉ。Ｃｏｍ

这回他不是开会或路过，是专门来的；来的不只他一人，他带着二三十人，开着5辆满载白兰瓜的大卡车，赴北京招商来了。他们那里盛产白兰瓜，是西北的“瓜果之乡”。

刘市长是坐飞机来的。拉瓜车队先他几天出发，路上足足走了五天。准备在北京搞一个新闻发布会，推介他们的“金瓜一号”新品种。

启程之前，市里几大班子和一万多名群众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当地报纸、电台浓墨重彩，大肆宣传。车厢两旁还写着：“把金瓜送进京城，让瓜乡融入世界”。但到北京后，一切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原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可一算，会场、乐队租金，邀请嘉宾、记者的礼金等，需要十万多元。加上其它费用，没有十五六万根本拿不下来。刘市长坚持要搞，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反正不来已经来了。他们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不同意，说算了吧，学校老师的工资还没发哩。后改在哈德门附近的新侨饭店，搞了个小范围的自助酒会，算作发布仪式。有两家媒体发了条介绍“金瓜一号”的“豆腐块”。

仪式搞完了，接下来，又为送这几车瓜犯愁。

拉瓜的大车不让进四环以内，只能停在四环外，然后改租小车一趟趟地往城里拉。凡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人，每人送一麻袋瓜。瓜不象别的礼品，特沉，不好拿，今年雨水好，瓜烂贱，本来就不值几个钱，再叫别人打个车到某某地方去取，或叫人家自己打个车把瓜托回去，“豆腐搬成肉价”，人家宁可不要。所以，当有人出叫他们自己去取这个馊主意时，刘市长就没同意。他把有点面目的人列了个名单，吩咐一个个给人打电话，然后按人家要求一家家送。几天下来，累得半死不说，才送出去2车，还有3车在八里桥爬窝。几千公里路程送来，总不能再拉回去吧。最后，能送的都送，只要北京认识的，不管能否用得着，都通知他们去拿。余下的，象征性收几个钱，倒给坐地水果批发商。

有一年我从外地回北京，在火车上碰到一个省会城市的儿童剧团来京参加文艺调演。团长是个女的，姓杨。我们上下铺，聊了一路，还留了电话。他们省市对晋京演出十分重视，可到北京后，被安排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礼堂只演出了两场。全团几十号人，坐了几天几夜的车来，演完，又坐几天几夜的车回去。杨团长回去不久打来电话说，晋京演出在当地反响很大，全团多人立功受奖，她为此还被破格提升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叫我有空去玩。因此我想，刘市长的北京之行与杨团长的北京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处：刘市长瓜卖不卖得出去不要紧，这一路风尘颠簸、劳民伤财效果如何也没人去追究，反正他们市委、市政府今年的工作报告有了重彩一笔；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刘副市长也有了一项重要政绩。至少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现在这世道，就是这样。

送瓜是借口，到北京跑关系，才是刘此次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

在北京的权力中心周围，有一层一层专门帮人撮合摆事儿的掮客。他们一般由领导的亲属、秘书、善拉关系的商人组成。形成一个个既相对独立封闭，又存在某种关联的圈子。

这些圈子依行业部门而定，都有某一领域的生杀大权。比如核心权力圈子，涉及政策制订、方针出台、干部任免等等。银行圈子，跑贷款、呆坏账核销、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批准设立、企业债券发放审批、再贷款等。贸易圈子，负责进出口额度审批、退税、外汇额度等。财政计委圈子，涉及有关工程项目立项审批、中央财政补贴、国家大型项目投资等。证券圈子，负责股份公司的上市、配股、增发，证券经营机构的批准设立、增资扩股，等等。在每个圈子中，只要任中办成一件事，就可能涉及几亿、几十亿，甚至是振兴一方，改变一生命运甚至几代人命运的事。每个圈子都有其特定的人物组成和游戏规则，都有一个圈内公认的老大维持着体系的运转，让圈内人利益均沾，同时防止外部力量对其形成冲击。只要给钱，好多事都能搞掂。所以，深谙其道的地方的头头脑脑、企业精英，特别是一些对政策依赖性强的行业的企业、机构，如金融、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经营机构，大多在北京安营扎寨，一些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老板，更成天蹲在北京跑关系。要不北京的饭店会一家比一家高档，而且越是档次高，越是新奇特，生意越火暴？要不证监会高层有关利好的决议刚作出，会还没散，股市怎么会突然狂涨？！

像我、小丽她老叔都是这一类的人。只不过我是兼职，小打小闹；她老叔是专职而已。

其实，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领导也是人，要吃、喝、拉、撒，也有三亲四戚，普通人有的各种**他们也有。更何况，所有的事情都是中规合法、秉公行事，都是在阳光下大大方方做的。比如，可办可不办，关系到位就办了；可给你办可给你办，我中意你就给你办了，有啥呀，这事儿搁谁谁也会这么做。

网上看到有人发贴，说他因揭发局长把情妇打胎的发票拿到局里报了，局长把他开了，要求讨个说法。我觉得好笑。有些地方假巴一二地挂出举报箱，欢迎举报**，我说你他妈样子货，吃撑了。打个胎能花几个钱，不报打胎钱还可报餐费、宿费、办公用品费，你能把他怎么着？再说举报，能有资格“**”的，大多是权贵人物，信息捂了又捂，从不透明，一般平头百姓怎晓得，而知情人又大都是当事人或受益人，莫非他们自己举报自己？我赞成有个学者的观点，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寻租”表现多样，原因各异，深层思考，已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是制度设立和运作机制问题。

刘市长请托之事，我不帮他跑，别人帮也会帮他跑。

刘市长的事，自国贸饭店见过面后，我给吴秘书说过，叫他方便的时候给下面打个招呼；后来，刘市长到北京开了一次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因吴秘书随父亲出访未能谋面。这次刘市长来京，早在出发前大刚就将其行程告诉我，叫我及早安排。而且马上面临换届，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于是，我提前一个星期就找吴秘书，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见人家一面。吴秘书是农家出生，谋到现在这个职位不容易，官场混这么多年，自然知道孰轻孰重，何况只是见个面，犯不着得罪我。

吴秘书说，他和刘市长隔着好几层，又无直接业务关系，让他为难了。不过，他还是同意与刘市长见面。说近两天抽不出时间，两天后才有档期。我打电话征求刘市长意见，刘说行，正好可以在北京多玩两天。

见面地点原来安排在北京饭店，准备一起吃个饭。吴秘书不同意，因为那里他常去。来京的省部级干部宴请客人，依个人喜好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国贸饭店、昆仑饭店、及南海鲍翅坊等地。北京饭店的服务员认识吴秘书，这事背着我父亲，不能太张扬。他要求找一个他不常去的地方。吴秘书特别强调了两点，并叫我告诉刘市长：第一，他是以个人身份与刘市长见面的，并不代表首长的意思；第二，见面不吃饭，只喝茶，时间不超过20分钟。我把他的意见告诉刘市长后，刘市长特别高兴，说行，行，并再三向我致谢。我叫刘市长在亚运村找了一家茶馆，然后把吴秘书带到茶馆，给他们双方作了介绍，两人见面后我就走了。

我出门时，茶馆包间的小门被从里面轻轻关上。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吴这次会面的历史性的。是刘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也是他迈向悲剧人生的转折点。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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