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

乔国桢传

宋新勇\t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三原、华县县委委员、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迪化(今乌鲁木齐)疆域第四监狱联络员等职,曾七次被捕入狱,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坚贞不屈,机智地组织监狱斗争,被誉称为“白区斗争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疆域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号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鹤龄、焦复生、高成、高乔、高子香、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等。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字焕章,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和为商店当会计。1929年秋,乔兴斌修剪枣树时,跌伤后逝世。母亲勤劳贤淑,先后生三儿一女,大儿子乔国栋,二儿子乔国桢,三儿子少亡。1934年大儿子病故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孙子抚养成人,1949年去世。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6年入本村冬书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于聪明好学,成绩最好,乔如章先生称他是个“怪才”。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三个月,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免费的民义中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9月,经王懋廷、杜嗣尧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算术考试,第一个交了白卷,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燕京,持李子洲、杨明轩写的介绍信,与陕籍北大毕业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刘天章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协助李大钊在燕京做党的工作。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随国民军第二军(简称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到开封国民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转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4月乔国桢赴燕京向党组织汇报。

1926年春,为了培训北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青年到广州学习。乔国桢等14名陕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又从上海、黄埔军校各派一名陕西籍青年到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乔国桢聆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恩来的《政治与军事》等课程,豁然开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参观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亲眼看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学习到如何发动农民参加农会,推动大革命运动。乔国桢军事训练认真吃苦,通过实弹射击、紧急集合、野外军训,他的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表现突出。军事队长姓赵,是广东人,他的广州话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急坏了陕西学生。由于乔国桢在开封学过军事知识,当过班长、排长,对队长的示范略知一二,因而成为北方学生的翻译和小教练,促进了军训顺利进行,也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给他们上课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李立三等老师。他和杜松寿同学,专门拜访过萧楚女老师,受益匪浅。同年10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等16人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初冬,西安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

中。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从1926年4月围攻西安已7个月,

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兵分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11月28日,援军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守军内外夹击,敌军败退,西安古城解围。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移驻西安,与后成立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农民部合并,领导陕西的农民运动。

乔国桢留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还在国民联军史可轩师长办的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课,给三原的农民骨干讲农民运动的意义、组织和活动内容,也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很受欢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①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村的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②”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张振海等九人为委员,下辖五个分会。在大会上,乔国桢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措施,深受农民欢迎。他叙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发动农民评判,矛头直指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庵,揭露他从中贪污和企图给农会下马威,引导农民声讨他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派兵到三原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枪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庄里镇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队的军法处。

三原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释书,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疆域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驻军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旅长①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关押,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

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

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霸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六七百名徒手农民和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达到,贯彻县委决定,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①许权中,陕西临潼人,中共早期党员,时任旅长,1943年12月被杀害。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个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机智脱险,来到钟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钟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李维俊校长,杀害于西安北稍门。

几天后,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50多人进驻高塘。他神气十足地住进敬胜隆号,妄图打击农民武装。乔国桢前往县委送信,路经南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他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有人要他跪下,他怒目而视地说:“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口头求饶的道理!”李镇山想缓和气氛,连忙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和他见面谈一谈!决无他意。”乔国桢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信了吗?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想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过了两天就下令放了乔国桢。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乔国桢去中共洛南县特支工作,任特支宣传,并负责农运、军运工作。当时许权中旅长率部暂栖李虎臣部,被编入新编第三旅,在洛南整训。

1928年5月,李虎臣联合陕军,再次掀起反冯玉祥战争,命令许权中旅主攻潼关县城,并派兵包围西安。当时,陕西省委正筹划渭华暴动。乔国桢被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当部队激战在潼关北山时,刘志丹、唐澍接到省委命令,率部分人员赶往渭华暴动。乔国桢率一个营的兵力,急行军赶到,参加渭华起义,参加地方党组织举行的欢迎大会,在高塘镇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澎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分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乔国桢任中队长,并任中队党的书记。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派重兵围剿,唐澍、薛自爽等人牺牲,起义遭受重大挫折。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乔国桢奉命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1929年1月,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委书记,在横西矿当矿工,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6月,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负责工运、军运工作。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1月,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因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省委也布置“五一”节发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群众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但他从组织原则上,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

乔国桢派周铁忠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当过北方局交通,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巡捕发觉。一刹那,警笛直鸣,情况危急。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研讨组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做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出狱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同时做细致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离开“第二省委”,回到党的怀抱,投入新的战斗。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敌人为报复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巡捕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办法,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到山西和陕西。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给他们指明了道路,纷纷离开北平。听了周铁忠的报告,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北平沦陷后,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接上组织关系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经组织安排,先住院治疗。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他对周铁忠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从此,乔国桢不叫,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后来,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先到延安办手续。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夫妻又要分离,周铁忠掉了眼泪,乔国桢表示:“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周铁忠说:“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乔回答说:“有孩子就有你。”乔接着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周铁忠实践诺言,她怀孕后,住在南县弟弟家,生了儿子乔石。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1949年8月南县解放,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再转交中央组织部,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现都从大学离退休,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周铁忠在邓颖超、薄一波、安子文、帅孟奇的关心下,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1952年重新入党。根据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工作,曾担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经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3月5日晚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我在党的履历、病情、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个方面情况。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在延安期间,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1939年春,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即后来的乌鲁木齐),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不久,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术。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他每天坚持学习,坚持走路,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

1941年春,乔国桢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疆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假造罪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张子意、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招待所”。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陈潭秋让乔国桢、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他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和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软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糜。大家要增强斗志,坚定信心,准备迎接任何考验。”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疆域第一监狱。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乔国桢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难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来了,有了铺盖,略为暖和一些。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他对同志们说:“我的病重,又是传染病。你们都年轻,不能传染给你们。”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其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根据组织安排,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了牛奶、鸡蛋,每星期还买一个羊头,给他增加营养,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个月,他知道同志们变卖仅有物品,为他购买营养品,坚决拒绝吃。因此,体力减弱,病情恶化,并发高烧。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①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病重期间,他让郭春则把床下的箱子打开,拿出一块手表和六张纸片,他说这只手表交给同志们。这六张画画着小鸡、小狗等。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问爸爸好!”这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女儿———乔沙写的。他指着纸片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把这交给组织,让组织照顾他们,让他们走我们这条路。”

1945年五六月,陕西发生了“淳化事件”。6月26日,原保安团团长起义,攻进淳化县城,并率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借口进攻陕甘宁边区,引发爷台山保卫战。监狱借机接二连三

①摘自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追悼疆域死难烈士》。据统计;乔国桢被捕七次,坐牢时间五十四个月零二天,软禁六个月零二十八天,合计为六十一个月,按每月三十天计算,即被关押五年零一个月,或坐牢五年多。按李锦春同志说法坐牢八年即八个年头。

地把到养病室照顾乔国桢的同志驱逐出养病室。乔国桢的病情加重,日益体瘦,呼吸越来越困难。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中国共产党的优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经过难友反复交涉,监狱允许在养病室,由各牢房派代表为乔国桢召开简短的追悼会。同志们佩戴红布条表示哀悼。同志们唱着林基路创作的《囚徒歌》: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的仇敌。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歌声表达难友们、同志们对乔国桢的哀思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疆域主席张治中一上任,就落实周恩来的嘱托,释放政治犯。在疆域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获释放,并派专人专车,于1946年7月11日将120余名中共人员护送到陕甘宁边区。

1946年8月5日,疆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中央党校举行。主祭人马明方、安子文,陪祭人陈因素、张一平、王佑、谢良才、严振刚。白阿金宣读祭文,张东岳报告九烈士乔国桢、林基路、祁延沛、陈振亚、吴茂林、彭仁发、汪德祥、谢奇光、柯永学的生前事迹。张子意、朱旦华分别致悼词。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马明方、张子意为疆域死难烈士的题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和李宗林的悼念乔国桢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疆域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

1956年7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南郊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吴茂林五位烈士陵墓落成典礼大会,参加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革命烈士移葬委员会主任、中共疆域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讲了话,报告革命烈士们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烈士们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要求继承先烈遗志,把祖国建设好。“文化大革命”中,乔国桢的墓碑被炸毁。1980年10月重建。

195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佳县图书馆命名为“国桢图书馆”。1986年2月,彭真同志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1938年3月24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5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编印的《渭华起义》。

5.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熊怀庆:《天地有正气》,燕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方志纯:《回忆疆域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高克林、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暂沉、王芾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沙、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

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榆林地委,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湖南省南县党史研究室、疆域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等单位和郭洛夫、张守宪、孙启蒙、贾自新、高中哲、刘杰诚、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沙、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原载1988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编入本书时,作者对史料有较多补充、核实,编者对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