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面子与原则，哪个更重要？

07

面子与原则，哪个更重要？

◎讲义气要分是非

提起义气，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两肋插刀”这个词。什么是两肋插刀呢？难道真的是为了义气甘愿为朋友牺牲，在自己的两边肋骨上各插一把刀吗？这个说法来源于隋唐时期发生在秦琼身上的一段故事。

隋朝末年，山东好汉秦琼在县衙当差。县太爷接上峰指令缉拿境内“响马”要犯，就派秦叔宝带领众捕快实施抓捕。朝廷认为的“响马”，实则是一群聚啸山林、劫富济贫的义士，很多老百姓将他们视为草莽英雄。

秦叔宝结交的江湖朋友中，就有一些“响马”英雄。秦叔宝接上司抓捕令后，为搭救朋友，先派人暗中通知被缉捕的朋友躲避。在抓捕途中，故意带领众捕快走岔道，以保护这些朋友。最后，抓捕行动失败，秦叔宝遭牵连，险些丧命。后来，聚义瓦岗寨的“响马”朋友在登州城奋力抢救秦叔宝，聚义瓦岗，共举义旗。

隋亡后，秦叔宝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扬天下。后来，说书艺人为歌颂秦叔宝当年帮朋友脱险而故意走岔道的千秋义举，就将岔道口附近的村庄称作“两肋庄”，由此产生了“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的神奇故事。因“两肋岔道”的“岔道”与“插刀”谐音，所以随着人们口耳相传，就渐渐演化成“两肋插刀”了。

朋友之间相处需要讲义气，一个人肯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是非常可贵的。讲义气没错，不过要分清是非，如果毫无原则地讲义气，不顾后果地迎合朋友不正当的需要，这种义气就是一种无知和盲从。

小辉和小勇是从小一起玩儿到大的朋友。几天前，小辉与一家饭店的老板起了冲突，事后，他越想越不服气，于是去找小勇，希望他能帮自己出这口气。

小勇问：“你想怎么办？”

小辉说：“那人把我打了一顿，我现在身上还疼呢，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去打架？”

“不是，就去教训他一下，砸店。咱们哥们儿一场，你不会看着我受人欺负吧？讲不讲义气啊？”

小勇原本担心惹事，可小辉说起哥们儿义气，他不好拒绝，只能答应下来。第二天，两个人各持一把铁锤，冲进那家饭店内，将饭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迅速钻进停放在不远处的车里，逃之夭夭。

饭店老板报了案，不久，小辉和小勇双双被警方拘捕。

义气是没私心的友谊，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朋友之间应当讲义气，但凡事都要有度，盲目义气的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

自从1913年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一直不满足，1915年9月，他又觊觎起皇帝的宝座。为了当上皇帝，他让手下的人制造舆论，说只有封建君主制才能挽救中国，中国需要一个皇帝。

这番言论令举国震惊。此前，梁启超已经看穿了袁世凯的心思，而且当着他的面痛斥：“复辟就等同于叛国！”后来，梁启超还专门写了一篇正义凛然的文章，为的就是揭穿袁世凯的阴谋。

袁世凯收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当时正赶上梁启超的父亲大寿，袁世凯命人送去二十万大洋，表面上说是给梁父庆寿，实则是想收买梁启超，希望他收回那篇文章，不要登报。出乎他意料的是，梁启超声色俱厉地拒绝了那笔钱。

见这一计没成功，袁世凯又生一计，直接派人去跟梁启超说：“你在国外流亡了十多年，如今总算熬出头，过上了太平日子，难道还想再过回以前的生活吗？”这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然而，梁启超毫不畏惧，坦荡地说：“再次流亡也没什么，反正我这方面已经有的是经验了。”

袁世凯这么做，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当初，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推动光绪帝变法，实施新政，但只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此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直到袁世凯上台后才把他请回国。

在这件事情上，袁世凯一直自认为有恩于梁启超，所以才会故意重提旧事。但他失策了，梁启超虽然感念他的旧情，但还是把文章发表了。

袁世凯贼心不死，还是于1916年1月1日复辟，登上了帝位。梁启超马上联合蔡锷将军，于云南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正义之战，随后得到了其他各省的积极响应，袁世凯的皇帝只做了83天，就被赶下了台。

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梁启超所做的事对他来说的确不够讲义气，当初人家为了让他不再受流亡之苦，特地把他从日本请回国，回国后还提拔重用他，他不知恩图报也就罢了，反而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但站在民族正义的立场上，梁启超的做法却是令人钦佩的，他一生效忠真理，堪称后世楷模。

◎人情债怎么还？

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别人有恩于你，比如搭救过你，或是在你危难时拉过你，甚至救过你的命等，你一定要报恩，而且还得加倍报，否则就会被指为“知恩不报”“忘恩负义”。

欠人情的一方往往都会尽力报答，可很多时候，无论怎么报答，还是觉得亏欠人家的。相反，另一方不管得到了多少回馈，都心安理得，于是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欠人情的，认为自己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于是就只能以身相报，以命相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个故事：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吾是以泣。”

这段话的意思是，吴起将军去打仗，有个士兵得了毒疮，吴起亲自跪下来给士兵吸脓。士兵的母亲知道以后，哭得很伤心。别人问她：“吴将军为你儿子亲自吸脓，你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反倒哭了，还哭得那么伤心？”

士兵的母亲说：“吴起将军以前也是这样为他爹吸毒脓的，最后他爹战死了。现在吴起为我儿子吸毒脓，我想，他用不了多久也会战死的。”果然，那个士兵为了报答吴起对自己的恩情，在打仗时拼尽全力，奋勇杀敌，最终战死沙场。

一位统率数十万雄兵、威风八面的将军，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吸脓血，这个士兵怎么可能不感动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士兵出于对吴起的敬重，甘愿为他战死沙场。

人情最难还，因为人情无法估算和衡量，而且只能通过人情来还。欠别人一笔钱，好歹有个具体数目，日后按约定还清就是了，可人情的分量有多重，谁也说不清楚。

两年前，王女士曾因儿子转学一事，找了在教委工作的同学帮忙，当时，王女士送了些人情钱，可对方没要。由于王女士在医院工作，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那个同学三番五次去医院找王女士帮忙：要么是带亲戚来做胎儿性别鉴定，要么是朋友住院，想把高价病房算成低价的，再不就是带同事来，拍半价的CT片……

两人本来就是同学，人家又帮过自己的忙。现在人家来找自己帮忙，王女士实在没办法不帮，毕竟自己欠了人情。可这些事情每次都让王女士特别为难，后来，王女士觉得人情还得差不多了，便有意躲避那个同学。后来，两个人索性再也不来往了。

传统道德主张人们“施恩莫望报”，可有的施恩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帮了别人的忙以后，就以恩人自居，他有事需要帮忙时，就摆出一副讨债的架势。这很令人反感，如果再毫无限度地索要回报，那就更让人避之不及了。与斤斤计较的人来往时，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找他帮忙，否则日后很容易被频频追讨。

人际交往中，不能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但人情太重了也不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有人情味。熟人上门送人情、托关系、求帮忙，有的人不好意思拒绝，怕伤了交情，结果人情越收越多，事情没办成，反倒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对方求你的事会违反原则，或是你无法办到，一定要果断拒绝。别人给你送人情，比如特别贵重的礼品，你觉得自己还不起，就不要接受。拒绝人情要真诚，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另外，就事论事，虽然事情没办成，但不要影响彼此的交情。

既然知道人情债难还，我们就应当尽量避免欠下人情债。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能用金钱和物质解决的，就用金钱和物质解决。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只是让别人帮你做一点儿小事，不会造成太大麻烦，可别人未必这么想。你欠了人情，人家日后托你办事，你肯定要帮忙。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你让别人帮忙是给自己省了事，可在实际上，过一阵子，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心思来补偿对方。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

陈毅有句名言：“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真正的朋友，不会一味说好话，而是敢于、善于发现朋友的缺点并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哪怕朋友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失了面子。

按照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一般人都尽量不去得罪他人，宁可说好听的话让人高兴，也不说一些让人讨厌的真话。说好听话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如果从交友的角度来看，只挑好听话说的人，并没有尽到作为朋友的义务。明知朋友有缺点，却不指出来，督促他改正，变得更完美，这算什么朋友？

小刚和小建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共事两年多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几乎是无话不谈。后来，小建因工作表现出色升了职，成了小刚的上司。

小刚承认，小建的工作认真，业务能力也比自己强，可两个人从平起平坐的同事兼朋友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小刚一时之间很难适应。以前在工作上，他们两个人是各司其职，可是现在，小建成了自己的上司，他的工作就要向小建负责了。以前小建在业务上帮助小刚，小刚觉得，是时朋友之间的情谊；可现在，同样的提醒和帮助，在他看来更像是指手画脚。

对于小刚的抵触情绪，小建有所察觉。他心想，小刚只是一时心里不适应，过一阵子就好了。在工作中，小建总是尽量迁就小刚，可时间久了，小刚变得越来越懒散。一天，公司老总到小建所在的部门开会，小刚正跷着二郎腿打电话，这一幕正好被老总撞见了。

第二天，小刚受了处罚，作为上司，小建没有管理好下属，也一同受了罚。因为这件事，两个人的关系更疏远了。

天底下最难管的员工就是那种沾亲带故的人。管了，亲戚朋友会不满，不管，其他员工会不满。既然如此，不如就把工作和私人感情分开，遇到事情时，不能把两种关系搅在一起处理。工作是工作，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在工作中都要抛开私人感情。作为下属，应当拿出对待领导应有的态度，不要觉得上司是自己的朋友，就要对自己额外关照。同样，作为上司，应该秉公办事，不能偏袒和纵容身为下属的朋友。

对待朋友要真诚，朋友如果有什么过失，就应该诚恳劝阻，不要因为是朋友，就不好意思指出。

苏东坡在长江北岸瓜洲担任太守时，与镇江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的交情很深。苏学士自认为修行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便写下一首佛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写好之后，他自鸣得意，立刻差了一名童子将这首佛偈送往金山寺，请佛印品鉴。

佛印禅师是有名的得道高僧，他看完之后，笑而不语，只在佛偈背后写了两个字。童子返回后，苏学士迫不及待，连连问童子禅师有没有赞誉之语。童子说，禅师什么话也没说，只在信笺背后写了几个字，就叫我回来了。

苏学士赶忙打开信笺，只见后面写着：“放屁。”

苏学士心想：我好心把佛偈送给你品鉴，你不称赞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言嘲讽我？这不是存心让我下不了台吗？

于是，满心不服气的苏学士带着童子过江去找佛印理论。

佛印禅师早就预料到苏学士会来，正站在江边等着。

一见面，苏学士就问道：“我把诗送你品鉴，你觉得不好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言羞辱？”

佛印笑道：“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字，就把你打过江来了？”

苏学士听完之后满面羞愧，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修行还差得远呢！

如果朋友犯了错，应当及时指出，这有利于朋友完善自己。如果毫无原则地包容，甚至包庇，那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自己，都没什么好处。

◎照顾情面不能忘了原则

人情有时是本糊涂账。冯仑讲过一个段子：开车违章，刚好碰见了一个熟人，人家卖给自己一个面子，省了50元钱的罚款。为了还这个人情，他回头安排熟人的亲戚进公司上班，那人根本不适合这个岗位，自己却不得不付了两万多元的薪水。

中国人看重情面，熟人之间办起事来往往要比陌生人顺利得多。熟人之间可以适当照顾情面，不过，凡事一定要以不违背原则为前提，如果一味照顾情面，忘记了原则，后果很可能比伤和气要严重得多。

小丽已经结婚六年了，但因为习惯性流产，她一直没当上妈妈。今年，怀孕后的小丽担心流产，便到表姐所在的医院详细检查，希望能保住这一胎。经过医生的指导，小丽精心养胎，胎儿八个多月时，小丽提前破了羊水，丈夫和婆婆连忙把她送到医院，生怕她有闪失。在表姐的疏通下，医院免去了很多烦琐的手续，小丽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接受剖腹产手术。

手术结束后，小丽的婆婆终于抱上了孙子，乐得合不拢嘴。可细查之下，发现孩子的胳膊有些异常，经过医生诊断，婴儿的右臂肱骨骨折，需要用夹板固定。

听到这个消息，小丽的婆婆当时就翻了脸，小丽的表姐一再解释，说她当时是为了让小丽尽快做上手术，才求同事免去审批手续和交代注意事项的步骤，包括婴儿目前遇到的情况。如果按照程序的话，主治医生一定会在手术前提醒家属，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医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可是，小丽的婆婆根本听不进去，坚持要状告医院。表姐无奈，只好找院长出面，院长既考虑到小丽和家属的情绪，又考虑到医院的声誉，决定免去小丽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还有孩子的一切治疗费用，这些费用由违反医院规定的主治医生和相关医务人员共同承担。事后，小丽的表姐无法独自承担手术费用，又觉得没脸见同事，索性从医院辞职了。几位同事只能哑巴吃黄连。

几位医生原本是出于好意，结果却受了批评，还要为此损失几个月的工资。如果当初能坚持原则的话，何至于此呢？

《因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裴光德是唐僖宗时期的宰相。一次，有个官职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公热情地招待了他，朋友在他的家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于是乘机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裴公能在京城里为他谋一个更高的官职。

裴光德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也知道你是个不错的读书人，可是，我万万不敢因为个人的私情而败坏朝廷的法度。可能以后有人能帮你这个忙，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

对事不对人，这句俗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事相对简单，对人相对复杂。对事的方式、方法可以直截了当，但是针对人，考虑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所以对事不对人才是明智的做法。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于1840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前夜》，其中的英沙罗夫这个形象是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者。不过，以俄国当时的形势来看，是无法孕育出这样一个英雄的。

当时，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任职，他不仅是国内的文坛领袖，而且在杂志社里的地位也很高。那时候，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只是该杂志社一名小小的编辑，但他还是站在民主革命主义者的立场上，写下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前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其中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并没有起到推动俄国革命的作用，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前夜》这部作品仍显保守，并未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及革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的批评，屠格涅夫心中不满，要求他把那段“诋毁”自己的评论删除。可是，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我写的文章向来接受所有人的批评，您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接受批评呢？”他没有答应屠格涅夫的要求，还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删除那段评论。”

后来，杂志社全文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致使屠格涅夫与杂志社反目。

在面对权威的时候，人们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很多人“不好意思”反驳领导或权威人士，其根本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意见会得罪人，或遭到耻笑。对杜勃罗留波夫来说，屠格涅夫既是文坛权威，又是一家杂志社的同事，可他仍然坚持了一个批评家的原则，这种品格值得敬佩。

情与理就好像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所取舍。取情时，要能接受失理；取理时，要能接受失情。如果在两者之间徘徊犹疑，最终很可能既失了情，又失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