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6章 漕米海运

小妖狐的话虽未说满，可对于已放弃掉替孙本初补缺这个想法的杨福同来说，无疑于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苗。

于是两个人分开之后，杨福同急忙去寻孙本初，他一路小跑到“竹林”茶店，在店里转了圈，不见人影。

他向茶博士打听孙本初家的地址，茶博士摇头道不知，却又说：“只有去他家讨过债的人才知道。”杨福同通过孙本初以前的债主，辗转寻到孙本家的家中。

只见长长的街道最冷清处，坐落着一幢老屋。老屋狭隘且破旧，怪不得好面子的孙本初一直不肯相告家住何处。

杨福同走到门口，高声喊道：“大哥，大哥！”

听到他的喊声，孙本初疾步而出，忙把他迎进屋内。屋里面躲在屏风后面张望的孙太太，慌忙回避。

杨福同瞥见裙幅飘动，也有些踌躇，想是不是还去“竹林”茶店相谈为好？

这一下倒提醒了孙本初，“太太！”他高声喊道，“见见我的结拜义弟。”

这样的交情，比通家之好更进一层，亲兄弟也不过如此，真正算得上是手足之情。孙太太便很大方地走了出来，含着笑，指着杨福同，却望着她丈夫问：“这位就是你经常给我提起的杨公子了！”

“不敢当这个称呼！”杨福同一躬到地。

孙太太还了礼，很感动地说：“杨公子！真正不知怎么感激你？我家相公有你这么好的朋友，兄弟，真是三生有幸！”

“嫂嫂可千万不要这样说。”杨福同被夸得有些窘。

孙太太倒了杯茶奉上前后，退出屋外，留下空间给他们谈话。

“大哥，有好消息……”杨福同把路遇小妖狐之后的事详叙了一遍。

“老天开眼，苍天保佑，天不绝我……”孙本初竟然喜极而泣，嘴中不住地念叨。在京之日，他曾坦诚自己“荣辱得失看得过重”，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敢问世间能有几人不求得失，荣辱不惊？

杨福同等他心情平复下来之后，道：“小妖狐也只能起个穿针引钱的作用，尽她自己最大的能力让抚台大人见大哥一面，能不能补缺放实还要靠大哥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孙本初连连点头。

“对了！”杨福同一拍桌子，道：“小妖狐还说，抚台大人喜欢谈论兵法，还曾亲自带兵剿过匪。大哥不妨买几本谈征点方略，练兵筹饷的书，以防抚台大人问起。”

当天送杨福同离开后，孙本初便去了书铺，买了《圣武记》和地图。回到家后，闭门不出，展开地图，对照着读《圣武记》。

在他闭户读书的第四天晚上，浙江巡抚——常大淳身着便服，派人把“小妖狐”接到了一处极隐秘的私宅内。

只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

一是道光皇帝于正月丙午日午时驾崩，他身为一省巡抚，封疆大吏，实不便听曲。

二是他刚刚被江苏藩司参了一折。江浙漕米改为海运，由江苏藩司总办，可江苏藩司才具有限，总办江浙海运，不甚顺利。朝廷严旨催促，江苏藩司便把责任推到浙江，说浙江的新漕才到了六万余石。其实已有三十几万石运到上海，常大淳据实奏复，如果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万一被有心人得知他召妓听曲，找个御史弹劾他一下，岂不是前程尽毁？

江浙两地的漕运为何改为海运？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海禁已开，再加上河道湮淤，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常大淳身为逝江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

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

于是道光初年就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

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

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

第一种就是漕帮中人。

第二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三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

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

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鉴于漕运的弊端，征粮的弊端积习太深，于是南漕海运终于在去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极佩服陶澍，想的是为任一方，总要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澍后尘，改盐法成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又恰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吴文镕，会同筹划。结果决定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海运虽未成定议，可吴文镕却调升为云贵总督，空下来的浙江巡抚的位子则由常大淳接任。

而常大淳的运气似乎不太好。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常大淳请旨改漕运为海运，上谕恩准。降旨由“江苏藩司”总办江浙两地的漕米改海运之事宜。

岂料江苏藩司才能不足，办差不利的情况下竟会反咬他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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