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家

第三章

法家

法家之学，《汉志》云：“出于理官。”此其理至易见。《汉志》所著录者，有《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今惟《韩子》具存。《商君书》有阙佚。《慎子》阙佚尤甚。《管子》书，《汉志》隶道家，然足考见法家言处甚多。大抵原本道德，《管子》最精；按切事情，《韩非》尤胜。《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两书已。

法家为九流之一，然《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则法家与道家，关系极密也。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

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世每称刑名之学。“刑”实当作“形”。观《尹文子·大道》篇可知。《尹文子》未必古书，观其词气，似南北朝人所为。然其人实深通名法之学。其书文辞不古。而其说则有所本也。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万事万物之成立，必不能与其成立之原理相背。理一于道，众小原则，统于一大原则。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最足见二家之相通。

《韩非子·杨榷》篇，中多四言韵语，盖法家相传诵习之辞。于道德名法一贯之理，发挥最为透切。今试摘释数语如下：《杨榷》篇曰：“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此所谓道，为大自然之名。万物之成，各得此大自然之一部分，则所谓德也。物之既成，必有其形。人之所以知物者，恃此形耳。形万殊也，则必各为之名。名因形立，则必与形合，而后其名不讹。故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徒”也。名之立虽因形，然及其既立，则又别为一物；虽不知其形者，亦可以知其名。如未尝睹汽车者，亦可知汽车之名。然知其名而不知其形，即不知其名之实。则终不为真知。一切因名而误之事视此。

人孰不知仁义之为贵，然往往执不仁之事为仁，不义之事为义者，即由其知仁义之名，而未知仁义之实也。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也。名因形立，而既立之后，又与形为二物，则因其形固可以求其名，因其名亦可以责其形。如向所未见之物，执其名，亦可赴市求之。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吾操是名以责人，使效其形；人之效其形者，皆与吾所操之名相合，则名实相符而事治；否则名实不符而事乱矣。故曰“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臣之所执者一事，则其所效者一形耳。而君则兼操众事之名，以责群臣之各效其形，是臣犹之万物，而君犹之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岂得自同于一物？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也。

然则人君之所操者名，其所守者道也。故曰：“明君贵独道之容。”抑君之所守者道，而欲有所操，以责人使效其形，则非名固末由矣。故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也。万物各有所当效之形，犹之欲成一物者，必有其模范。法之本训，为规矩绳尺之类，见《管子·七法》篇：《礼记·少仪》:“工依于法。”《注》:“法，谓规矩绳尺之类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注》:“法，大小丈尺。”实即模范之义。万物所当效之形，即法也。此道德名法之所以相通也。

法、术二字，混言之，则法可以该术；析言之，则二者各有义。《韩非子·定法》篇曰：“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公孙鞅之治秦也”,“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私封立。”论法术之别，最为明白。要而言之：则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

古代刑法，恒不公布。观《左氏》载子产作刑书，而叔向诤之；范宣子铸刑鼎，而孔子非之，可见反对刑法公布者，以为如是，则民知其所犯之轻重而不之畏，不如保存其权于上，可用不测之罚以威民也。殊不知刑法不公布，而决于用法者之心，则其刑必轻重不伦；即持法至平，民亦将以为不伦也，况其不能然乎？刑法轻重不伦，则其有罪而幸免者，有无罪而受罚者。有罪而幸免，将生其侥幸之心；无罪而受罚，民益将铤而走险；法之不为人所重，且弥甚矣。制法亦无一定程序。新法故法，孰为有效不可知。

法律命令，盖亦纷然错出。读《汉书·刑法志》可知。此虽汉时情形，然必自古如此。而汉人沿袭其弊也。故其民无所措手足。此法家之所由生。又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其利害恒相反。后世等级较平，治人者退为治于人者，治于人者进为治人者较易。古代则行世官之法，二者之地位，较为一定而不移，故其利害之相反愈甚。春秋、战国之世，所以民穷无告；虽有愿治之主，亦多不能有为，皆此曹为之梗。此则术家言之所由生也。如韩非言，申、商之学，各有所长，非盖能并通之者邪？

法家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盖人之情，至变者也。喜时赏易滥，怒时罚易酷，论吏治者类能言之。人之性宽严不同，则尤为易见矣。设使任情为治，即令斟酌至当，终不免前后互殊；而事失其平，人伺其隙矣。法家之义，则全绝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丝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当，实则合全局，通前后而观之，必能大剂于平也。礼家之言礼曰：“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礼记·经解》。此数语，法家之论法，亦恒用之。盖礼法之为用虽殊，其为事之准绳则一耳。

职是故，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世每讥法家为武健严酷，此乃法家之流失，非其本意也。至司马谈诋法家“绝亲亲之恩”,《汉志》亦谓其“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则并不免阶级之见矣。

自然力所以为人所畏服者，实以其为必至之符。人则任情为治，不免忽出忽入，黠者遂生尝试之念，愿者亦启侥幸之心，而法遂隳坏于无形矣。设使人治之必然，亦如自然律之无或差忒，则必无敢侥幸尝试者，国安得而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曰：“董阏於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

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此赏之所以贵信，罚之所以贵必也。不特此也。人有所求而无术以致之，固亦未尝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数，不足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为可必而已矣。《韩非子·显学》篇曰：“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故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

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韩非子》曰：“古之毋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南面》。此即务察其实，而不眩于虚论之精神也。又曰：“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此则既明实际之情形，而断以行之者矣。商鞅吴起之徒，所以一出而收富国强兵之效者，以此。

术家之言，千条万绪，而一言以蔽之，不外乎“臣主异利”四字。盖社会之组织，非至极安和之境，则公私之利害，终不能无相反之处；而凡人之情，必皆先私而后公，此督责之所由不可废也。不特有特权之官吏为然也，即受治之人民亦然。故《韩子》又言“法为人民所同恶”。此法、术二家之所由相通也。臣主异利之义，《韩非子》中《八奸》《奸劫弑臣》《备内》诸篇，言之最切。法为臣民所同恶，见《和氏》篇。

职是故，法家之治民，乃主从大处落墨，而不主苟顺民情。《韩非子·心度》篇，谓“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民利”是也。今有孺子将入井，人见而止之，或不免婴孺子之怒。然谓孺子之入井，为有求死之心固不可。则止之若违其欲，实顺其欲也。人孰不欲利？然能得利者卒寡，不能得利者卒多，何哉？昧于利不利之故，不知利之所在也。故顺人之欲者，未必其为利之；反人之欲者，未必其非利之也。特欲或隐而难见，或显而易知。当其隐而未见之时，无从家喻户晓耳。故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义主张太过，有时亦有流弊。盖不从民欲，当以民利为期。若径以人民为牺牲，则失其本意矣。韩非《备内》篇曰：“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即坐此失。《商君书·弱民》篇主张尤偏。

凡为国家社会之害者，非把持则侥幸之徒。把持谓已得地位之人，侥幸则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之人也。法术家务申国家社会之公利，故于此曹，最为深恶痛绝。凡裁抑大臣之说，皆所以破把持；而力诋游士之言，则所以绝侥幸也。见《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子·问辩》篇曰：“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

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辨；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此说也，即李斯之所以焚书。《管子·法禁》其说略同，可以参观。知斯之行此，乃法家固有之义，而非以媚始皇矣。人性原有善恶两面，法家则专见其恶，彼闻上令则各以学议之者，岂必以私计之便哉？亦或诚出于大公，冀以其所学，移易天下也，而自法家观之，则恒以为自便私图之士，遂不得不取此一切之法矣。然韩子但欲采其言责其实，则似尚未欲一概禁绝之，而斯又变本加厉耳。

言行以功用为彀的，推之至极，遂至列文学于五蠹，目《诗》《书》为六虱，此亦失之太过。然《韩子》又曰：“糟糠不绝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其意自欲以救时之弊，非谓平世亦当如此也。

人之情，恒不免先私而后公，此特凡民为然。豪桀之士，固不如此。此少数豪桀之士，则国之所恃以立，而亦人民之所托命也。韩子之意，当时上而贵臣，下而游士，无非国之蠹，民之贼者，惟法术之士为不然。其说见于《难言》《孤愤》《说难》《奸劫弑臣》《问田》诸篇。此或亦实在之情形也。贵族腐败不可救药。游士则多数但为身谋。

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万事一决于法，而持法者为君主，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今之议会，不与政府狼狈为奸乎？议会与政府，非遂无争，又多各为其私，非必为国与民也。故曰：此事实问题也。

法之本义为模范，乃有所作者之所当则。术之本义为道路，则有所之者之所必由。自法术家言之，其学殆不可须臾离也。执法之不免拘滞，法家岂不知之？然终斤斤于是者，则以其所失少所得多也。《韩非子》曰：“释法术而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谓此矣。即谓苟有尧舜，虽释法术而心治，亦可正国；苟有奚仲，虽去规矩而意度，亦可成轮；然“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而一治；抱法而待桀、纣，是千世而一乱也”。况乎释法术，尧、舜亦未必能治；即能治，亦事倍而功半耶？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思想全与法家同。特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人与法并重，不如法家之侧重于法耳。然苟法严令具，则虽得中主，亦可蒙业而安，此亦儒家所承认也。则法家所谓抱法而待桀、纣，千世而一乱者，亦不背于儒也。

以上征引，十九皆出《韩非》。以今所存法家之精义，多在此书也。至《商君书》之所论，则“一民于农战”一语，足以尽之。《史记·商君列传》:“太史公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索隐》曰：“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是耕战书也。”释开塞义，与今书《开塞》篇不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司马贞未尝见其书，安为之说。今案开塞耕战，盖总括全书之旨，非专指一两篇。《索隐》意亦如此，晁氏自误解也。然《索隐》释“开塞”亦误。《尉缭子·兵教下》篇曰：“开塞，谓分地以限，各死其职而坚守。”此则“开塞”二字之古义也。《商君书》重农战，度必有及分地坚守之说者，今其书偏亡，而其说遂不可见耳。

《李子》,《汉志注》云：“名悝，相魏文侯。”近人云：“《食货志》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与《史记·货殖传》言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正合，故知克、悝一人。”陈群《魏律序》言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黄奭有辑本。《汉志》所著录之《李子》则亡矣。

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已见第六章第六节。此为道家言。《吕览·慎势》《韩子·难势》皆引其言，则法家言也。《慎势》篇：“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同犹。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览》引此，为“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之证。盖位之所存，势之所存，欲定于一，必先明分也。然则慎子势治之论，即是法家明分之义。《荀子》谓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天论》。盖指其道家言言之；又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解蔽》。则指其法家言言之也。此亦可见道、法二家之相通也。今本《慎子》五篇，皆普通法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