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兵制

第六节兵制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节。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

《汉书·刑法志》述汉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案《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前196），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大子卫，军霸上。《注》引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常以八月，大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惠帝纪》：七年（前188），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晁错传》：“材官驺发。”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高帝纪》：二年（前205），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据此诸说，材官、车骑是一。习射御为车，习骑驰为骑。有车骑之地，并征发其车骑称车骑；无车骑之地，徒征发其人，则称材官耳。有车骑与否，盖视乎其地。大体北多而南少。故桓将军说吴王，言吴多步兵，汉多车骑也。秦、汉之世，车战虽未尽废，要不若用骑之多，故诸书多言骑士。《汉书·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则车与骑又有别。水战之士，亦称辑濯士，见《刘屈氂传》。亦曰棹卒，见《后汉书·岑彭传》。南军属卫尉，北军属中尉，已见第三节。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而《汉仪注》言民一岁为卫士；则南北军皆调自民间。《续书·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其人盖以时更代，故论者以拟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拟唐之长从也。《国语·齐语》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曰：“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云云。则所谓畴官者，即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军帅；各从父畴，犹言仍隶其父之伍耳。罢癃当免役，故王莽訾汉常有更赋，疲癃咸出也。《食货志》载莽王田令。

《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吴王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晋灼曰：“谓借人自代为卒者，官为出钱，顾其时庸平贾也。”案如说与服说异，晋说同。如淳据律，似不当有误，故师古以晋说为是也。卒更盖调民为卫，律所谓繇戍者则守边。此惟极小之国，人数不多，不能借代，而边地距所居不远者，乃能行之，稍大，则无不行践更、过更者矣。故吴王于卒践更辄与平贾，而不闻其有惠于卒更；晁错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盖宽饶之子自戍北边，则当时以为异闻矣。《汉书·酷吏传》：人有变告王温舒受员骑钱；《游侠传》：郭解阴请尉史，脱人于践更时；则征调不能无弊。鲍宣言民有七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其一；《后书》安帝永初四年（110），顺帝永建五年（130），皆有免过更之诏；则过更亦由官责其钱矣。秦爵二十级，四曰不更。师古曰：“言不与更卒之事。”盖民之苦兵役久矣。《后汉书·陈宠传注》引谢承书，言施延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则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后变如践更。

《汉书·武五子传》：“将军都郎羽林。”师古曰：“都，大也。谓大会试之。《汉光禄挈令》：诸当试者不会都所，免之。”《霍光传》：“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盖都本大义，因大试称都试，后遂称试为都耳。观都之名及《光禄挚令》，则知其初所试极为普遍，而脱漏之法亦严。然《韩延寿传》，述延寿在东郡试骑士，盛为威仪，以奢僭见劾；《后汉书·耿弇传》，言弇常见郡试骑士，由是好将帅之事；即可见其徒饰耳目之观。《刑法志》言：“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纪》：元封三年（前108）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改名平乐观。”元封六年（前105）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师古曰：“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案师古说非也。角抵之技，盖起于两人角力，后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与治兵振旅无关，宜其徒为戏乐也。角抵如此，都试如彼，则讲武久已徒有其名。《汉书·邹阳传》：公孙玃言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而与天子争衡。师古曰：“白徒，言素非军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见民之未经训练者已多。然告朔饩羊犹在。故燕刺王欲反，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光武与李通，初亦欲因都试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30），罢郡国都尉官，及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续书·百官志》云“自是无复都试之役”，而讲武之意荡然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216）《注》引《魏书》：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以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见于《续汉书·礼仪志》，此亦徒饰耳目，三国相承，未能变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于南郊，西征。则征伐皆先治兵，不限于立秋之日也。

于役者最苦其远，已见第五节。兵亦役之一，读《盐铁论·备胡》、《执务》、《繇役》诸篇可知。为免人民之困，于是乎有谪发。谪发缘起，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晁错所言秦法也。较晁错所言，多一亡命，盖错言之不具，贰师再伐大宛，亦发天下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谓之有罪，盖特以免扰累。错又言秦有闾左之戍，《伍被传》亦有其文，案陈胜即其事。胜之令其徒属曰：“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见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汉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间。《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十年（前197），陈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前196），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然仍征兵于诸侯。其赦死罪，盖亦如楚令适卒分守成皋，见《郦生传》。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为皇大子卫，已见前。高后五年（183），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恒发郡国兵。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救东瓯，尚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及元朔六年（前123），大将军再出塞，诏言“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盖用谪发始多。其后元鼎五年（前112）平南越，元封二年（前109）定朝鲜，六年（前105）击昆明，大初元年（前104）征大宛，四年（前101）伐匈奴，天汉元年（前100）屯五原，无不以谪发者。昭帝元凤元年（前80），击武都氏，四年（前77）屯辽东，宣帝神爵元年（前61）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豕勇。见《汉书·食货志》及本传。

皆因用兵多且数，不欲烦扰农民故也。汉自武、宣以后，不甚劳民之事，转有发卒为之者。如甘露三年（前51）单于入朝，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后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之出鸡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战者，往往致败。如王莽发巴、蜀、犍为吏士击益州，巴、蜀骚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以击之，骚扰弥甚；即其一证。《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以羌叛，欲令陇西、安定等八部赎，令罪人出财以诛之，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此谪发代征调而兴之理也。就一时言之，自亦未尝无益，然久之则民不习于兵矣。用奴隶者：章邯以人奴产子距楚，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汉诬淮阴侯欲诈赦诸官徒奴。贡禹欲免诸官奴婢，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为猪突豕勇。后汉时有所谓家兵者，见《后汉书·朱俊传》、《袁绍传》、《三国志·曹洪传》、《吕虔传》。《后书注》曰“家兵，僮仆之属”也。用异族者：赵破奴用属国骑击姑师。李广利击大宛，亦发属国六千骑。皆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传》同。范明友击益州用羌。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诏。宣帝时击羌用婼羌、月氏。见《赵充国传》。元帝时平羌用呼速累嗕种。见《冯奉世传》。而乌桓处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后汉南匈奴既降，列置诸王，为郡县侦罗耳目，其规模尤广。偏隅用兵，后汉亦多用异族者：如建武十九年（43），刘尚发广汉、犍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击益州；建初元年（76），肃宗募发越巂永昌夷、汉讨哀牢皆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也。戍边亦多用系囚，赦其罪，令与妻子俱往占着。明帝永平八年（65）、十六年（73）、十七年（74），章帝建初七年（82）、元和元年（84）、章和元年（87），和帝永元元年（89），安帝延光三年（124），顺帝永建元年（126）、五年（130），冲帝建康元年（144），桓帝建和元年（147）、和平元年（150）、永兴元年（153），皆有是诏。其调发郡国兵者：建武二十三年（47），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讨南蛮，马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讨交阯；永元十三年（101），巫蛮许圣反，明年，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之：皆见《后汉书·南蛮传》。元初五年（118），代郡鲜卑入塞，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鲜卑传》。乃罕有之事矣。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前86），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乂迁巴西大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陈，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俊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勅交阯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264）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226）。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

外强中弱，自前汉时已肇其机。光武之定河北也，实以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传》：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汉县，今河北巨鹿县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可见是时突骑之强。然《吴汉传》：广乐之战，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汉以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则突骑中实颇杂异族。窦融欲据河西，而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则西北情形，亦与东北相类。后汉大举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73）、永元元年（89）之伐北匈奴，南单于而外，又有羌、胡、乌桓、鲜卑。延平元年（106）西域之叛，梁慬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126）辽东鲜卑寇边，耿晔以乌桓率众王击之。任延守武威，选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内乱者，如陈球被围，度尚以幽、冀、黎阳乌桓骑救之是也。腹里空虚，边垂强悍，遂成偏重之势。虞诩言：凉州“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傅燮言：“边兵多勇，其锋难当。”郑泰言：“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诗曰：“卓众来东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此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吟，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读此，乃知当时董卓、李傕、郭汜等残暴无人理之由。边章、韩遂为寇，邹靖欲开募鲜卑，应劭驳之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惟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大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为中国之民，犹必主军强于客军，乃能藉以为用，况其为异族乎？此五胡之乱之一大原因也。

晁错比较汉与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二者相较，匈奴之众，并不视中国为强。然梁商移书马续，言“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戎狄之所短也”。《后汉书·南匈奴传》。则中国徒能自守，而野战不如异族矣。此忘战之祸也。赵充国策屯田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垒、木樵，师古曰：“樵与谯同，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又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书·匈奴传》。盖其守御之精严如此。《匈奴传》述昭帝时事云“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盖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侦伺，责之异族，而地利转为他人用矣。

汉世兵器，犹多出于官。主制造者为考工，成则藏诸武库。《续汉书·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案《前书·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及三丞。后汉改中尉为执金吾。有武库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汉世郡国，多有武库。《成帝纪》：建始元年（前32），立故上郡库令良为王。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为洛阳武库令，见《魏相传》。少府属官若卢，亦主弩射。见《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卢，诏狱也。”邓展曰：“旧雒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王吉传》：补若卢右丞。师古曰：“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丞，《汉旧仪》以为主治库兵者。”汉世作乱者多盗库兵。事见《成帝纪》阳朔三年（前22）、鸿嘉三年（前18）、永始三年（前14），《平帝纪》元始三年（3）。《后汉书·梁统传》：统言“陇西、北地、西河之贼，度州越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戾大子之叛，亦出武库兵。燕刺王言武帝时受诏领库兵。《后汉书·羌传》述永初叛羌情形曰：“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负版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说本《潜夫论》。则当时民间，兵器本少，贾生谓秦未起事者，“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非尽形容之语，故秦皇欲销天下之兵；公孙弘欲禁民挟弓弩；见《汉书·吾丘寿王传》。王莽禁民挟弩铠；《王莽传》始建国二年（10）。徐邈为凉州刺史，亦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也。《日知录》言：“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以铁足之。渐染迁流，遂成风俗。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案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云以作兵器，则汉世之兵，犹以铜为贵。淮南厉王袖金椎击辟阳侯，其椎未必铁制也。贾山言秦为驰道，隐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铜椎，盖以习用之语言之，可见椎初亦以铜为之也。张良为铁锥以击秦皇，或转为特异之事。铜为在官之物。铁则用作农器，民间本多。以之作兵，兵遂散布于民间矣。故吕母散家财买兵弩，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刘盆子传》云“买刀剑”。光武起兵时，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汉书·及黯传注》引应劭说。然汉亡卒已教西域铸铁器及他兵器；见《汉书·西域传》。鲜卑得赏赐，辄欲买铁；见上引应劭说。蔡邕议伐鲜卑，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传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孙弘之议禁民挟弓弩也，曰：“十贼矿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则当时战斗，以弓弩为利器。是故引强、蹶张，视为长技；《史记·绛侯世家》言勃为材官引强。《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帅。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袁盎传》：盎说嘉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良弩有远射至千余步者；见《后汉书·陈球传》。而三国时诸葛亮及马钧，皆欲损益连弩之法焉。见第十六章第二节。短兵接则杀伤多，《汉书·刘屈氂传》：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故能用短兵者，众则誉为勇敢。《汉书·地理志》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李陵夸其众为奇材剑客；王允以剑客遇吕布，而魏武以许褚所将剑客为虎士也。《三国志·褚传》：褚以众归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又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大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案谓之客者，盖谓不自食而寄食于人。《史记·游侠列传》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当时之为游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伊即轩，以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

攻击仍多用石，《三国志·袁绍传》：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大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仓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晁错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传》：陵军入陋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即如淳所谓雷石也。苏林曰：“渠荅，铁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苔。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渠苔苏说是也”。皆当时攻守之具也。

《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秦、汉间车尚与骑并重者。然时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未闻有以车将著者也。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韩延寿都试骑士，会骑士兵车四面营陈。李陵军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汉书·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段颎策羌曰：“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则当时用兵，无论中国外夷皆有车，特皆以为营陈，供运载，而不以事驰突耳。车与骑之用有别，故车将与骑将皆异其人。灌婴、傅宽、靳歙等传言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楼烦将；《张敞传》：以正违忤大将军，使主兵车皆是。其车骑连言，如灌婴、靳歙之称车骑将军者，实则所主皆骑耳。《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驰突，而非以之逐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