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校

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

第一节学校

古代士大夫之学，出于与宗教相合之哲学及官守；民间之教育，则随顺习俗，以前辈之所知所能者，传诸后辈；《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节已言之。东周以降，社会之等级渐平，人民之好学者日众，士大夫所专之学，渐次被及于氓庶，此乃自然之势，无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顾力反之，而欲复诸政教合一之旧，于道可谓大悖。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实古今政教之一大变也。

《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诏曰：“盖闻道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大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儒林传》载弘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史记》作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大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史记》作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史记》作当。与计偕，诣大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史记》作“而请诸不称者罚”。制曰可。案《贾山传》：山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师古曰：“六国时魏也。”《董仲舒传》曰：“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则博士故有弟子，此时特官为增置耳。故公孙弘议言得受业如弟子，《本纪》言学者益广也。《儒林传》又云：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本纪》：元帝初元五年（前44），诏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永光三年（前41），复博士弟子员。以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此先汉大学之大略也。

《汉书·礼乐志》言：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磐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平帝纪》：元始四年（4），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萧望之传》：望之子由，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是也。《王莽传》云：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儿宽传》云：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雍。”《河间献王传》：来朝，对三雍宫。《注》云：“三雍，明堂、辟雍、灵台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前149），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儒林传》云：中元元年（前149），初建三雍。《文献通考·学校考》谓“据《礼乐志》，则辟雍王莽时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未尝筑宫以居之也。然考儿宽所言，与河间献王事，则似已立于武帝时，何也？盖古明堂、辟雍，共为一所。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案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同。《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地理志》：泰山郡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造，即此。然《志》又云：琅邪郡不其有大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则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处也。奉高，今山东泰安县。不其，今山东即墨县。修封时以祠大一、五帝。儿宽所指，疑此明堂；意献王所对，亦是其处；非养士之庠序也。”案马氏谓儿宽所登为奉高明堂是也，谓河间献王所对亦其处则误。《汉书·艺文志》，有《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胡三省《通鉴注》谓对三雍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其说是也。然马氏谓辟雍非养士之所，武帝置博士弟子，未尝筑宫以居之则是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四年（28），初起大学。中元元年（前149），初起明堂、灵台、辟雍。《翟酺传》言：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大学，大尉赵熹以为大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尤显见其为二事。马氏又言：“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黄图》所云大学，疑即王莽为学者所筑舍。马氏又引鲍宣得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大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谓“此亦西都已立大学之一证，当考”。案自王莽已前，虽未尝为学者筑舍，然博士弟子，亦必有受学之处，此所谓大学，当指其地言之，特其所在不可考耳。马氏又以建武已立大学，而班固尚言庠序未设为疑，则汉人言庠序，皆指地方之学，不足疑也，见后。

《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毛字衍，见第三节。《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大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29），仍修起大学。案《纪》云四年，盖四年修起，五年成。中元元年（前149），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事在永平二年（59），见《本纪》及《续书·礼仪志》。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明帝纪》：永平九年（66），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云：“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张酺传》：永平九年（66），显宗为四姓小侯立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又《和喜邓皇后纪》：元初六年（119），大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樊宏传》：樊准上疏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材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豰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准疏言：“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戋戋之辞。”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事在永建六年（131），见《纪》。阳嘉元年（132），帝临辟雍飨射。《左雄传》：雄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大学。帝从之。阳嘉元年（132），大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本初元年（146），梁大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质帝纪》：本初元年（146），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大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大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案四府，谓诸大将军、大尉、司徒、司空也。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注》：《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大学学生。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五年（224），立大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王郎传注》云：《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引其《传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220）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大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大学。大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大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本或作请误。大学，大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大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杜畿传注》引《魏略》言：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大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盖能如是者寡矣。案前汉大学，颇多孤寒之士。如儿宽诣博士受业，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王章学长安，独与妻居，疾病卧牛衣中皆是。后汉亦非无其人，如桓荣少学长安，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公沙穆游大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祐赁舂是也。然时儒学既行，时主复加提唱，贵游子弟，羼入其中，风气遂至一变。《三国志·董昭传》：大和六年（232），昭上疏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刘馥传》：馥子靖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大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大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数，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大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然则是时贵游子弟，不复入学，而浮华之风气，则未变也。然标榜之风，本起大学，即如刘靖之议，悉驱之入学校，亦岂能矫正之哉？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自明。

前汉定制，虽云大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补博士弟子，然就学者多迟。萧望之治《齐诗》，事同县后苍且十年，乃以令诣大常受业，其年必已颇长。翟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大守府为小史，数为掾史所詈辱，辞其后母，西至京师从博士受《春秋》，其年当较少，则积十余年而后经学称明习。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军固雅材，亦仍符法令年岁也。后汉杜安年十三，入大学，号奇童。安，根父，见《后书·根传》。任延年十二，显名大学，学中号为任圣童。鲁恭年十五，即与弟丕俱居大学。钟会亦十五即入大学。见《三国志》本传《注》引其母传。甚至有如梁竦，弱冠即事教授者，竦，统子，见《后书·统传》。聪慧夙成之士，世固非无其人，然此等岂能皆名副其实哉？此亦章句之所以渐疏邪？

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汉书·鲍宣传》：宣为司隶，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坐距闭使者，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大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后汉书·儒林传》：欧阳歙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减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节。歙之被系也，平原礼震，自系上书，求代其死。高获亦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见《方术传》。光武不赦，歙死狱中。歙掾陈元又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以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子复并获嗣爵。则歙狱盖实冤。不然，以光武用法之严，未必肯轻于平反也。杨政讼范升事，可以参观，见《后书·儒林传》。然则诸生之所争者，固皆合于义，非徒集众要挟也。桓帝时，梁冀专朝，而帝无子，连岁饥荒，灾异数见，刘陶游大学，乃上疏陈事。朱晖孙穆，以治宦者赵忠，输作左校，陶等数千人又诣阙上书讼之。桓帝览其奏，为之赦穆。时有上书言宜改铸大钱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沮之，帝竟不铸钱。则汉于诸生，不徒不禁其言，又道之使言，且时能用其言也。灵帝时，皇甫规为徐璜等所陷，下吏，论输左校，诸公及大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讼之，史云规以会赦归家，不云由凤等之讼，则灵帝之听言，更不如桓帝。至熹平元年（172），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大后。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司隶校尉刘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代以段颎，四出逐捕，及大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见《宦者传》。《灵帝纪》云：“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大学诸生千余人。”则并公然与舆论为敌矣。诸生之好言，固未必非激于意气，然朝廷之拒之，亦适形其昏乱而已矣。陈蕃闻窦武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要不失为正气也。

《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常卿，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然其事初非专由大常。《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前23），诏曰：“古之立大学者，将以备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后汉书·朱浮传》：建武七年（31），浮上书曰：“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延及四方。伏闻诏书，更试五人，惟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求之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杨震传》：元初四年（117），迁大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注》引谢承书云：“荐杨仲桓等五人，各从家拜博士。”仲桓，伦字。《儒林传》：大常上杨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注》引《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汉书·儿宽传》：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元朔五年（前124），坐为大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百官公卿表》云：“坐选子弟不以实免。”皆可见汉世法令，于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视之颇重也。

古代学业，多得之在官，汉世犹有其意。《汉书·马宫传》云“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此以仕学并称也。《楼护传》云：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此以宦学并称也。然学术日益精深，终非徒习于事者所能深究，故虽以法令之最重当代者，亦且别有传授，如第十八章第七节所述是也。王官之学，变为九流，固由封建破坏，官失其守，亦由学术日精，非仕宦所能兼。秦皇、李斯，顾欲使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倒行逆施，宜其终于无成也。

蜀汉以许慈、胡潜，并为博士；慈子勋复为博士；见《三国志·慈传》：孙休永安元年（258），诏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见《吴志休传》。

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言：“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咕哔。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能与此见解相副也。

汉世郡国之学，始自文翁。《汉书·循吏传》云：“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武帝令郡国皆立学校官，他无可考，恐虽有此令，郡国未尽奉行。然《何武传》言：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则亦非尽不奉行也。《儒林传》言：元帝于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盖教官之设，至是而始普遍。《平帝纪》：元始三年（3），安汉公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其制尤为美备，然亦未必能行也。《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所属有《孝经》师，主监试经。

学校既讲教化，故其所最重者为行礼。《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汉纪》作乡饮酒礼，《五行志》作大射礼，盖射乡并行。《后汉书·伏湛传》：建武三年（27），为大司徒，奏行乡饮酒礼。《续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人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郑玄注《乡饮酒礼》曰“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盖自永平，遂为常典矣。韩延寿所至必修治学宫，春秋飨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李忠迁丹阳大守，以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鲍永拜鲁郡大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乃会人众修飨射之礼，因以格杀彭丰。永孙德，为南阳大守。修起横舍。备俎豆黼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秦彭迁山阳大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陈禅以北匈奴入辽东，拜为大守。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宝而去。则汉世良吏，确有能推行其事者。即私家讲学亦然。如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嵩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是也。案《史记·孔子世家》言：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大史公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自序》言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儒者之躬行礼乐，由来已久。《后书·酷吏传》言：“黄昌本出孤微，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则为所感化者，亦未尝无其人。然果有益于治化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富必先教，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人早言之矣。礼者，履也。欲行礼，必不能离乎人生日用。韩延寿与郡中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仇览为蒲亭长，劝民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豚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振恤贫穷。似汉人之于礼乐，尚未大远乎人生日用，亦非不知先富后教之义。然所谓贫富者，实不系乎足不足，而系乎其均不均。甘苦相共，虽寒饿无怨咨，有一饱暖者以观欲之，而不平之声，嚣然起矣。汉世之言礼乐者，果能使其民皆守轨物乎？即不论此，能使其衣食皆饶足乎？不能，是救死不赡，而使之治礼义也，其效安可睹？骛声华者，遂或徒饰观听，以徼虚誉。《汉书·循吏传》言：黄霸代丙吉为丞相。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

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无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案叔孙通之制礼也，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丧者未起。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公所为不合古。”此两生所言真古义。不能富而言教，不能均而言富，终必至于饰伪奸名而后止也。汉儒言兴教化者甚多，如《礼乐志》所引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论即是。谊、仲舒、吉之论，又详见本传。又如贾山，亦欲定明堂，造大学。匡衡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其用意亦与谊等同。然诸儒亦无不以革正制度均贫富为言者。不言富而言教，不言均而言富，非黄霸则宋枭也。宋枭为凉州刺史，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叛。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几使人知义。”见《后汉书·盖勋传》。人莫不以为笑矣。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何莫非宋枭之类邪？

汉人言庠序，尚多讲教化，罕言学问，然其时之言教化者，多有名无实，而能讲学问者，却颇有之，盖亦风气使然也。刘梁除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后汉书·文苑传》。此为郡县校官讲学之最著者。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杜畿守河东，开学官，亲自执经教授。《三国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则虽丧乱之世，郡国弦诵，亦未尽废也。

是时郡县长官，于吏民之好学者，多能加以资助。如焦延寿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汉书·京房传》。杨终年十三，为郡小吏，大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县令邓邵，与语奇之，听受业大学。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大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是也。其所任用，亦多简有学者，或则令更就学。如李忠选用明经。栾巴迁桂阳大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任升授。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秦彭为人设四诚，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颜斐为京兆大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顾邵为豫章大守，小吏姿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吴志·顾雍传》。皆是。谷熟长吕岐，善朱渊、袁津，遣使行学。还召用之。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三国志·袁涣传注》引《魏书》。盖亦有激而然也。

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如前引之文翁、李忠即是。栾巴守桂阳，宋均长辰阳，应奉守武陵，卫飒守桂阳，见《后汉书·循吏传》。锡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王追守益州，见《南蛮传》《西南夷列传》。徐邈刺凉州，亦咸有兴学之效。牵招守雁门，简选有才识者，诣大学受业，还相教授，数年中，庠序大兴，则所就弥广矣。孔融为北海相，为贼张饶等所败，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刘表在荆州，开立学官，博求儒雅，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本传《注》引《英雄记》。《后书·表传》本之。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杜畿守河东，百姓勤农，家家富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杨俊守南阳，王基刺荆州，皆修立学校。刘璋以王商为蜀郡大守，亦修学、广农。《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孙静子瑜，领丹阳大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宫，临飨讲肄。弟奂亦爱乐儒生，复令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造次颠沛不废如此，亦风气使然也。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八年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高柔传》：柔上疏言“大祖初兴，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盖指此事也。二十一（216）年，公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诸葛丰及翟方进父翟公，皆尝为郡文学。匡衡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今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可见当时文学，颇有名人为之。《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为河东大守，署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仓慈传注》引《魏略》，言令狐邵为弘农大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皆可见文学一官，于地方教化，颇有裨益。

孔子旧居，既为诸儒习礼之所，则亦不翅私立之学矣。魏文帝黄初三年（222），以孔羡为宗圣侯，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则又不翅官为立学矣。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杨厚门人为之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亦后世于先贤讲学之地立书院之意也。

赵氏翼《陔余丛考》，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大学为盛；故士无不游大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言颇为失考。《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号也。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翟宣教授，诸生满堂；吴章弟子千余人；见《云敞传》。皆前汉事。《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者之多，诚若远过前汉者，然此或记载有详略，又或有传不传，未必私家教授，后汉远盛于前汉也。《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其不及千人者，几不足数矣。如杨厚，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郑玄，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丁鸿，远方至者数千人。周磐，门徒常千人。姜肱，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张奂，养徒千人。李膺，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张兴，著录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纾，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玄，著录千余人。颍容，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杜恭，门徒常千余人。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徐房、李子云，养徒各千人。以上皆见《后汉书》各本传及《儒林》、《文苑》、《逸民传》。又《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乐详为博士，年老罢归，门徒亦数千人。《儒林传赞》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服，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盖其风至季世犹未衰也。案汉世儒生讲学者，多不亲授。《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

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是也。甚有不过存一名籍者。《后书·党锢传》云：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赞》所谓编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门下，故《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也。间有不然者，如《三国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此等人盖为数甚少。徒务其名之风气，最易于踵事增华。后汉容或更甚于前汉，然必谓私家教授至后汉而始盛，则理有难信也。不特此也，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叔孙通崎岖戎马之际，弟子从之者犹百余人，则东周之世，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秦及汉初，未之有改矣。抑谓汉儒乡学，皆为利禄，亦近厚诬。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荣拜大子大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为尚论者所鄙夷。《后书》云：自荣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实非为己之学。然究出耽慕荣宠之情，抑系勉人乡学之意，尚难论定。《荣传》又言：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大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说盖亦出荣家，当时自有此等鄙论。翟方进给事大守府为小吏，数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师受经。郭丹买符入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王霸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乃遣西学长安。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耻在厮役，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见《后汉书·周燮传》。郭泰家世贫贱，而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泰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范冉为县小吏，遁到南阳，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后汉书·独行传》。此等非为富贵利禄之谋，则厌食贫居贱之苦，诚亦不得谓之为己。然如孙期，牧豕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此皆穷居独处之儒，从之有何利禄？《后汉书·吴祐传》：年二十，丧父，居无儋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可见牧豕在汉世为贱业也。而其人虽桃李盈门，亦仍躬自作苦，又岂志于利禄者？承宫遭天下大乱，将诸生避地汉中。刘般转侧兵革中，甫归洛阳，即修经学。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后书·儒林传》。国渊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本传《注》引《魏书》。管宁客辽东，亦讲诗书，陈俎豆。《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当丧乱颠沛之余，而其学之不废如此，此岂有所利而为之？周党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长安游学，是为欲富乎？然则汉世社会，好学之风实极盛，虽有若干志在利禄之人，要不敌不为利禄者之众也。当时朝廷之兴学，实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参看第五章第二节。据《史》《汉》《儒林传》，五经之学，固皆起自民间，安得谓遭秦灭学，民间遂无专门名家之大师哉？

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田王孙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则贺当未为少府时，教授不废，即为少府，教授亦未尽废也。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是方进为郎，教授亦未尝废也。鲁恭弟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欧阳歙迁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数百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伏恭迁常山大守，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皆见《后书·儒林传》。则传业弥盛矣。又有弃官教授者：如孔光左迁虹县长，自免归教授。吴祐为梁冀长史，自免归家，以经术教授。延笃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刘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是也。张奂为使匈奴中郎将，休屠谷及朔方乌桓反叛，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则虽在兵间，犹不废教授矣。夫居官而犹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借此为名高，抑或以结合徒党；而就学者必走集于达官贵人之门，亦似欲借资援引者。《孔光传》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龚舍为常侍，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朱晖，光武召拜为郎，寻以病去，卒业大学；则固有弃轩冕而就横舍者。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是又宦而兼学者也。夫居官而犹学，所谓不挟贵也。朱穆年五十，奉书赵康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所谓不挟长也。然则汉世学者，虽或有所为而为之，要不能掩其好学之诚矣。

《后汉书·儒林传赞》称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知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岂非学之效乎？”乍观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试思：何进所召，苟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汉室之祸，何遽至此？夫张温、皇甫嵩，固非有为之人，蔚宗谓其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庸或大过。然魏武蹇蹇，终执臣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谓非当时之风气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尝杀人报仇。见第十八章第七节。颙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此等皆豪侠者流，使无名教以范围之，当九州洞之时，固未知其何以自处也。然则蔚宗之言，殆不为阿好矣。不特此也，汉人不能均平贫富，而好讲教化，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若论一时之效，固亦不能谓其无有。司马均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均字。不直者终无敢言。《后汉书·贾逵传》。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党锢传》。更观管宁、邴原、王烈等之所为，固不能谓无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当时之所谓道德伦理者，得汉世之兴学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则必不可诬矣。此劝学之效也。兴学术改变风俗，效亦不自后汉始。光武尝之长安受《尚书》，伯升亦尝与顺阳怀侯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一时佐命之巨，如李通、邓禹、朱祜等，亦少尝学问。故光武虽戎马倥悤，而能兴文教，诸将亦颇有不嗜杀人者，非偶然也。

游谈之风，虽不足以概两汉之学者，然终为其时风气之累。鲁丕居大学，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以此短之。王涣署侯览为主簿，已而谢遣之，曰：“今日大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大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大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汉书·循吏传》。观此二事，当时大学中之风气，可以概见。然亦非特大学中如此。邴原十一丧父家贫。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哀其言，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及长，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焉，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藏书于家而行。至陈留，师韩子助，颖川宗陈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亲卢子干，归以书还孙崧。《三国志·原传注》引《原别传》。夫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原之学苟诚为己，邻舍生足以为师矣，何待他求？必更远游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郑君虽在乡里，不肯相师者，收合徒党者，必骛声华，未必肯诱掖乡里寒峻，孙崧之辞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识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劝之学，盖亦以资推挽。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党”者。周行劾瓌之语，见《后书·酷吏传》。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大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其视诸生亦与贫民之受匄施者等耳，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