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家之学

第三节儒家之学

汉代之显学莫如儒，然儒家自为帝王所表章后，其学顾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质，精意日漓，魏、晋以后，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学术之一大变也。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风尚之变迁，然后进论其得失。

《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汉代经师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后派别渐繁。据《汉书·儒林传》：则《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孟喜、梁丘贺，皆田何三传弟子。施氏复有张、张禹，本梁丘贺弟子，贺为少府，事多，使子临将禹等从施雠问。彭，彭宣，施雠再传弟子。孟氏复有翟、翟牧。白，白光。《汉书》云“繇是有翟、孟、白之学”，盖文有倒误。梁丘复有士孙、士孙张。邓、邓彭祖。衡。衡咸，皆再传。《书》有欧阳、伏生传欧阳生。大、小夏侯，见下。欧阳复有平、平当。陈。陈翁生，欧阳生六传。大夏侯又有孔、孔霸。许，许商。再传。小夏侯又有郑、郑宽中。张、张无故。秦、秦恭。假、假仓。李。李寻。皆再传。《鲁诗》有韦氏，韦玄成，再传。又有张、张长安。唐、唐长宾。褚氏，褚少孙。皆三传。张家复有许氏。许晏，长安再传。《齐诗》有翼、翼奉。匡、匡衡。师、师丹。伏。伏理，与师丹皆匡衡弟子。《韩诗》有王、王吉。食、食子公，皆六传。长孙。长孙顺，吉弟子。《礼》有大、小戴、庆氏。见下。大戴有徐氏。徐良。小戴有桥氏、桥仁。杨氏。杨荣。《春秋》分为严、颜，颜氏复分为泠、任、管、冥。皆见下。既各自名家，则其说必有同异，今多不可考。然就遗说之存者观之，其异同似尚无关大体也。至所谓古文经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经之事，见于《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载：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句。此即《礼古经》。下记字指《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又云：“《论语》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经》诸家所传，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大常博士曰：“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景十三王传》曰：“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鼓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三说似相符会。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前154）徙王鲁，二十六年卒，《史记·五宗世家》。时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早于麟止者尚八年。《史记》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下云季年好音，则其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远。《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大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尝先谒然后从政。”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坏其宅？孔子宅果见坏，史公安得不及？而《汉书》除此三处外，亦更无一语及之乎？

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迁临淮大守，早卒。《汉书·儿宽传》：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百官公卿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是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三年（前126）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蛊祸作，亦已过五十。安得云早卒？据崔适《史记探原》。崔氏又云：荀悦《汉纪》云：安国家献之，此家字亦知安国之年不及天汉而增。案汉世博士之选，必年过五十，已见第一节。此法虽不知其起于何时，然武帝时，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大一顷，非宅大一顷也。一顷之地，而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盖室不逮一亩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论，而《汉志》言《书》凡百篇合《论语》《孝经》，已百二十篇矣，简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记·六国表》言：《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则知焚书之令，行之实不甚严。即谓甚严，亦无天下之书无不焚烧之理。《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虽有汉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遗为多。固非尽藏之屋壁，亦岂皆出于记诵？挟书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前191），然汉高帝五年（前202）灭项羽至鲁，已闻弦歌之音矣。见《儒林传》。可见邹、鲁之间，弦诵实未尝绝。即自孝惠四年（前191）上溯，距秦焚书，亦仅二十二岁。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为。更谓惟孔氏为之，而孔襄为惠帝博士，当孔氏藏书时，亦必已有知识，何至迁延不发，浸至失传，而待共王于无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实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经之事，《汉书》而外，又见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序》，及《论衡》之《案书》《正说》《佚文》等篇。许《序》与班《书》略同。《论衡》多野言，无足深辩。或谓刘歆移大常博士，明言《书》《礼》《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断非诬妄之辞？苟其诬罔，博士岂不能据事折之。殊不知汉人之于史事，多不审谛。试观王充号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为野言可知。然则不徒刘歆不知核实，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当指其事之不实也。故汉世得古文经之事，以寻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谈学术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学家所言传授源流，亦多诞谩不中情实。夫师师相授，固必有其渊源，然断无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记识，偶有疏舛，后人为之补正，亦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汉书·外戚传》：定陶丁姬，《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曰：《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盖汉时学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记》所述八家，正是此类。乃群经传授源流，见于《史记》及两《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者，大抵后详于前，而其说又多不中情实。如《史记》言《易》，仅祖田何，而《汉书》则补出商瞿以下五传，直接孔子。《史记》申公仅传《诗》，《汉书》则兼传《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书》，谓孔安国传都尉朝，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徐敖传王璜。夫胡常乃传《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则传《毛诗》，王璜则传费直《易》，何古文传授，辗转皆出此数人也？且《史记》仅言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不言其师为何人。下文又云：吕大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绝不及楚元王。乃《汉书》谓申公与元王俱事浮丘伯，吕大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业，然则身受学不竟，而使其子继之邪？申公为汉名儒，《鲁诗》早立学官，而其任意附会如此，他可知矣。《汉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云者，人不信之之辞，即毛公亦不知其为何如人也。乃郑玄《诗谱》，谓毛公有大小二人。《后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苌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经典释文》引陆玑云：卜商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授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何其言之历历也？今更综合今古学，粗述其源流派别如下：

《诗》三家已亡，其说略见于清陈乔枞所辑《三家诗遗说考》。其中除翼氏五际之说，附会灾异外，大义实无以异，惟《毛诗》为不同。《汉书·儒林传》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贾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然则自贾延年以上，其信否实不可知也。《后书·儒林传》言：谢曼卿善《毛诗》，乃为之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则今之《毛诗诂训传》及《小序》，实成于卫曼卿、卫宏、马融等数人之手也。

《书》之分裂较早。《汉书》两《夏侯传》言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疏略，不足应敌。建卒自专门名经。建之学盖力求佐证之多，其大义，初未有以异于欧阳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学，托之孔安国，其不足信，已述于前。《汉书·儒林传》言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大守。又言欧阳生事伏生，授儿宽，宽又受业孔安国。盖宽受《尚书》又受《诗》，孔安国且非今文《书》家，更无论其为古文也。《汉书·儒林传》言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此即刘歆移大常博士所谓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学，果出安国，刘歆无缘不知。不云其为再传弟子，而云学与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桑钦。贾逵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又《后书·杜林传》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常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贾逵一派之学，似即始于庸生，妄依附孔安国。杜林之学，则未必有何师承也。

《礼》之传授，最为混茫。《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大守。”是汉世《礼》家，分为二派：徐生一派，仅能为容，而能通《礼经》之萧奋，实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礼》，故《史记》又言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传》所云桓生，当即刘歆所谓鲁国桓公其证。《汉书·儒林传》云：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其后二戴与后氏，并列于学官，见下。而曹褒父充，治庆氏礼，首创制礼之议，至褒卒成之。刘歆所立《逸礼》，无传于后。至《周官》则本非《礼》类。《汉纪》言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然至后汉仍废。贾公彦《序疏》引马融《传》，言“歆末年乃知其为周公致大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当作传。相证明为解。”《后汉书·郑兴传》言其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贾逵传》云：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诂》。其后郑玄出，乃称《周官》为经礼，《仪礼》为曲礼焉。然经曲当如纲目之相附丽，而《周宫》之与《仪礼》，则固非同类之物也。

《易》亦早有异说。《汉书·儒林传》言：田何于王同之外，复授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又云：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则周王孙、丁宽之学，已不尽纯。然未闻其有大异。观下文刘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异说兴。《儒林传》言：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称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梅，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史记·儒林传》：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汉书·儒林传》：田何又传丁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案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孟氏为古文，则孟氏之学，必非纯于田何者也。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皆无本之学。相自言出于丁将军，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争之烈，莫如《春秋》。《史记·儒林传》言：公孙弘颇受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汉书》作段仲。吕步舒。《汉书》则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俱事眭孟。颜安乐授泠丰、任公。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事孟卿，授筦路。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筦、冥之学。此皆同出一原。《史记·儒林传》言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见胡母生之学，与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学，《史记》不言其所自来。《汉书》则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大子受《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兴。大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武五子传》：少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后浸微。惟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大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传》：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前53），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义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又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非成帝师张禹。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大子大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钦以《左氏》授王莽。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方进传》：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公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此先汉时《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后汉，《左氏》与《公羊》之争尤烈，详见《后汉书·范升》《陈元》钦子。《贾逵传》。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郑兴传》言：“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可见《左氏》之解经及其条例、章句，悉歆、兴等所为。今《左氏》解经处甚少，条例亦不备，盖撰而未成。故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也。《郑兴传注》引《东观记》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其说殆不足信。后汉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

《汉书·儒林传赞》言：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宣帝纪》：甘露三年（前51），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刘歆移大常博士，亦仅言宣帝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79）诏言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严氏》《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则《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陈元言宣帝为石渠之论而《穀梁》兴。案石渠之论，亦见《汉书·刘向》及《韦玄成传》。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刘歆传》：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大常博士责让之。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案《平帝纪》：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事在前一年，云：是岁，莽奏起明堂、灵台、辟雍，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

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盖《王莽传》系于其征之年，《平纪》记于其至之岁也。《儒林传》言：孔安国以《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传《左氏》，授徐敖，敖又传《毛诗》，授王璜、涂恽，恽授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论作诸，则本作论学，改诸者实误。论学，即指记说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立，当在此时也。光武中兴，《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徐防传仪》引《汉官仪》。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范升与歆及许淑等互相辨难。升退，复奏言之。陈元闻之，诣阙上疏。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大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肃宗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76），诏贾逵入讲。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具条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八年（83），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据《后汉书·逵传》，事亦见《章帝纪》。案逵奏言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则《穀梁》当光武时亦尝立学也。《安帝纪》：延光二年（123），诏选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灵帝纪》：光和三年（180），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榖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当夺古文二字。灵帝熹平四年（175），立大学石经。卢植又上书，言《毛诗》《左氏》《周礼》宜置博士，未见听。魏文帝黄初五年四月，立大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齐王正始六年（245），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此两汉三国诸经立学之大略也。

浅者一闻今古文之名，每谓其经文必有大异，其实不然。《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义岂复可解？郑注《仪礼》，备详今古文异字，不过位作立，义作谊之类，有关大义者安在？知《汉志》之云，乃曲学既兴后之谰言。《后汉书·刘陶传》：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其后遂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者。见《后汉书·蔡邕传》《宦者·吕强传》《儒林传序》及《张驯传》。斤斤于文字之末，乃东京一种风气，其原则自西京末叶开之，西京中叶以前无是也。今古学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六经》本相传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过随顺时俗，因书见义，所重原不在其书。孔门之传经者，亦以经为孔子口说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经也。故汉儒引用，经传每不立别。且徒读《尧典》，有何意义？一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此篇与伏生之《书大传》，《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互相出入，盖同述孔门书说也。王鲁，新周，故宋，《春秋》之大义存焉，既不见于经，亦不见于《公羊传》，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着之，此口说可贵之验。晁错上书，言皇大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其说也，多诵读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汉武帝言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儿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宜矣。口说皆师师相传，非徒读书可得。刘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于此。盖口说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虽出往古，而创通之者悉是今人，奋数人之私智，断不能如积古相传之义之精也。此今古学之优劣也。

然古学家之弊，实亦今学家有以开之。《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见》：“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案此乃史谈之言，扬雄误系之于迁。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恶在《老》不《老》也？”刘歆訾“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儿宽带经而，朱买臣儋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之证。《汉志注》引桓谭《新论》，言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盖即近君。可见繁碎之弊，西京中叶已开。汉世论者，无不以此为患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79）诏，引中元元年（前149）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58），长水校尉鯈樊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下大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事亦见《丁鸿》及《儒林·魏应》、《李育传》。《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是石渠、虎观，用意相同，皆为减省烦多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亦言彧说大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其情势至汉末而犹未变。

汉世诸儒，从事于删定者亦多。如樊鯈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其犹多繁辞，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桓荣受学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大》《小大常章句》。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张奂师事大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患之可谓深矣。然自宣帝以来，每一考论，辄增立异家，欲损反益，何哉？荀悦《申鉴》曰：“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博其方，约其说。”悦谓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违行，欲比而论之，谓必有可参者焉。因主备博士，广大学。此乃汉人之公意。其于纬书，亦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此即刘歆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者也。学问愈研索愈精详，所参证者愈多，则其门径愈广。今文诸师，大抵诵习成说，罕所发明。其善者，如韩婴能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止矣。能稽合群经，观其会通者卒鲜。此兼通五经之家，所以为世所贵。如王吉、龚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学有通博，有杂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领，得所会归者也。杂博者则徒能多识以炫耀流俗而已。汉世儒生，为后人所宗者，莫如郑玄，其著书可谓极多，而其支离灭裂亦最甚，即可见一时风气，骛于杂博。徐幹《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鄙儒之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其言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为人之学，则何所不至？《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曰：“伏见大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此以意说，非有独见，特《后汉书·儒林传》所谓“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者耳。学而徒以炫耀流俗为务，其弊未有不至于此者也。《三国志·尹默传》云：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此亦当时学者章句渐疏之一证。口给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见？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益使学者务于徇外。《汉书·朱云传》云：“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易》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

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戴凭，年十六，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犹立。光武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此等徒耸观听之举，可以论学乎？《后汉书·鲁恭传》：恭弟丕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荣传》：“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服，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足见不御人以口给者少矣。高贵乡公幸大学，问诸儒，其辞备载于《三国志·本纪》，盖以为美谈，然其精义安在？学术固未闻可以筑室道谋者也。《后汉书·袁安传》：子京，习《盂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儒林传》：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传》：玄乃发墨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盖著书者亦颇以攻伐为务矣。为学者诚不宜用之心，然此特谓其用较远，不当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学问未有无用者，果无用，必非真学问，未有不为世所厌弃者也。先秦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学必以能淑世为归。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其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不请。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按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儒林传》。则式之对，非苟免之辞也。此今学真传，无不切于人事之证。《禹贡》治河，似近疏阔，然经文虽不足用，传说未尝不可备举山川形势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义存于传说不在本文之一证。即古学之兴，亦未尝不如此。《汉书·艺文志》言：《乐》、《诗》、《礼》、《书》、《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又论九流之学，谓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诚足以开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后，今古两家，皆流于琐碎，有形质而无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于佛老者？则其徒之哗世取宠实为之。而儒生之徒务哗世取宠，则由利禄之途既开，竞怀苟得之计；抑贵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饱食煖衣，轻浅寡虑，不复能深思力学，抑多轻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则儒学之见尊崇，未尝非儒学之不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