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史学

第五节史学

史籍之原有二：一为史官所记，一则私家传述也。《史记·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王室能备藏列国之史籍也。然则秦记以外，列国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诸一炬矣。秦时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汉则司马谈、迁父子相继居其职。《汉书·司马迁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大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大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大史公，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大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史记·孝武本纪集解》：韦昭曰：《史记》称迁为大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索隐》：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二名当起于此。桓谭《新论》以为大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上。杨恽继此而称。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陆中书》司马谈以大史丞为大史令。《索隐》云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记天事，故其职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属称谓，即当时口语，据以成文，亦当时史籍通例。虞喜之说，似最允当。《汉表》记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汉初曾遣御史监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大史令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汉旧仪》云：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据也。据《续汉书·百官志》，大史令之职，实以天文为重，然其所藏图籍极多。《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孚来朝，上疏求诸子、大史公书。王凤言：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案谈、迁之书无地理志，则凤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书，而非《艺文志》所著录之《大史公书》也。《大史公自序》言为大史令，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史记》正凤所谓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金匮石室之书，则凤所谓天官灾异，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别是一事。谈、迁有作，乃其私家之业，而非当官之职也。继谈、迁而序事者，或奉诏为之，如刘、刘毅、刘珍、李尤，临邑侯复之子，复，齐武王之孙也。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大后诏毅及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事见《后汉书·齐武王传》。《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固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拾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宣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珍及李尤，并见《文苑传》。《珍传》云：永宁元年（120），大后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尤传》云：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俱撰汉记。卢植、马日、蔡邕、杨彪、韩说、《后汉书·卢植传》：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蔡邕传》：召补郎，校书东观。光和元年（178），徙朔方。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杨终等是。《后汉书》本传云：受诏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先贤仕女总赞》云：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案此指后来所记，非谈迁之书。亦有私家发愤为之者，则如冯商、班彪是也。见下。《三国志·后主传平》云：“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不书。”然景耀元年（258），又书“史官言景星见”。盖其史职，亦重天文，而阔于注记耳。吴有左、右国史，薛莹、华核为之，皆见《吴志》本传。又《韦曜传》：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大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参与其事。则非专重天象者矣。

注记之职，汉世亦有之。《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自撰显宗起居注是也。《马援传》：援兄子严，永平十五年（72）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和熹邓皇后纪》：元和五年（88），平望侯刘毅，以大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帝从之，则亦事后然后从事于裒辑也。

注记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讳回护，而秉笔者或且因之而获祸焉。《后汉书·蔡邕传》：董卓被诛，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马日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此事亦见谢承书，《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之。裴松之谓邕情必不党；纵复令然，不应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固也。然时必有以马迁之作为谤书者，后人乃有此附会之辞。《后书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义士也。”《三国志·王肃传》：明帝问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当时多有此说。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裴松之亦曰：“迁但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为庶人。马后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刘瑜上书陈事，讥切中官，窦武引为侍中。武败，瑜被诛，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魏明帝诏收黄初中诸奏陈思王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盖枉史事以顺一人一家之好恶久矣，岂不哀哉！荀悦《申鉴》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恶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议未行耳，使其行之，党同伐异，恶直丑正之祸，又可胜道哉？

古史皆国自为纪。公卿大夫所称述，农夫野老之流传，亦皆散无友纪。及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迁书之作；班氏父子谓其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据《汉书·迁传赞》及《后汉书·彪传》彪论《史记》之语。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录旧书，例不改其辞句，如《汉书·陈胜列传》仍《史记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验也。迁书所述之事，虽与《左》《国》或同，而其辞绝异，安得谓其曾见《左》《国》？又其所述，与今《战国策》，亦有异同，《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大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案此论甚通。则其所见者，亦非今之《战国策》也。《汉书·迁传赞》但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不云谁撰；而《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盖妄人所改，非彪之旧。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由记言推广之而及于记行，则成今之《国语》矣。《左氏》是否据《国语》纂辑姑措弗论，要其为书，必与《国语》同类，则无疑也。《史记》列传，即原于语。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本纪》述大臣诛诸吕，谋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是也。《萧相国世家》述吕后与何谋诛韩信曰“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语、事二字，必浅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其种类固犹可推见也。继谈、迁之后者：《汉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大史公》七篇。《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著《史记》，自大初已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世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则云：“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此可见新室美政，为彪父子刊落殆尽，而今《汉书》述新室事，绝不足信也，可谓秽史矣。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诸家行事，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已见上。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书·班固传》。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据浦起龙《通释》。然知几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人有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探续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断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见《后书·列女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又云：《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其后则谢承作《后汉书》，见《三国志·吴本权谢夫人传》。王化作《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韦曜著《吴书》，见前。曜得罪后，华核上疏救之，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晧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又《吴志·步骘传》：周昭与韦曜、薛莹、华核共述《吴书》。断代之体益盛。

汉人颇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讥司马迁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张衡条上迁、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有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韦曜因狱吏上辞曰：“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诬，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此书与刘歆之《世经》，可并称为年代学之嚆矢也。谯周作《古史考》：《晋书·司马彪传》曰：“周以《史记》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案自西京末叶，考证之学渐兴，故多不满前人所为者。然意存考证而其术未精，则其所去取，不免失当，转不如博采或直录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后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书》为据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当时，则如谯周等，皆可谓能用心于古史者矣。汉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皆以传述之辞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宝，转在徒摭拾书传者之上也。

述当代史实者：《汉志》所载：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大古以来年纪》二篇，盖自大古至当代，故著之《大史公书》后。《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五篇，盖专记汉世年代者也。《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知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夫既不知文学，安能远鉴古初？陆生所述，虽或远及古国，必以当世行事为多也。《后汉书·应奉传》云：“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注》引袁山崧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子劭，又集解《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此并因前贤以成书，要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当代掌故者，当以蔡邕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历》第一，《礼》第二，《乐》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车服》第六，见《后书》本传《注》引《邕别传》。又《续书·律历志注》载邕戍边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大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又言：“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其志亦可谓勤矣。今所传司马彪之《律历志》，仍本于邕。《礼仪》《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礼仪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则周所续成，见《注》引谢沈书。《应奉传》又云：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子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孔休有《季汉辅臣赞》，陈术著《益部耆旧传》，《三国志·李撰传》。皆网罗当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赵承等共论固行迹，以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此则专为一人表章者也。然观邕之言，则知阿私所好之弊，由来已久矣。

《汉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后人因谓汉人尚不知重视史籍，非也。《汉书·杨恽传》：戴长乐告恽，谓恽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也。”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着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云“恽始读外祖《大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两春秋字，盖皆泛指史籍言之，则张说实是。观陆贾著书称《楚汉春秋》可证。时人言史，盖分《书》与《春秋》为二科。司马迁言《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述其父谈之言曰“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大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当世之事之逊辞，其意则亦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为“天下仪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此则《尚书》之科也。又有临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书奏文帝时薄昭故事，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事见《汉书·元后传》《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三固·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232）《注》引《江表传》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鄷，见何经典？”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鄷”，此等，其视史籍，皆如后人之视成案也。然则《汉志》著《大史公书》于春秋家，乃当时之人视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经轻史之意乎？然此特学者之见，至流俗，则于记行事之书，通称为史记。《汉书·五行志》引史记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云云。颜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齐召南曰：“单襄公见晋厉公，《晋世家》不载，此《国语》文也。下文尚有数处称史记，皆《国语》文。”案颜说固非，齐说亦未为是。下文又云：“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过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国语》，亦与《大史公书》不同，足见史记二字，为史籍通称，特以当时史籍少，故《大史公书》遂冒其一类书之总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学者：司马朗父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三国志·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张裔博涉《史》、《汉》。孟光锐意三史。尹默皆通诸经史。皆见《三国志·蜀志》本传。《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云：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殿本考证》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孙权欲其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见《吴志登传》，亦见《昭传》。合此及马融受《汉书》于班昭之事观之，知当时史学，亦有传授，如经生之业。此士大夫之受学者。若孙权谓吕蒙、蒋钦，自言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欲使蒙、钦亦读之。《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此则所谓开卷有益，亦如治经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轻事，古人积习甚深。故虽爱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实。《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孔融与大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大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记。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时人于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问司马迁于王肃。见上。肃对曰：“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时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及华核疏救韦曜，则曰“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皆设辞以悟主，非其实也。言史事如此，述当世之事亦然。《汉书·东方朔传赞》言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朱云传赞》言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言韦孟《讽谏》，乃其子孙所为，可谓颇知核实。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观本书辨正诸端，亦可见其大略。《后汉书·马援传》云：“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大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朱云、东方朔等之见附会，皆善谈说如援者之为之也。然时人颇好讲史法。张衡欲作元后本纪，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韦曜撰《吴书》，执以孙和不登帝位，不肯顺晧意作纪，亦其事也。裴松之讥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见《魏武帝纪》建安五年（200）及《陈泰传注》。则重文辞而轻史实者，亦自汉、魏间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