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兵器史话
第三章兵器史话
青铜兵器种类
青铜兵器可以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两大类型。进攻性兵器中，又可分为远射、格斗和卫体三种。
进攻性兵器
(1)远射兵器
弓箭，弓由有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张弓拉弦，迫使弓臂改变形状，将能量储存进去。松弦时使已积聚的能量在瞬问猛然释放，就把扣在弦上的箭或弹丸有力地弹射到远方。传说殷周时期已使用了复合弓。据《考工记》记载，弓以“干、角、筋、胶、丝、漆”等“六材”制成。使用的箭多装有青铜镞，商和西周主要使用的是扁平的有脊双翼式镞，其中间是凸起的脊，两侧是薄刃，前聚成锐利的前锋，向后扩展，全镞呈三角形，两刃末端形成倒刺，使镞射人人体不易拔出，增大创伤面积。春秋时期开始使用新式的锥体三棱铜镞，增强了箭的穿透能力，又由于锥体周围匀称地凸起三个侧刃，加大了创伤面，使弓箭的杀伤效能有所提高。这种铜镞流行于战国直至汉代，并常在镞后装有较长的弩，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在木制的弩臂前端横装弩弓，后端安装机括，弦张开后先管在机括上，形成准备完毕的待机发射态势，可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扳动机括即可释弦放箭。因此既可从容瞄准以提高命中率，还可以形成多弩齐射突发而威猛的袭击。此外，射手还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如足踏、腰引等张弦，从而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从春秋开始，弩上安装了青铜铸制的弩机，使它正式成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兵器。春秋战国时的弩机，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和牛(钩心)，用两个铜枢(键、栓塞)结合在一起，然后装在木弩臂后端的槽中。战国末年，为了增强弩力，开始在弩机外加装铜廓，然后再装嵌入木弩臂中，但这种改革到汉代才普遍使用。弩箭的长度一般短于弓箭的箭长，同样装有青铜的箭镞，都是锥体三棱形的样式。在湖南的楚墓中，曾发现过保存较完好的木弩臂和铜弩机，以及弩箭上的铜镞。，
(2)格斗兵器
青铜制造的格斗兵器，主要有戈、矛、戟、殳、钺等，都安装有较长的木质或竹质的柄，春秋战国时期更使用了复合材料制造的柄，常以木为芯，外围以竹蔑一周，有时多达十八根，再用丝线紧缠，最后髹漆封固，使得坚韧美观耐用，称为“积竹柄”。春秋时代以后，手握短柄的青铜剑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近距格斗兵器。此外，也有一些使用较少而具有时代特征的异形青铜兵器，如西周时的背上附有多个銎孔以装长柄的青铜刀、星状的青铜锤状器等，都极为少见，使用也不普遍，不是军队中必备的主要兵器。
戈，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钩杀。由戈头、戈秘(用于手执的木、竹、铜柄)、秘冒(秘顶端的铜冒)和铜鳟(秘末端的铜头)4个部分组成。戈头每部分又有专用名称。戈下部为刃，戈刃上面的长条形部分叫“援”，刃与援之间的尖端叫“锋”。戈嵌入木秘中的部分叫“内”，由刃部向秘部转折而下的部分叫“胡”，胡上用于穿绳缚秘的长方形小孔称“穿”。商代早期和中期的戈，器身短而粗，无胡，有的内有銎用以穿秘，有直内和曲内等不同形式。商代晚期至西周，部分戈开始出现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春秋战国的戈，援部细长，胡上有三穿，有的内上刻有铭文或花纹。此外，春秋战国时还有许多特殊形式的戈。
矛，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刺杀。由矛身和矛骰两部分组成。矛身有一锋二刃，中部为隆起的脊。矛骰即矛的銎，为直简状，用于安装木、竹或藤条制作的长秘，秘的末端有铜制的镦。商周时，矛骰的两旁常铸有两个环耳。商早期矛身短而狭。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矛身宽大。春秋中期后的矛，多细而长，有血槽，有的在骰部铸有精美的花纹，各地出土的矛数量较多。
戟，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戟是戈和矛的合体，即在戈秘的顶端铸有或装上矛形尖刺，西周时期也有戈和刀的合体。戟集戈与矛的性能于一体，既可刺杀又可钩杀，杀伤力较强。商周时的戟，戈、矛多铸成一体，戈体和矛身均短而宽。战国时的戟，一般为戈、矛分铸，矛头可随意装卸，戈体与矛身都较细长。这一时期，也有在戟秘上装有两件或三件无内戈的多戈戟，杀伤力更强。
殳，用于撞击的长柄兵器，又称“枚”，在长柄顶端安装青铜铸制的殳首，一般是平顶或有棱角的圆套筒状。也有的殳前制成矛尖形状，下面带有旁伸尖刺的圆球状物，可以扎刺或锤击敌人。
钺，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大斧，由石器时代的石钺演变而成。形体巨大的青铜钺上常铸有狰狞的图案花纹以及铭文，常常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型青铜钺，刃宽达37．3～38．5厘米，重达8．5～9千克，铸有“妇好”铭文。妇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生前多次领兵出征，是当时著名的女统帅，这两件大钺正是她的权威的象征。
剑，是以刺为主、直体尖锋、短柄的兵器，体侧有刃，也用于劈击。出现于西周时期，形体短而全形呈柳叶状，当时只能作卫体兵器用。春秋时期青铜剑有了较大发展，剑体增长，特别在江南的吴越地区的水战和步战中日益发挥作用。制造工艺日益精良，出现了长度超过50厘米的青铜剑，以在湖北江陵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最为名贵，剑长55．7厘米，锋刃锐利，遍体满布菱形的暗纹，衬出八个错金的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簸”，鸠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越王勾践。
(3)卫体兵器
主要是青铜制作的匕首、短刀和短剑，它们不适用于在正式的战争中格斗厮杀，仅能用于在特殊危急情况下，护卫自己。商代常见一些柄端做成马头或其他兽首的短刀以及铃首的短剑。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中，有长度仅20厘米到30厘米的短剑，以及形状特殊的匕首。
防护装具
青铜时代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甲胄及盾牌。
(1)甲胄
在殷墟发掘中，发现有青铜铸造的胄以及皮。
(2)盾牌
商周时期多使用呈长方形的大型盾牌，以皮革、木材制作，表面髹漆彩绘，又常在盾面上装有青铜的盾饰，有的盾饰呈现狰狞的人面形象。
青铜兵器巅峰从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也正是吴越两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吴和越立国都很早，但长期僻居东南，国小势弱。直至春秋中期后段(约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国力才渐趋强盛，至春秋晚期达到了巅峰。当时中原地区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吴越两国于是也介入其中。一方面，为开拓疆土，扩大势力，夺取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权，吴越两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另一方面，吴越两国还先后西进北上，与楚、齐、晋等大国争锋。在春秋晚期的历史舞台上，它们合演了一幕极其壮阔的话剧。
在连年不断的征战中，吴越两国都建立了大规模的军队。由于吴越地区水网纵横，丘峦起伏，不便于马匹驾挽的战车驰驱，所以两国军队皆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遇水便以舟济，弃舟即可步战。剑是他们大量使用的兵器。
曾经叱咤风云的吴越诸王，以其雄伟的业绩，坚忍的性格和戏剧性的结局而名彪于世，至今还常令人欷欺感叹。遗存于世的越王剑，则以其绝代的风采，向人们展示了吴越铜剑的超卓水平。
王者之剑剑中至尊
在战国和汉代人的著作中，常提到一些有名有主的吴越宝剑。这些吴越名剑，多数实有其数，也有些仅见于传说，但无一例外都归属于王者，而且主要是归于盛期的吴王阖间、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践父子。这个情况似可进一步说明，在吴越之剑中，最珍良宝贵的是王者之剑，而在王者之剑中，声名最隆的是盛期王剑。
盛期王剑的实物，它们都是通体合铸而成，剑形主要有两类：
(1)剑首呈圆盘形，剑茎呈圆柱形，剑格呈凹形，剑刃前部向内侧收束弧曲，多数剑的茎部有两个圆箍，少数剑无圆箍。
(2)剑首呈中空的圆形，剑茎呈圆筒形，剑格呈“一”字形，剑刃前部也向内侧收束弧曲。
盛期吴越王剑与吴国早期铜短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圆盘形或圆形剑首，圆柱形或圆筒形剑茎，凹形或“一”字形剑格，以及剑刃前部的收束弧曲：这些基本因素，都已见于早期吴剑。显然，盛期王剑应是由早期吴剑发展而来。
线条流畅轮廓优美
较之早期吴剑，盛期王剑器身明显加长，达到了50～69厘米，已非短剑；剑身宽度也有所增加，一般在5厘米左右，强度随之提高，但由于剑刃前部向内侧收柬弧曲，其穿透力并不降低；剑体各部的比例极其谐调，外轮廓的线条更加流畅优美。凡此种种，不仅提高了格斗的功效，而且更具艺术性，说明盛期王剑的形制已经成熟完善。器形的成熟性还体现于形制的规范统一。盛期王剑比起早期吴剑，器形明显简洁规范，尤其是茎部的构造，早期吴剑比较纷繁复杂，或设圆箍，而且都是在茎中部设两个圆箍，各剑非常统一。这显然便利于大量制作，反映了吴越铜剑整体的成熟化。在吴越故地，也出土了一些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无铭铜剑，形制均与盛期王剑相同，足可证明。
锋折牛马利穿铜质
越王勾践剑刃部分含锡较多，因而坚硬锋利，剑体的其他部分含铜较多，因而具有很强的韧性，不易断折，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此剑是吴越王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形制规整，器表光亮，锋刃锐利，由此能够看出盛期王剑制作的精细程度。史载吴越宝剑锋利异常，能够断折牛马，截穿铜质的容器，如《战国策赵策三》记名将赵奢之语：“夫吴干之剑，肉试贝n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优异的性能应是来之于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铸作。
2004年9月，工作人员首度开箱亮出越王勾践剑时，在场记者无不惊叹连连。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古剑，居然毫无锈蚀，且依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1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刷”一声一划全破。怪不得它是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装饰华丽美仑美奂
盛期王剑还以其匠心独运的华美装饰而令世人叹为观止。如越王勾践剑，剑身表面满饰黑色的菱形花纹，打磨光滑，晶光熠熠，观之确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焕焕如冰释”的感觉。那一个个严格对称的菱形花格，似乎蕴涵了无尽的奥秘。经检测分析，这种装饰是通过对器表进行硫化而获得的，其方法可能是：预先在剑身表面铸出略显凹凸的菱形花格，然后对铜剑进行硫化处理，最后对剑身、剑刃进行抛光，砥砺，使其显露青铜本色，而菱形花纹的内凹处未经抛光，仍保持硫化后的黑色。
此外，书载吴越宝剑有“鱼肠”之名，据东汉学者高诱所说，乃是因剑向文理屈襞若鱼肠，因而得名。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器物，1983年湖北战国楚墓出土的吴王夫差青铜矛也通体装饰黑色菱形花纹，而且保存完好，铸技之精，工艺之美，堪与越王勾践剑匹媲。这一剑一矛，被世人公认为是存世吴越铜兵中的双璧。
上述吴越王者所有的剑和矛，器体上都铭有“某王自作”之词。所谓“自作”，大概类于后世的“御制”，其实际的铸造者则是民间匠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评价说：“铭为‘自作’，实赖民工”)，他们的名字虽不见于题铭，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正显示了他们的才华、技术和成熟。
鼎盛后的沉寂
春秋中晚期，随着吴越两国参与中原霸业，它们与其他诸侯国的接触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优异特出的吴越铜剑便逐渐传播到了其他地区。20世纪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都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吴越王剑，而前人著录的传世越王剑，还有传出于陕西的。可见其传播之广。这一方面使得吴越铜剑的声名广播海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其他地区(主要是中原列国)铜剑的发展。
争霸战争的需要和国势的强盛，直接促使吴越铜剑在春秋晚期发展成熟。越灭吴后，势力更盛极一时，故战国初期，吴越铜剑仍盛而不衰，并续有发展。但至战国中期，由于内乱以及强大楚国的凌迫，越国逐渐走向衰落，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吴越铜剑也呈现衰颓之势。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吴越地区为楚所据，重器宝物、名工巨匠尽被掳去，吴越铜剑遂最终衰落。
两汉时冷兵器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兵马俑中骑马俑较少而跪坐俑较多，故应仍以步兵、战车为主要作战力量，到陕西咸阳杨家湾双墓11个陪葬坑中，骑兵坑为6个，步兵坑4个，战车坑1个的变化来看，正证明了骑兵已逐渐取代战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这是因为汉朝在抗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战争中，骑兵得以不断的发展壮大。又因骑兵的迅速发展，适用于跨马作战的兵器，防护装甲、马具也得以发展、改进，因而汉代兵器无论从形制还是性能上都较之前代发生很大变化。如铁制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适用骑兵劈斩技法的直刀逐渐取代了车战近刺的剑，远距离冲刺作用突出的戟、矛，基本取代了车战时勾、啄兵器――戈等。如西汉前期的景帝阳陵中铜镞出土2556件，而铁镞仅159件，广州南越王墓中共出土铜兵器950件，铁兵器仅34件，且戈数远多于戟数。但这一现象到了杜陵和西汉长安城武库出土兵器中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杜陵出土兵器多为铁器，且环首铁刀有4件，而铁剑仅1件，并出土铁戟17件，却无戈出土。长安武库更是铁器(519件)远多于铜兵器(102件)，矛、戟、刀、弩等适用于骑兵的兵器占绝大多数。
而汉代兵器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冶铁工业的发展和炼钢技术的更新，从而使钢铁兵器质量不断提高而得以普及，因而结束了殷周以来以青铜作为主要兵器材质的历史。
汉武帝时期，汉的国力空前增强，钢铁冶炼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盐铁官营，保障了钢铁制造所需要的大量矿石资源；其次，冶炼设备更为先进，燃料问题解决，不但出现马排、牛排，东汉初年更出现了水排，并且用煤做燃料，既可提高温度，又可延长燃烧时间；第三，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战国块炼铁的基础上，增加锻打次数，使夹杂物减少，钢的成分均匀，组织致密，强度增高，从而跃进到“百炼钢”阶段。并出现了“炒钢”法，如1994年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中，出土的铁矛，经金相鉴定为由炒钢叠打制成。炒钢技术被誉为继铸铁发明后钢铁发展上的又一里程碑；最后，在淬火工艺上，使用在刃部局部淬火的技术，既增强了刃部的锋利程度，又保留了背脊部较好的韧度。如河北满城汉刘胜墓曾出土一柄铁剑，经化验，其原料是块炼铁，经反复加热渗碳，多次折叠锻打而成，属于“百炼钢”工艺的早期产品，而其刃部经淬火处理，硬度极高，而脊部未经淬火处理，韧性保持较好。
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使钢铁兵器得以大量装备军队，并迅速取代青铜兵器，成为主兵器，从而使我国军队真正进入铁制兵器时代，并促进了骑兵的发展。
由于钢铁兵器远比青铜兵器锋利和坚韧，以及骑兵和步兵新的战术需要，汉代兵器从类型到具体形体特点都有新的变化。
进攻性兵器
(1)远射兵器
汉代骑兵发达，“强弩长戟”是主要装备。用于远射兵器的弩，在汉代有了长足发展，先秦的弩机，牙、牛、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从汉长安武库、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等出土的弩机来看，西汉以后，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郭”。弩机的各种机件，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再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另外，汉弩加高了机牙上的望山，并在其后侧增加了刻度。如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十六件弩机，一件就是在望山后有刻度的。射手可以根据目标的远近，按不同的刻度瞄准，准确性大大提高了。
从样式看，西汉初箭镞的样式仍沿用秦代，如其剖面呈正三角形的秦式铜镞(“羊头”簇)，占满城汗墓同类器的93％。而后期，汉镞加长，并且东汉时，箭镞上出现放置毒药的小凹槽以提高杀伤力，且镞身多呈长铤圆柱形，并有四棱镞出现。
(2)格斗兵器
除了材质方面由青铜转向钢铁以外，兵器类型和具体形状也有较大的变化。
戈：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兵器，有秘(杆)和横装的戈头组成。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由于戈不是刺杀兵器，在以骑兵为主的西汉军队中作用不如戟大，故逐渐被淘汰而成为饰物。如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出土的金龠铜戈，长22．5厘米，高12厘米，造型华美，形制与战国相仿，但已是仪仗饰物，而非实战兵器。
戟：是由戈与矛结合在一起而发展成的一种兵器。汉以前，戟多为“十”字形。而汉代为了适应骑兵作战需要，主要用于勾、戈的“内”消失，从而成为“卜”字形。戟适于骑兵刺杀，且向前弧曲的小枝可叉可钩可刺可挑可斫可挡，具有较强的杀伤力。这种“卜”字形戟在汉墓中多有出土，如在满城汉墓、杭州古荡汉墓和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长柄钢铁戟，“卜”字形，全长226～250厘米。另外戟在汉代不但是实战主要兵器，而且也是一种主要的仪仗兵器。《汉书东方朔》“武帝坐未央前殿，东方朔持戟立”。在南阳英庄出土的持戟吏的画像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种仪仗化的戟。
矛：是一种直而尖利的扎刺兵器，汉代矛多为钢铁矛，其较前代更为窄长尖锐，利于刺扎。其叶和锋都呈扁平壮，长度不断增长，长汉城武库铁矛长22～25厘米，福建崇安汉矛残长58厘米，而四川金堂焦山东汉铁矛竟长达84厘米。汉代步兵用矛称铩，骑兵用的矛称槊。
剑：《释名释兵》日：“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别的兵器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汉代的剑，最大的变化有两点：钢铁剑彻底取代了青铜剑；剑体日益窄长且剑锋更尖锐。汉代剑经历了由防身自卫武器到近战格斗兵器的转变。从而实战功能提升，成为一种重要的格斗兵器。如阳陵出土铁剑140把，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铜剑4把，铁剑25把。这些都可看出西汉早期，剑这种短格斗兵器的重要性。而且汉剑较之前代，多为钢铁剑其延伸性强，故长度增加，剑体变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剑残长1．46米，为已知出土汉剑中最长的。铁制的长剑在西汉前期就完全取代了战国以来的青铜短剑。从出土实物看，汉剑剑长在1米以上，剑宽多在5厘米左右，剑身平直而薄，剑锋更尖锐，剑格多于剑身一体。但由于剑身单薄，重量较轻，劈斩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骑兵作战，故在西汉后期逐渐被厚背直刃的环首刀所取代。
刀：西汉时由于骑兵战术的发展，这种利于劈斩的近战格斗兵器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取代了剑而成为后代近战的标准兵器。汉代刀，刀体修长，厚背直刃，长度多在一米左右。柄的后端作为扁圆的大环，故称为“环首刀”。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环首刀，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随葬品，通体残长62．7厘米，由刀身、刀茎、刀首三部分组成。刀身细长，刀首环形。东汉时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得制作更为精良的环首长刀得以出现。1974年山东苍山东汉墓中发现的环首刀，长111．5厘米，刀身宽为刀背厚度的三倍，刀身饰有精美的错金火焰纹，刀身上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大刀吉羊宜子孙”18个错金铭文。永初六年是公元112年，卅即将炒钢锻造后反复锻打30层。经金相鉴定，其含碳量仅为0．6～0．7％刃口经淬火，相当锋利。经100倍显微镜观察刀的断面，可看到硅酸盐夹杂，均匀分布为30层左右。通过出土汉代实物和相关画像来看，汉代刀刀柄多用木片夹起来，外缠粗绳，但无护手。钺，青铜钺也从兵器的行列中消失。在汉代出现了一种由矛(或铩)与钺斧结合而成的新型兵器，在东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有发现。
防护装具
盾牌，汉代除大量地以木材、皮革等制造盾牌外，也制造铁盾，以增强防护功效。同时在东汉时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盾，在铁盾的上下各伸出锐利的铁钩，成为既可进攻又可防护的新型兵器――钩镶。
铠甲，铁制的铠甲已经用以普遍装备部队，都是以铁甲片编缀制成的，以较大的长条形甲片编成的称“札甲”，以较小的叶状甲片编成的制作细密的称“鱼鳞甲”。在满城西汉墓中出土的一领铠甲，由2859片甲片编成，重16．85千克，工艺精细，是西汉铠甲中的精品。皮甲也还使用，但也仿照铁铠甲片的形制，先制成皮甲片，然后连成整领皮甲。
汉代钢铁兵器的发展，使得钢铁兵器到东汉时期终于代替了青铜兵器，除部分铜弩机和箭镞以外，全被钢铁兵器所取代，至此青铜兵器向钢铁兵器的过渡已告完成，钢铁兵器进入它的发展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冷兵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形成三国鼎立局面起，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其间经历了近4个世纪。在此期间，除了西晋灭吴以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外，我国都是处在若干政权割据的时期。
在长达4个世纪的动荡中，边疆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北方汉人往往南迁，各统治集团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兵器的更新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但刺力更强的槊取代戟成为主要的长格斗兵器，而且军队的防护能力加强，一些新式铠甲、马具及重装骑兵也纷纷出现。并且，较之前代，吸收和运用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所有的文明。
社会变革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少数民族统治者挺进中原，各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混乱不止。从而使兵器的发展较之前代有了很多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兵器质量大为提高。一方面，在钢铁冶炼方面，已由块炼铁初级百炼钢阶段，发展到以炒钢料锻打的百炼钢，并出现“杂炼生钢”的灌钢工艺。北齐时由晋代创造的进一步发展而成的灌钢法造出了著名的宿铁刀，此刀钢质柔韧坚硬，经久耐用，可以“斩甲过三十扎”。另一方面，淬火工艺也日臻成熟，工匠已经掌握不同水质对淬火功能的影响，如《太平御览》所引《蒲元传》记载，诸葛亮令蒲元在斜谷造刀，他认为“汉水钝弱，不任淬火”，叫人取蜀江水，认为“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不料取水之人，归途中在涪江将水器弄倒，只得取八升涪水补进。蒲元用之淬刀，马上发现问题，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杂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头首服”。另外，此时还出现了用动物“尿”，“脂”淬不同部位的记载。尿中含盐，冷却快，淬刃部锋利；脂性凉，冷却快，淬脊部韧性好。
战争频繁促进了武器的革新。如此时的刀，刀形有了新的变化，江苏镇江东晋晚期墓出土的三把铁刀，其中一把长77厘米的铁刀，无环首，而是向后代装把式刀转变，刀锋变阔，刀尖微翘，由原来狭直的斜方刀头向前锐后斜的形状过渡。另一把长46．5厘米的铁刀出现云形护手，柄部有圆銎，可接长柄。又如此时的盾，从出土的持盾武士俑及敦煌壁画来看，此时的盾形以长方形大盾为主，中有脊棱，盾面正中饰以兽头饰，背面按有支架。另外，此时最大的进步是马蹬的发明和马鞍的完备。
防护能力的加强与重骑兵的盛行。这一时期，战争频繁，消耗大量人口。这使得各统治集团都更加注重对士兵防护能力的增强。而由重铠甲防护骑兵装备了鞍、镫等马具并配备了“具装”铠的战马组合而成的重骑兵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军队主力。
民族融合在兵器变化中体现明显，如从朝阳北栗北沟8号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朝阳袁台子晋墓和安阳孝民屯晋墓等出土的成套马具来看，鲜卑马具的制作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再如以善用槊而著称于世的鲜卑族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使得马槊盛行一时。
远射兵器
弩：魏晋以后重装骑兵出现，弩向着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重型弩弓发展，有神弩，万钧弩等名词，用绞车张开发射。所使用的箭也很长大，与长矛相似，每一射“辄洞穿三四人”。在南京的秦淮河里，曾出土5件南朝时期制作的铜弩机，形态和结构虽然与当时通用的弩机一样，具有外廓、悬刀、牛、枢、望山和牙，但是它的尺寸要大的多，弩机的铜廓长达39厘米，悬刀全长近20厘米。如按发掘出土的汉代弩机与弩臂的通常比例推算，安装这种大型弩机的木弩臂，其长度至少在180至226厘米左右，而所用的弩弓，则应长近430至540厘米。这样巨大的弩，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可能张机发射的，应用绞车张开发射，它应是后代流行的车弩或库弩的前身。此外，据文献载三国时又有连弩，即可以连续发射的弩。但可惜没有实物出土。
镞：这时的箭镞，大都是用钢制成，特别讲求穿甲力，《晋书》载：“刘曜武力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子。”又“赫连勃勃以阿利性尤造五兵之器，精锐又甚，射甲不入，即斩弓人”。从出土实物来看，这时的箭镞，除了原有的菱形镞，还出现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平头镞等形制。《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引诸葛亮《作刚铠教》：“敕作部皆五折刚铠”(甲片经五次迭锻而成)。曹植《先帝赐臣铠表》，列举了黑光铠、明光铠、褊裆铠、环锁铠、马铠等名目。(《北堂书钞》卷二十一引)。从各地出土实物和敦煌的壁画来看，西晋军队的甲胄主要为莆(筒)袖铠，把胸背甲片连缀在一起，肩部有不长的笛袖，护头的兜鍪两侧有护耳，前额正当眉心处稍有下突，顶部中心竖有长缨，此式传为诸葛亮时创制，实则东汉时已有之。“明光铠”的来源，据说于胸前和背后的圆护有关。由于这种圆护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极光，颇似镜子。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两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数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马具：东汉时期，已经使用起部分防护作用的马甲，如保护马前胸的皮质“当胸”。到三国时期，文献中已记载有全截马铠。自东晋十六国剜南北朝时期，骑兵的作用大大提高，组建了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马铠的结构也日趋完备，并从此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具装铠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以及竖在尾上的“寄生”6部分组成，使战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铠甲的保护。从辽宁出土的此时的鲜卑族墓中的马蹬，及有关武士俑来看，此时是出现马蹬，使得骑兵功效得到长足发展，但此时基本为三角形单蹬。
隋唐时冷兵器
隋唐时期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了300年的统一局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空前繁荣阶段，特别是唐代，揭开了我国古代历史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非常繁盛。并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通过频繁的对外交流，深远地影响着世界，尤其是日本、朝鲜等亚洲近邻。正因为如此，隋唐时的兵器也在前期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和创新，如前期盛行的槊向枪的发展。陌刀的出现及刀剑形制的基本完善，并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如从唐朝传到日本的“太刀”，不仅是当时日本官吏的佩物，也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兵器，在正仓院和四天王寺仍可见到唐代的太刀。
隋唐时期终于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大混乱时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在此300年间维持了基本的统一局面，所以兵器也由以前的只注重实用向豪华、精巧转变，如初唐的铠甲基本保持着六朝以来的样式和形制，但发展到盛唐时，已大部分脱离了使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丽豪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安史之乱”后，才重又恢复到使用状态。
又如刀剑形制中装饰性较强的缰的出现，云头状的剑首，都可看出唐人追求精巧、华美之风。又由于六镇起义、孙恩卢循起义、隋末农民起义等农民起义的狂飙，摧垮了旧有的王朝，但由于其装备简陋，缺乏精良的铠甲和兵器，所以其在给世族门阀地主以致命的打击的同时，也铲除了与之关联的部曲私兵制，促进了轻装骑兵的发展。
隋唐时期各民族共同发展，相互融合，所以隋唐时代的兵器中除了对重装骑兵劈砍有力的斧再度盛行外，锤、啄、锏、鞭等少数民族兵器也非常盛行，如初唐名将中使传统兵器的有使枪的罗成、使斧的程知节，而使少数民族兵器的有使锤的裴元庆、使锏的秦琼、使鞭的尉迟恭。而这些兵器的盛行，则是由于铠甲的发展，使得扎刺兵器效能下降，而锤、铜、鞭等砸击兵器杀伤力突出的原因。
可惜这一时期的实物少有出土或传世，对于这一时期兵器形制的考察，也就主要依靠出土的武士佣、石刻、壁画中的武士形象等来进行。
远射兵器
弩：隋唐时期随着攻城战的需要，重型弩作为攻城利器得到了长足发展。唐代的分臂张弩、南弓弩、木车弩、大木车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臂张弩和角弓弩属于轻弩，其余都是强弩，如大车弩，张十二尺，发射时用绞车张之，箭射出时“声如雷吼”。此外还有一种“车弩”，是将十二石之弩，设在绞车上，一次能同时发射七支箭。
镞：唐箭镞分竹箭、木箭、兵箭和弩箭四种。前两种是射鸟和狩猎用的，后两种则用于战斗。兵箭特点是箭身粗大，箭镞呈扁造形，刃部较长，能穿坚甲，称为凿子箭。另外还有少量此时的平铲形，燕尾形兵箭出土。弩箭更为粗大，箭杆长可达三尺，围五寸，箭镞刃长七寸，呈巨大的三棱刃形，箭羽由铁叶或皮革造成。这种箭可更准确地保持箭地飞行方向，并可减少空气的阻力，攻城时楔入城墙，战士踏之而登城，故又称为踏橛箭。
长格斗兵器
戟：隋唐时期，戟除了在少数边疆地区作为步兵格斗兵器而有所保留(如出土的唐代朝鲜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冬寿出行图”中一些步兵尚持戟)外，已基本从实战武器中退出，而仅为贵族门前的仪仗装饰――门戟而被继续使用。如西安唐李寿墓石棺线刻画中的持戟仪卫图。
枪：唐代开始把矛改称为枪。唐代的枪，形制比矛短小，但根据不同的用途增加了种类。《唐六典》记载：唐枪有四种，一为漆枪，装备骑兵；二为木枪，装备步兵；三为白干枪；四为朴头枪。后两者均为军事训练或皇朝禁卫军所用的器械。从出土的铁枪头来看，形制逐渐变短，刃部变细。从《太自阴经》中可知，唐时枪的用途除用于格斗外，还用于扎缚渡河的木筏或支搭军帐等，故每个士兵都装备有枪。
陌刀：陌刀是由前期专用于劈斩的短刀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刀形，其两面有刃，全长一丈，重十五斤，专攻步兵使用。这种陌刀身长体重，利于劈斩重装甲保护下的具装骑兵，杀伤力很大，因此唐军还专门成立陌刀队，为唐军之精锐。
斧：前代由于对具装骑兵劈砍有力的斧，在隋唐时也较为流行。隋唐时代的斧，刃部加宽，柄也减短，砍杀效能相当高。仪式样有长刻斧和凤头斧。《旧唐书李嗣业传》载：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李嗣业与安禄山香积寺之战，李嗣业以步兵三千，持陌刀。长柯斧堵击，大败安禄山。另外《太白阴经》中也有骑兵大量装备斧、钺的记录，可知唐代将斧列为常备兵器之一。如唐代朝鲜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冬寿出行图》中步兵大量装备有斧。另有短斧形制，如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外砖雕武士像左手所持短斧。
短格斗兵器
剑：从乾陵、建陵神道翁仲像、山西五台山佛山寺安东大殿彩塑天王像、西安王家坟唐唐安公主墓室石门线刻武士像等来看，此时的剑已几近近剑，剑刃变为宽长，剑格和剑首作云头状，茎体作六角形或圆形。从吴道子《天神》线描人物中，天神手中剑柄有一条“缰”绳套在手腕上和“昭陵六骏”中正在给“飒露紫”拔箭的将军邱行恭腰间所配兵器有缰垂下，即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卷中，武将手握的剑在剑身根部有“吞口”，可知至最晚在唐时，剑已有了缰和吞口。而此时的剑已无任何实战之用，如《太白阴经》《新唐书兵志》《唐六典》皆有刀制而无剑制，而只是作为佩饰存在，《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剑还常被唐人用来抒发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如大诗人李白少年习剑，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杜甫有：“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王维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等名句流于后世。
刀：唐刀制有四，即仪刀、障刀、横刀和陌刀，后两种是部队中的主要兵器，“横刀，佩刀业，兵士所配名亦起于隋。”从唐代敦煌壁画中强盗打劫过往商旅时所持的刀来看，唐刀依然为直刀，其刀身窄，近似今之日本刀。
铠甲：隋、初唐的铠甲基本保持了六朝以来的式样和形制，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细鳞、山文、乌锤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白布、皂绢、木甲，则以各自制造材料命名。在铁甲中还是以明光铠为主。从昭陵陪葬区的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涂金武士俑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张雄夫妇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天王俑等所穿铠甲来看，肩部出现了虎头、龙头造型的护肩，这种护肩对肩部防护的加强，这可能与劈砍力强的陌刀使用有关。而从初唐到盛唐，明光铠的原护变小，附加许多饰样，这样铠甲基本脱离了实用功能，而演变成美观华丽、以装饰为主的仪典服饰。“安史之乱”后，重又恢复到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并出现了“人”字纹的甲片，这种甲片中间凸两边凹，多篇互扣成整个甲，这样的甲表面形成无数的凹凸面，非常利于防箭，所以迅速盛行，晚唐时已基本形成定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马具：这一时期的马具较之前代轻便很多，从唐昭陵六骏浮雕来看，此时已基本成为轻装骑兵。备有完备的马鞍、双马蹬，但已没有重装骑兵有的“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等马具了。
欧洲冷兵器
西洋钝器类武器
(1)棍子
看见过棒球棍吗?在它的大头上绑上铁皮，或者固定一块石头或者大型动物的头骨就可以了。首推人的头骨，结实又可以吓唬敌人。
(2)钉锤
在有弹性的长木棍的头部包上带钝刺的铁皮，这个全长不过30厘米，重不到1斤的小玩意倒是流行了很长的时间。毕竟在不允许平民在和平常时期带刀剑的国家里，一般的旅行者只能用这个。但是一旦挥舞起来，一两个强盗的脑袋是很不够砍的。
(3)流星锤
流星锤和中国的流星锤大不一样，它是僧侣们喜爱的武器。在1米左右的金属杆顶安装上极强的短弹簧连接一个1斤左右的刺球，一旦居高临下地砸下来，势如流星，力大无比。
(4)杵
虽然它是由很多不开锋的斧刃组成，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刀刃，还是算钝器吧。这个武器的优点就是它对金属铠甲的破坏力很大。
(5)连枷
这个本是农民打麦的东西，很像中国的双截棍但要大得多。一旦被打到一下，哪怕有链子甲都有骨折的危险。
(6)战锤
王者之王!无坚不摧的武器!其实……就一大榔头。但是德国式的有少许不同，它锐利的镰刀状锤头是最强的重武器了。缺点是实在重得可以，能用的人少。
欧洲枪矛类冷兵器
(1)长枪、标枪
枪是在匕首成为战争工具后的不久就发展出的。为了弥补匕首短小的缺憾，人们在匕首上装上长柄。石器时代的枪主要是用来投掷的。到希腊、罗马时代，金属制的枪头和富有弹性的木杆使枪作为投掷武器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手持的刺枪则成为骑士出现前，步兵常用的中距离肉搏武器。而后期3米多的反骑兵枪则是阵地战斗的必须品。
(2)骑士之友：骑枪
骑枪的规格是确定的。在两米左右的长杆头上安装尖锐的金属锥体，硬木制的枪身在手的位置有护手，后部配有重的木锥，同时，在马鞍上制出“枪托孔”以在冲锋时吸收刺杀的冲击力。骑枪基本上是作为一次性的武器使用。因为很少能有在一次冲击下保持完整的骑枪，那样的只会给骑士的手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3)龙刀枪
在长枪的柄上装上大剑的刃。虽然在冲刺时的杀伤力远不如骑枪，但是，在冲进敌阵后却是可怕的砍杀武器。
(4)轻步兵的武器：斩矛
在轻步兵的战斗中，沉重的龙刀枪对铠甲的破坏力比起挥舞的难度是得不偿失的。而阿拉伯的弯刀对软目标的杀伤能力有目共睹。欧洲的军人们在文艺复兴时代后，吸收了阿拉伯弯刀和东方关于中国大刀的传说后，发明了斩矛。和它日本的亲戚雉刀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5)戟
在有些小说中，这被译成巨斧或巨枪，其实都没错。因为它就是斧子与枪的结合体。斧子的砍杀，枪头的突刺，镰钩的钩啄，一兵3用。随着宗教战争在欧洲的发展，它随着宗教审判的恶名永远留在历史中。但单纯作为武器来说，虽然沉重了一点，但是杀伤力是绝对理想的。可以说是“百兵之王”。
(6)三叉戟
历史上使用三叉戟作战的除了罗马的角斗士外恐怕是绝无仅有了。三叉戟本来是一种渔具。当平民必须作战时，这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武器。但是在戟出现后，又有一种武器也可以被叫做三叉戟。和一般的不同，这是由3个剑刃和柄组成的十字架武器，一般是宗教骑士所使用的圣具而非纯粹的武器了，杀伤范围巨大，威力一般。
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也出现于宋金战争时期，目前所知有以下两项：
一是绍兴三年(1132)，宋将陈规守德安时制作了巨竹火枪，这也是一种喷火枪。它以长竹竿制作，用以焚烧敌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桥”。由于它以竹筒喷射，所以与在冷兵器的长枪上缚附火药筒的做法有显著的不同。
二是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省寿县)地方制造了“突火枪”，也用竹筒制成，内装火药，并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先喷火焰，火焰喷尽后，“子窠”发射出来，同时发出巨响。“子窠”是什么?记载不详，有人认为是子弹的雏形。突火枪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称“突火筒”。它大约是最原始的管状射击火器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以上两类火器，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也无法获得实物资料。但是，仅据这些记载，还是可以表明当时确已出现了原始管形射击火器。
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使用和枪炮的制作。
以金属铸制的管形射击火器，是现代枪炮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无确切资料，但从传世的元代至顺三年(1332)铜火铳来看，总应出现在元朝末年以前，至少在公元14世纪初年已用于实战。据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达礼麻识理为了对抗孛罗帖木儿的军队，在铁旖竿山下布列的队伍中，已是“火铳什伍相联”，可以说明其所装备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数量已很可观。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一些大致可以推断为元代晚期的铜火铳实物。其中较重要的一件出土于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元代遗址，铜火铳由铳管、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全长26．5厘米。药室呈椭圆状，有安装药捻的小圆孔，药室内还遗有一些残留的黑火药。与此大致相同的铜铳，在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市都出土过。由于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是以竹筒制造的，故称为火筒。改用金属铸制后，也随之出现了一个从“金”旁的新字来称呼它，但仍沿用“筒”的音，那就是“铳”字。据明代邱溶在他著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讲到“铳”字时说，在字书里过去没有这个字，只是“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说明这个新字的出现，正反映出大约在元朝晚期由竹制的火筒演变为金属制造的火铳的实际情况。
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发展
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很大发展，火铳已为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朱元璋的军队中就装备有较多的火铳。《明史纪事本末》中曾记有朱元璋部将胡德济、谢再兴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用火铳守诸全(今浙江诸暨县)的史实。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间(1368―1398)曾大量制造铜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形制日趋规范化，与元朝晚期的制品相比，身管加长，口径略微缩小，制作更为精细。一般都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后接椭圆形的药室，药室后接铳尾，向后开安装木柄的銎孔，器形颇为规范，尺寸也大致相同。明朝火铳多在铳体铭刻制作地点、年月、重量及编号，还有制造部门及监制官员和制作工匠的姓名。这一时期的铜铳，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省市都有较多实物出土。洪武以后，铜铳继续改进，形制日趋统一，并有统一编号，如以“天”字为头的统一编号的铜铳，口径为15毫米左右，全长36厘米左右。已发表的资料中，“天”字号铳，最小序号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最大序号为“天字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二号”，制于正统元年(1436)。此外，还有“英”字、“胜”字等编号的铜铳。从已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上述洪武年问制作的火铳为代表，形体较小，尾銎装木柄，供单兵手持施放，应为后来枪械的前身。以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城址南墙内发现的洪武年造铜火铳为例，它们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和十二年(1379)，全长43．5～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重1．9～2．1千克。其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1：20。另一类如元至顺三年铜铳，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千克。它的口径与体高之比，约为1：33。其尾銎的直径7．7厘米，所装柄的粗也应如此，这样粗的木柄是难于单兵手持，何况点燃施放时铜铳还要震动，所以只有用安放木架的办法才成。同时，铜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2厘米长的方孔，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据此可以推知原来应是以金属的横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这个金属栓还可以起耳轴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以调高低俯仰，以调整放射角度。类似的大型铜铳，有的铳管稍细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状，故又称为大碗口铳。又如中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铳，全长36．5厘米，口径11厘米，重15．75千克，器身自铭为“大碗口铳”，与元代的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加粗，药室明显加大。在拆除太原旧城时，还发现过洪武纪年的铁铳，长度已达1米，口径达21厘米。因此，这类大型金属火铳，需设置铳架，应该是后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西方火器的引进和仿制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生产火药兵器的国家，元末明初中国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但是这一优势并没能够长久保持。进入明代中叶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禁海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火药兵器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革命性的变革，而当它传到欧洲时，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使它对社会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终导致“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于是到了明代中叶，火器的故乡中国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养分，仿制了比火铳先进的“佛狼机”和“红夷炮”，还有单兵使用的鸟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较大的“大将军”等大口径火炮，开始改变军队兵器装备的面貌。
佛狼机铳(佛朗机铳)约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从葡萄牙传人中国，它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可瞄准射击。铳身后的腹部颇粗，开有长形孔槽，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火铳，上有提把，前无铳管，填人母铳后腹的孔槽后，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管。每一母铳备有五至九个子铳，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装填入母铳发射，因而提高了射速。嘉靖初，中国开始成批仿制佛狼机铳，生产出大小型号不同的产品。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造铜佛狼机铳，编号“胜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径38毫米，全长91厘米，子铳口径35毫米，全长23厘米。佛狼机铳虽有以子铳预先装弹填装，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优点，但是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点。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由荷兰传人的大型火炮，约在万历后期传人中国。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炮身铸有准星、照门，中部有炮耳。与佛狼机相比，这种炮的口径较大，管壁加厚，并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增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鸟铳是由欧洲传人的火绳枪或燧发枪的统称，大约在嘉靖年间经日本传人中国。它与原来的单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口径的圆铅弹，因而射程较远，侵彻力较强。又增设有准星和照门，变手点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此可稳定持枪进行瞄准，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其外形与结构已接近于近代的步枪，正是近代步枪的雏形。至于为何称为“鸟铳”，有不同的说法，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认为“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另有说法是因其枪机形似鸟嘴，因而名鸟嘴铳。
佛狼机铳、红夷炮和鸟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国火器有了较优良的作战性能，改进了明军的装备。特别是明末与后金军在东北地区的战斗中，红夷炮曾起过很大作用。
清朝建立以后，军队中也装备了从明军装备中引进的火炮和鸟铳。清初颇注重火炮的生产，以适应统一全国及平定三藩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当时大量制造的火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沿袭着明代的红夷炮制造的，称“红衣炮”。这种炮还曾在中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作用，至今黑龙江省博物馆还藏有一门，为康熙十五年(1676)所铸造，称为“神威无敌大将军”，铜铸，炮身前细后粗，口径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装药2千克，铁弹重2．7千克。一种是子母炮型，类似明代的佛狼机铳。还有一种是大口径的短管炮，称为“冲天炮”、“威远将军炮”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门康熙二十九年(1690)铸的铜威远将军炮，口径212毫米，全长69厘米，重280千克，以回轮车运载，能发射15千克重的爆炸铁弹。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火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改进不大，也可以说是沿袭着明代中叶引进欧洲火炮技术后的发展势头。不过清代中期以后，火炮发展的势头又一次被扼制下去。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而且妄自尊大的大清帝国，终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巨舰大炮面前惨遭败北，于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此，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后一阶段――火器与冷兵器并用阶段宣告结束。火药这个被恩格斯喻为“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没有能在它的故乡引起兵器生产的革命，更没有促成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