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价值传统与政治经济学的重构

七、中国价值传统与政治经济学的重构

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综合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还要努力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十分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不少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

《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首先是正德。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两个。一是低级的区别，指的是人类起点上的区别，即人能够制造工具，能够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因而成为一种“类存在”；人的这种本质存在的扩大和延伸，就成为人的工具理性，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组织的发展。二是高级的区别，即人有思想，而人类思想的发展就是文化，即所谓“关乎人文，化成天下”。而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道德水平构成不同社会文化的标准。所以道德是人类最根本的社会属性，人们的社会行为既要取得“合法性”与“合理性”，又要取得“合德性”。所以，正德就是要建立社会的“合德性”标准。对于经济学来说，正德就是要建立经济学的道德标准。

其次是利用。正德作为价值导向，但必须有实际的“利用”作为工具或手段来支持。各代思想家对“利用”都做过阐释。如蔡沈则释为“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书经集传·大禹谟》）。总的来看，“利用”就是使财用充实、器用便利，具有经济和技术的意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阐释就是发展生产力。利用包括自然之用、科技之用和市场之用。自然之用和科技之用没太多争议，我这里多说说市场之用。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是竞争的场所，市场通过自利和竞争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在提高效率和扩大财富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与竞争原则相悖的垄断并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这些制度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异化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回归市场的本质。古人认为：“利者，义之和也”，认为市场的作用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这就是说，市场是实现“利”的场所，但是“利”的实现必须通过“和”,“和”就是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和谐，也就是通过合作实现的和谐。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合作，合作是市场之本，而竞争和获利只是市场之用而已，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市场各个主体的效益。

再次是厚生。厚生就是将民生放在首位。“生”指的是生命，亦即生民。《尚书》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周书·毕命》）。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生计。如《左传》说：“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左传·文公六年》）。这就是中国传统“生民”政治的思想基础。生民政治以生民的生命价值为核心，即首先考虑的是生民的生存和发展，即“生民之道”。所以，生民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为生民立命”。“为生民立命”就是确立政府的目标责任。厚生不仅仅是要百姓富裕，国家强盛，还要对人民实行教育。《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汉刘向《说苑·君道》有语：“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可见，厚生之意并不仅仅是给人民以富裕的生活，还要让人民过上有道德、有秩序、有理想的生活。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就必须以厚生为核心内容。

最后是惟和。中国价值传统的终极点在于对生命的关怀。这里自然导出了中国价值传统对另一个方面的关注，即人的和谐发展。《尚书》将正德、利用、厚生并为三事，但还提出三事“惟和”。就是说，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大事的协调运行，才是平治天下的根本大计。马克思主义将未来社会的关注确定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的价值，还必须有可行的现实关注。所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落实为和谐发展，既具有终极理想意义，更结合了现实考量。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谐，没有和谐发展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人的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也必须体现“和”的价值。我前面讲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合作为体，竞争为用，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我的研究和思考还很肤浅，我所讲的也只能是个大概，很多东西只能略过。总的来看，我觉得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要从哲学这个层面开始，如果从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出发，也许能走出一条路。当然能否走得通我也不知道，不妨做一个尝试，万一成功了呢。《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但我们的“命”是新的，我们每个人的“命”也是新的，这个“命”就是“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在我们大家肩头，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做。当然，成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很可能在我们后人手上，这个任务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