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的种子

一

我这一生，破除的“惑”比较多。

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

但是，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仔细回想，在早期，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干净的童年，二是肮脏的灾难。

先说童年。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很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为正觉留下种子。所谓正觉，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因此，这些正觉的种子，正是我毕生破“惑”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大哲学的基点。

举些例子吧。

我们村里，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平日都在田里农作，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

田里，劳累而平庸；山间，美丽而神奇。因此，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到得长辈坟墓跟前，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爷爷，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叔叔，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累着了吧？”……

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进山，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没有太多伤感。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采花摘果，一片欢快。孩子们从小就相信，只有我们的笑声，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

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菜蔬鱼蚌之间，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差别实在不大。吃饭时分，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网了一条大鱼，或抓了两只野鸭，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谁家的冬瓜、南瓜长得特别大，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正因为这样，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让他们之间展开“阶级斗争”，实在是难上加难。

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有钱，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因此，并没有“剥削”四乡民众的痕迹。

说了贫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里管事的，原来也有名义上的“保长”和“甲长”，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一拨是庄稼的事，一拨是各家的事，他们都管不到。他们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家，怎么会去管别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上面派下来一个“村长”，是一名复员的残疾军人，很客气，见人就笑。他只做两件事，一是根据上面的布置召集村民开个会，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读点什么，也就散了；二是村里年轻人结婚，他会被邀请到婚礼上站在中间，还是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说几句好话。他做“村长”的酬劳，就是按规定在村民每年“缴公粮”时给他留下两袋。村民总想给他多留一点，因为他有残疾，不能劳动，而他总是推拒着，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长”，是因为不能自食其力，比较空闲，又能讲话。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有关生死之界、贫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觉。

这些正觉很浅陋，却能使我后来遇到种种台阶、竞争、理论、学派时，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这种童年正觉，称之为“初元正觉”。

二

那就要说说对于教育的“初元正觉”了。

我在乡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让人难以置信。

几个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办了第一所小学，我就成了她们的学生，但她们自己还都没有小学毕业。我妈妈文化不低，却一心在为村里的成人办“识字班”，不怎么管我，却要我从三四年级开始就夜夜为村民写信、记账，算是我的“课外作业”。我从这样的小学毕业后到上海来考中学，上海的亲戚们全都摇头，因为当时上海教育水准就已经足以傲视千里。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我很快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数学竞赛第三名。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没有被刻板而繁重的课程剥夺了天性，而且毕竟写过那么多信，记过那么多账。

几十年后，我惊喜地找到了当年小学的何杏菊老师。何老师抱歉地说：“你所有出版的书，我都很难读懂。回想自己当年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来教你们，真不合格。”

我说：“何老师，您最合格。我一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都是由您启动的。”

国际上有一些专家说，人在七岁左右就完成了味觉记忆的储存。今后不管活得多久，走得多远，只要尝到童年时代的那种口味，就会无限欣喜。那是口味上的“初元正觉”，其他正觉，也不妨以此类推。

三

童年时期的正觉，就像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目光。整个街道都陷入了“惑”，并在“惑”中互相欺骗，只有这个孩子无“惑”，大声喊了出来。

他的喊声很孤单，却惊世骇俗；很纯净，却振聋发聩。

——这就是“初元正觉”的存在形态。

但是，孩子会长大，他还会保持这番目光、这番喊声吗？估计很困难。满街的成年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童年，为什么都失落了呢？

失落的程序，是一级级文明的台阶。失落的理由，是一段段公认的逻辑。

因此，谁都很难幸免，包括这个孩子。

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失落正觉的孩子。

因为，我快速地成了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不仅以优秀成绩高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高校，而且领略了一座西派大都市的生态默契。此后我还会学习很多课程，接受很多理念，涉足很多竞争。我似乎已经踏上了一圈圈不断往上旋转的楼梯，在好奇、兴奋、专注中步步攀援，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迷路。

我有可能变成各种“人物”，只是，再也不可能变回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我会永远地失去那种目光、那种声音。

没想到，一场灾难改变了这一切。

突然之间，我无法学习那些课程了，无法接受那些理念了，无法攀援那个楼梯了。一切都归零，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我在快到二十岁时遇到的“*****”，使干净的童年走向深刻。

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八口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我是大儿子，必须把担子挑起来。其间，我和全家老少，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身心屈辱，却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希望。

掌权者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

当时，我周围很多人都被这种“走马灯”转晕了。这是一种最可怜的情景，天天听报告，夜夜学文件，时时有期盼，人人都心慌。正是在这种浑浊的漩涡中，我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吃惊。有两位熟人后来写回忆文章说，我在几度带头对抗全部失败后，完全撤退，只在远处冷眼旁观，除了照顾家人，就是埋头英文。

我为什么会这样？回想起来，那是因为突然降临了太多的拥挤、太多的欢呼、太多的怪异、太多的虚假，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境遇。那个孩子不也是在拥挤街道的欢呼声中，伸出头来发现真相的吗？我童年时代播下的“初元正觉”，重新复苏。

童年时代的目光，纯净而冷静。因此，他们说我“冷眼旁观”，并不夸张。种种“外惑”的邪光都是有热度的，我当时埋头英文是想借用一顶外国草帽，来遮断那些邪光，让冷眼始终是冷眼。

首先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身边事实的大话。

当时的大话，铿锵豪迈，气势如虹。大意是：环视全球，唯独我们最好。贫困的小国水深火热，等待着我们去援助；富裕的大国气息奄奄，等待着我们去埋葬。

对此，我的冷眼提出了疑问：我们最好？那么请问，我的父亲关押在哪里？我的叔叔掩埋在哪里？什么地方能找到可以让我们全家老少活命的口粮和寒衣？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免遭批斗和抄家？

接着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语文课本的口号。

当时的口号，都粗陋鄙俗，完全跌破了每个年级语文老师划定的文字底线。后来才知，这是为了抵挡国际话语，故意追求低智。当时传媒上最流行的句子有：“斗私批修不过夜，狠斗私字一闪念”；“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眼往一处看”；“随身带选集，开口是语录”；“谁敢丝毫不忠，交给革命群众”；“一斗二批三洗澡，洗净污泥就是宝”；“哪里有演变，砸个稀巴烂”……这，居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世界大国的官方话语？我想，即使是我们小学的何老师看到我们写出这样的句子，也会无地自容，因为学生让她丢脸了。

这两点，是我从一开始就看不下去的。熬了两个月，它们依然猖獗，我就觉得一定在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原因，于是就不放过了，一路边看边想。

我的思考和发现，我后来在《文化之痛》一文中曾经详加论述，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看穿，有可能陷入颓唐，也有可能提升勇气。我选择的是后者，因为耳边时时响起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喊叫声。

四

但是，看穿和勇气之间还有不少距离。

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叫喊，其实只是诚实，而不是勇敢。若想上升为勇敢，他还要继续努力。

据我本身的经验，对于被自己看穿的一切，不要轻易放过，而是要继续看下去，并且让自己的目光渐渐发生变化。

先由“畏视”变成“平视”，然后再由“平视”变成“逼视”和“透视”。终于，抵达了“轻视”和“俯视”。

对气势汹汹的对象能够“平视”，那是从最初的惊吓中找回了自己。“逼视”和“透视”则让自己成为一个严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发现它们的本质，以及本质背后的虚弱，那就可以“轻视”和“俯视”了。

我想，世人对于一切不良外力，都不妨完成这一番目光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向无惧。

在这整个过程中，最有趣的一环，是发现它们的虚弱。这一发现，让自己如释重负。

我是怎么发现它们虚弱的呢？

回想起来，是从以下三点打开口子的。

一、那些大话和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大家腻烦了。多数人虽然还没有像我一样质疑它们的内容，却腻烦它们的重复、空洞、平庸。一腻烦，便声势大减；

二、也许它们都会从一开始就扫荡一切异议，因此它们很快成了“没有对手的杀手”。其实对手到处都是，但它们找不到了。找不到对手的杀手，就什么也不是，天天向空气摆出抡拳姿态，终于由无聊走向颓废。

三、它们的权力圈子很小，按照权力发酵的周期，很快发生了互斗。互斗各方，都会向民众求告同情。这一来，它们与民众之间的强弱对比就发生了逆转。

发现了它们的这三点虚弱，我下垂已久的嘴角开始浮上了微笑。

一旦看穿，我的“初元正觉”也就上升到了“破灾正觉”。至此，就应该有所行动了。

只有行动，才能加持正觉，不使萎谢。

正觉来之不易，存之不易，我既然有幸与它相遇，与它长守，就没有权利独占它、独享它，而应该让它成为社会正义、人间正气。

要让个人的正觉成为社会正义、人间正气，那就必须行动。

因此，我勇敢地往前走了，又小心地留意着路口、道岔和沟壑。

那时，我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