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从心里喜欢上这个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年轻人

我从心里喜欢上这个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年轻人

——序《中国刑警大扫黑》

浩然

那是十二年前的春天，我带着身心病伤和不甘沉沦而苦求“东山再起”的艰辛，应中国作家协会之约到江苏省南通市参加“春江笔会”。东南西北的作家来了二三十位，包括老作家峻青、碧野，中年作家木青、金振林，青年作家为数最多，其中就有杨远新。这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留给我的印象除了一般年轻人共有的特点外，还有三个独到的特征：满头黑发，呈波浪形自然卷曲；两道浓眉，左眉心含一点白；下巴宽阔，有一颗豆状的黑痣。不能说他不潇洒，不能说他不英俊。但从其谈吐，从其举止间表现出来的，却是憨厚、淳朴、诚实，甚至有几分呆气，没有一点当今青年作家那份新潮时髦的派头，简直像个农民。笔会期间，作家们分布到南通市所属的十多个县市采访、讲学，远新与我同行，我们一起到黄海之滨的如东县，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十多天。这期间我才了解到，他血管里流淌的的确是农民的血液，他心中涌动的的确是农民的感情，他是道道地地的农民的后代。他是他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文化人。因为他要为农民说话，因为他要为农民争气，所以他拿起笔，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写的文章，他办的刊物，都是表现农民的喜怒哀乐，向往追求。为文亦如他的为人一样，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真实自然，平易质朴，不装腔作势，不虚伪浮华。也许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后代，我也是写农民，为农民写，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不存在代沟，很容易交流，很容易沟通。于是我从心里喜欢上这个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年轻人。笔会结束，我俩在上海分手时，他拿出一个精美的留言簿，要我给他赠言，我毫不犹豫地将我在新时期的座右铭抄录给他：“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以此表白我心迹，同时与他共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却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关心着他的成长。从农家小院里成长起一棵文学创作苗子不容易，牢固的扎下根子也须抗得住天灾人祸。我生怕他被风吹歪，被虫蛀坏，被刀砍断。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借应邀南下，出席全国通俗文学创作会议之机，亲自到他成长、工作的西洞庭湖畔走了一圈，所见所闻，令我大放宽心。远新的同事，无论同辈的，还是长辈的；远新的领导，无论单位的，还是上头的；都非常关心、支持他的创作，给他创造、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为他排开一切行政事务的干扰，给他专门时间，扎根沧浪渔场，深入生活，潜心文学创作。这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一切的时代，实在是得天独厚、难能可贵的。同时，远新还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妻子放弃自己的爱好与追求，承担了里里外外的一切琐事和应酬，照顾着他们的儿子，还利用早早晚晚，节假日休息时间，为他改稿、抄稿，为他搜集整理资料，远新没有什么需要分心走神的。我相信，只要他珍惜这大好时光，利用这诸多有利条件，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他一定能成为文坛湘军中的一员战将，一定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一位有出息的作家。

我的信赖没有错，远新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增多，引起了外界更多的重视，《小溪流》要调他做编辑。他不想离开养育他的热土。他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一个作家成长到一定的时候，有必要到外面去见见更大的世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这样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有利于多出作品，出好作品。我奉劝他：关键是要做编辑家，决不可做编辑匠。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协助正副主编，将《小溪流》办得红红火火，在“中国首届少儿报刊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接下来，他被推荐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深造，并担任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他特殊的组织才能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同学们、老师们和校、系领导的好评，连续两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毕业时，作为德才兼备的尖子学生，被分配到国家公安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公安期刊的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公安局副局长、严打办主任。现为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穿上了橄榄绿，时刻觉得头上的国徽和肩上的蓝盾的分量。在这片新的领地，他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公安部举办“中国公安报刊一、二届优秀作品评奖”，他责编的《美梦欲圆》等七篇文章榜上有名。同时，他自己创作的中篇纪实文学《智擒澳门绑匪》《跨越内地与湘江大诈骗》也在此项评奖活动中连续获奖。

据我所知，自他进入公安机关工作以来，他一手写警察，为警察写，一手仍坚持写农民，为农民写；并相互渗透，相得益彰，有了可喜的长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前者，他出版了纪实文学集《特区警官》《内地刑警与湘江警方联合大行动》，报告文学散文集《局长在紧急关头》，长篇小说《爱海恨涯》，还有一百多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散文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后者，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洞庭湖农家纪实》，中短篇小说集《落空的晚宴》《欢笑的碧莲河》《春柳湖上》，同样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将两种生活融合在一起加以表现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洞庭湖黑雾》、中篇小说《坠入桃花渊》等。可见，他既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社会同步前进，又时刻把自己的根留住。当今这年代，许多作家被商品经济大潮摆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浮躁不安，无所适从。而远新则“寄身于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坚定不移，奋斗不息，这股精神实属宝贵。

正因为如此，当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九九七年朝我们阔步走来之际，他又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了他的纪实文学系列《中国刑警》，全方位，大视野，高起点，深力度，反映中国刑警艰难、曲折、惊险、神奇的生活，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奋战在刑侦一线的侦查员、指挥员树碑立传。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没有志气，没有勇气，没有才气，是无法完成的。这些年，他利用出差、办案的一切机会，进行艰苦细致的采访，同时，也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广泛扎实地收集资料，然后，他又利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笔耕不息，创作不止，加之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他的扶植，他终于如愿以偿。如今，近四十万字的第一卷本《中国刑警大扫黑》的校样已摆在我的案头，是那样的沉甸，是那样的厚重。打开阅读，那鲜明的公安特色，强烈的时代气息，浓郁的文学氛围，立即迎面扑来。神不由己地紧随那栩栩如生的人物，起伏跌宕的情节，进入一个新鲜新奇，而又充满刀光剑影，烽火硝烟的世界。

纵览全卷，我感到远新的公安文学作品有三个成功之处。一是很好地继承了“文学是人学”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始终注重表现公安民警高尚的精神世界，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文学是精神的火炬。文学是情感的结晶。文学是气势的凝聚。在表现人物做什么时，关键表现出了人物为什么做。这样，同样是勘查现场，同样是追捕逃犯，同样是与持刀持枪的犯罪分子作殊死的较量，由于目的不同，情感不同，精神不同，每个人物便有了鲜活的特征，鲜明的形象，因而给丰富多彩的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个似林冲、似关羽一样的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精神高尚的艺术形象。二是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总是时刻在搏杀，时刻在较量，公安民警，是真的使者，是善的护者，是美的卫者。公安民警处处面对的是丑恶、黑暗、凶杀。远新在表现这种生活时，不是直观的展示，更不是血淋淋的渲染，以撩拨、满足人的感官刺激，以迎合庸俗者的口味，而是透过惊险的场景，残酷的搏杀，无情的流血，鞭挞假丑恶，呼唤真善美。说人民大众要说，想说，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的心里话。因而成为人民忠实的代言人。三是表现出了相当熟巧的艺术概括力。除了语言优美，除了布局谋篇的独运匠心之外，重要的是在他笔下，无论大小题材，无论大小人物，无论情节简单复杂，经他艺术加工，都让人感到气度恢弘，气势磅礴，字里行间，有一股大气在涌动，在奔腾，读起来如在泰山攀登，如在长江航行。不知千千万万的读者朋友，会不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也许我喜欢远新这个人，因而对他的作品也产生了偏爱。

我在浏览这部作品时，除了理解这其中的辛酸苦辣之外，更多的是高兴，是喜悦，是欣慰。当初我没有把他看错，这棵从农家小院里成长起来的文学苗子，已然长高了，长大了。风没有把他吹歪，虫未能将其蛀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他用行动实践了十二年前我抄录给他的，作为我俩共同勉励的座右铭。进入九十年代，我病魔缠身，尽管坚持扎根农村，尽管坚持笔耕不辍，但与五六十年代的我比较，创作产量与作品质量毕竟是赶不上了。这是人生发展的规律，不足奇怪，不足惊慌。看到像远新这样的青年作家在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健康成长，佳作迭出，我为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远新来信说，他并不算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为他刚过不惑之年，人生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只知走过的路，不知未走的路，前面是鸟语花香，月明风清，是阴云黑风，峡谷深渊，均说不清，道不明，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一程一程地闯。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继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继续深入实际，埋头苦写。不论阴晴雨雪，岂管风云变幻，走自己认准的路，不偏不邪，不骄不怠，跨入理想的明天。远新还认为：世间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都将过去，唯有真情和斗志，永驻蓝天碧水间。我认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预示着他今后的成功。

十二年前的春天，我与远新在江苏省南通市相识，此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成长。十二年后的春天，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远新多部头的《中国刑警》系列，请我为其作序。我似乎觉得与远新、与江苏，有着天然的缘分。所以，我作此序，一直是怀着一种十分愉悦的心情；信手写来，拉杂了这么多，该打住了。文章结尾处，我仍像十二年前那样，将我最新的座右铭抄录给远新：“作家靠作品立身于社会，终身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写出最受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在这条苦苦追赶的路上，有人可能成功，有人可能失败，但要立志做到：不能当"大作家’的话，一定要当个"大写的人’！”以此共勉。

1997年1月25日于泥土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