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张建忠，普查与爱民并进

张建忠，汉族，福建闽侯人，1952年11月出生，1971年3月参加工作，197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5月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煤田地质与找矿专业，高级政工师。瘦中个，长方脸，笑呵呵的，深蓝色衬衫。1984年9月27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195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家在农村，1971年招工到地质队，正式参加地质工作，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

我读初中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没有外去串联，1966年回家劳动，在家干了几年，地质系统招工，大队推荐我上来了。招工时，305地质队跟我们讲，地质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也是比较光荣的。我表示，生在农村、挑粪、搬石、砍柴，什么苦都吃过，再大的苦也不怕。1971年3月，安排我搞安装工作，钻机打地基。同我一起搞安装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生，平地基，他们没有架子。我再苦也干，挑水、打钻、积极肯干。不久，领导把我抽出来，搞群众报矿工作，去大队、公社，向群众宣传地质工作。后来，推荐我到地质培训班学习了7个月。出来后，担任了地质工，第四年被定为二级工。几年当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地质班主要学普通地质。我从农村来的，能吃苦。不比城里来的，城里来的傲一些。

我最早是在地质3大队4分队，干的是打标本，量方位，打钻，整理标本，刷漆等工作。地质工作说很深，也很深；说很浅，也很浅，马马虎虎也混得下去。老技术员认为我是掺沙子进去的。

1973年，我们在一条山沟里找矿，有个蒲城人，搞钻机的，20多岁，是个独生子，结婚才7个月，像我一样从农村招工来的，那天本来是他休息，但他闲不住，主动提出送饭上山。送饭上山后，他又主动帮助推套管，套管扫过来，正好击中他的肝部，破裂，死了。领导上作出决定，要他的舅子来领班，可他舅子不来，怕了；要他的妻子来领班，妻子也不肯来，害怕，宁可在农村。事隔不久，有个晋江人，是从部队退伍的军人，被钻机皮带打死了，年仅38岁。老百姓说这条山沟里有无头鬼。

1976年，在南平大化打机掘洞，风钻打的，班里3个人，班长小王被压死了，他是上海人。进洞，检查安全工作看到一块石头凸出来，先用杆子敲了敲，没事。开始打洞，石头从上往下掉，砸到他的眉顶，送到建欧抢救，结果没救活，死了，只有37岁，他有三个女孩子，家住上海郊外。按劳保规定，给予照顾，修房。还有两个职工压伤了腿，压断了手。

我在建欧几年，工作积极，受到了锻炼。3大队领导就把我留了下来，没让我去马坑，安排在3大队地质科当地质工。

1977年3月，我被推荐到武汉地质学院勘探系学习。考试的作文题目我都还记得：《展望1977年》，还考了初中的数理化基础题，高中阶段的有几个题，我考上了。大学期间，我感到最难学的是微积分，以前没基础，听课很吃力，但我地质基础较好，通过一番刻苦努力，还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1980年6月1日毕业。由于是工农兵大学生，仍然按原来的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政策，分配回到原单位工作。

我是1973年在地质队入团，任团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读大学时，任团总支委员，团支书。我1979年2月在学校入党，是勘探系里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当中，其中一个是湖南湘潭人。毛主席的家乡人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我毕业回来后，局里把我安排到地质5大队，驻地在福清市，沿海地带，主要普查高岭土，搞了一年。

近两年，地质战线进行了体制改革，我认为改革的本意是好的，但从其效果来看，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现在钻探与地质分开，三个地质中心，两个钻探队。闽东南三个地区，从厦门到浙江，战线长，几百公里，就一个闽东南大队，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工作量。闽东南大队离泉州市区6公里。建议你们到那里去看看。

地质工作者的家属，一般都享受到了户口农转非的待遇，但是无法安排工作，反倒生活困难。地矿局办工厂，办不好，由那些退居二线的同志去抓，本身心情就不愉快，那怎么会把工作抓出成效呢？所以地矿局办的工厂无一不是亏本的。家属即使给安排到了厂里，空有虚名，拿不到工资，还不如在家种田，带孩子，或干脆休息。我妻子至今还在农村老家种田，两个小孩，也都在老家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地质队经过普查，提供哪里有矿，哪里有水的线索，钻探队打井，钻洞，确认，把第一手资料提供给政府参考。无论是地质普查、钻探，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给这个地方办一两件好事，当地政府和群众才欢迎你。

近年来，国家每年给我局投资3197万元，按年度计划分配到各个大队。钱花完，事也就办完了。

我是去年10月机构改革中，作为改革工作组的一员被抽到局里来的，之后，留到了局机关。此前，我一直是带一个普查组，在野外搞普查。组里人员构成是：地质的4个人，测量的3个人，炊事员1人。炊事员也是正式职工，起码是中专生，他的工作是承包的，买菜、做饭，全由他一人包了，伙食好歹，全凭他的良心。我们多数时间住在农村的大队部。特别是实行责任田以后，大队部都是空着的。我那个组在闽东南工作期间，由于注重抓了政治学习，思想建设，取得较好的业绩。1982年评上了先进集体、先进党小组。要说正儿八经的上政治课，在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在古田彬洋公社岭里大队找矿时，组里有一台电视机，一般节目，大家都不爱看，凡有思想性、故事性的好节目，我就邀请大家一起看，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彩电在填图组，他们比我们更辛苦。现在每个组有收录机、录音机、电视机，每个队有一辆大车、一辆小车、3至5辆自行车，条件比起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候好多了。

我们给驻地村里的年轻人吹地质工作者的神秘。当地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工作都很关心，很支持，见面就问：有矿没有呀？可不可以盖工厂呀？例如：挖地槽，要赔钱，一棵松树苗，按规定要赔1-2元。群众种的红薯，被我们挖掉了，必须按当地的收成价，赔钱，一般是100斤红薯，赔6元钱。岭里大队有口水井，下雨时，溪水流进去了，变脏了，吃不得。当地干部谁也不管，老百姓想管，但没有权力和办法管，只能忍受下雨天没水吃的痛苦。我们小组给他们把井里的淤泥出干净，撒漂白粉消毒，溪水能吃了。群众高兴得不得了。公社借用我们的汽车，把本村的妇女弄到车上，送到公社结扎，采取节育手术。我们也支持。总之，我们地质组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给这个地方办一两件好事，当地干部和群众才会欢迎。对于我们遇到的困难，他们都会热情地伸手相助。那种关系，如同鱼和水，那种生活，温馨又甜蜜，值得永远留念。不过，也有些小不和谐的音符。像原福建省地质第4大队，有人到了地方上，与村里的女人乱搞关系，群众很反感。还好，并不是地质队员主动，而是女人找上门来的。

如今，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与我们那个时候大不相同了，都要求调到地方去，不安心野外地质工作。因为野外工作实在太辛苦、太单调、太枯燥，收入又不高，不像地方干部有油水，有额外收入；更无法与老板、经理相比。地质人员的野外津贴很低，低到常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区调1.10元，分队0.90元，大队0.60元，实在不高。所以新进来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地质，除了生活艰苦，还与父母亲不能团聚。现在对小家庭建设的标准越来越高，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很难。生了小孩，照管也难。本系统为数很少的女同志，也不愿在本系统找对象。一旦结婚，就要面对诸多家庭困难。我局领导拿起也没办法，为了稳定地质队伍，只好规定：凡毕业的大、中专生，工龄不到5年，不考虑调动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