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刘金美，身居高位仍心系地质

刘金美，祖籍山东，上海出生，常州长大，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历任地质队队长、福建省地矿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现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身着浅灰色的良衬褂，瓦灰的良裤子，白色塑料凉鞋，黑披发，齐耳，鹅蛋形脸，略呈白色，显得有些虚弱。说起话来很有底气。1984年9月29日夜，她来到地矿局招待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956年，我20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分配到延边族自治区，那时我体重150斤。我出生在上海，母亲是常州人，我在常州长大，爸爸是从山东闯关到上海的，跑堂、挑水，打杂。我在山东也呆过一段时间。我是在学校入党，参加工作后转正。勘探大队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我入党转正，勘探大队党支部书记给我提意见，说我跋山涉水，积极工作，纯粹是为了入党转正。要对我进行长期考验。我气得跑到河边大哭，警卫员发现了，报告大队长，大队长又批评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不进不同意见。“文化大革命”中，我挨斗十年，患上风湿病，几乎全身瘫痪，治疗半年，没好，我就到闽江游泳，每天游八个小时，半年后风湿病就好了。

上大学时，我是不会跳交际舞的。1956年，各地建立合作社，开展集体娱乐活动，朝鲜族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我们勘探大队驻地的农民合作社主办文艺活动，热情邀请我们勘探大队的人参加。我们地质队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跳舞，当地的朝鲜族姑娘喜爱跟我们的队员跳舞，每次活动，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我的交际舞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我看见朝鲜族姑娘身穿彩裙，跳起舞来非常潇洒、漂亮，我很羡慕，再加上我们队里的男同胞的鼓励，我就大胆地向朝鲜族姑娘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跳舞。朝鲜族姑娘还教我们学他们的语言。喝水，朝鲜人讲是：莫里沙？好，就说：早是来哒！由于她们的耐心辅导，我们学会了简单的朝鲜族生活用语。这本来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不仅是娱乐，关键是双方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工作上形成合力。可我们勘探大队的大队长则不准我们跳舞。他对着队里的那些小伙子说：不要以为你们长得很漂亮，这里的姑娘不会爱你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跳舞上了。全大队的人都向他表示抗议和反对。其他支部委员也都不和他站在一边。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勉强做出让步，规定只准许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集体参加当地朝鲜族人的舞会。其他时间一律不许与朝鲜族姑娘接触。朝鲜族人做出的大包子，鲜美可口，总是找各种理由把我们邀请到他们家里去，要我们吃包子，我们不吃，他们就不许走。

在我那个勘探大队，就是两个女的，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杨红英，敢想敢干，心直口快，为人很好，原则性特强，经常给勘探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意见，没想到在反右运动中，党支部书记把她打成了右派，想方设法把她从我们队里排挤出去了。

有一次，我们小组4个人在野外勘查，打了一只野鸡，于是就地打牙祭，一个男同事喝醉酒了，在返回驻地的途中吐了，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我就守着他，其余的两个男同事回村去取抬架。等了一个多小时，取担架的两个人才回来。这时天早已漆黑了。那一个多小时里，我独自守着一个醉汉，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两边山上还不时传来野兽的叫声。我那时胆子很大，完全作好了准备，一旦有坏人和野兽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用手中的砍刀拼死搏斗。还好，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那两个男同事取来担架，我们一起把醉酒的同事抬回驻地。那时，我们住的条件非常之差，男女睡在一个房间里，男一排，女一排，半夜，喝醉酒的那位男同事还没清醒，起来小解，找不到方向，对着我头上撒尿。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大队长给我派了个保卫员，保护我这个唯独的女同志。可我不但不领情，还很讨厌那个保卫员总是时时刻刻跟着我，弄得我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每次去野外勘查，我就找理由把他支走，让他去干点别的事情。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接受我对他的安排，也落得个自由自在。有一次被队长遇上了，把我俩都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从此，我只要去野外勘探，那个保卫员就跟在我身边，对我进行全天候的保护。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向大队长提出：你爱护我的好意心领了。如果还要这样下去，我就打报告调到别的勘探大队去。大队长说：如果你的安全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上级交待。我一听他这话心里的火气就上来了，对他猛地一掌，将他推倒在地。我说：我这么大力气，谁敢欺负我？你敢吗？队长这才不给我派保卫员了。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直接领导，是我在地质战线工作期间的第一位大队长，几十年下来，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之情，特别是我调离地质战线，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之后，回想起他当年对我的那份爱护，是那么的真诚，值得我永久珍藏。

那时，我非常任性，做什么事情都是性之所至，对自己不加约束。我后来回想，我没有像杨红英一样被打成右派，主要是我没有给领导提什么反对意见，如果我那种任性，再加上给领导提意见，那就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了。我的任性表现在很多方面。1957年，我带一个组在吉林找矿，每天早晨上山，天黑下山，同事们都带中饭，我从来不带中饭，早餐吃上几大碗，一直管到晚上。1958年，我与男队员在野外普查，一天跋山涉水百把里，每到一地同事们忙着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歇息，我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一根电线杆子就睡着了。1959年我带一个队，半夜，听到火车响，爬起来，爬上车就走，爬山时，累倒在山上，小便湿禁，裤子湿了，到了火车上才知道，不敢动，等到干了才敢移步。有次，有个女同志跟我住一间房，她去小便，门关上了，回来敲门，我由于太累，睡得像死人似的，不给她开门，人们以为我是故意的。1960年，粮食供应紧缺，没饭吃，就吃毛爪草，每次从山上回来都带一把，用开水泡，沾上一点酱油，吃得有滋有味。白天再苦再累，晚上都坚持学《毛选》。不是搞形式，是从内心觉得读了毛主席著作的确心明眼亮，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使不完的劲。我现在身体为何差，就是1963年搞油田，在油坑道里一蹲就是一天，后来，白血球少了3000多。

我和爱人是在南京大学的球场上认识的，他踢足球，我是3000米运动员。后来又在一起培训，刚加深一点了解，又马上分手了。真正的感情是在通信联系中建立起来的。有缘的是我俩又分配到一起工作，他是从辽宁边界，划到吉林来的，他在大队负责技术，我在分队找矿。我俩1961年明确关系。我的公公是拉棺材板子的，年纪大了，就做骨灰盒，我的婆婆是做缝刃的。我爱人的祖母重病，要他回家，他邀我，我就跟着一起上了他家。他全家人见了我都表示满意，异口同声说：那就结婚吧！我俩在长春弄了张结婚证，就算结婚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棉衣是两面穿的。一双登山鞋才是新的。福州人很讲究穿。我爱人就给我做了一件罩衫，一条裤子。来到他家后，他母亲给我缝了一件外衣，一件红毛线衣。那次，我俩在他家总共住了半个月。现在，我家里除了婆婆给我做的一张桌子之外，其余都是公家分配的东西。我结婚很晚，因为地质工作总是在野外，成天背个包，一天到晚在山上爬，根本没时间，没精力顾上自己的这些事，一年到头就是找矿找矿，大家都是这样拼命的忙，你哪好意思在领导面前谈个人的事情。由于结婚很晚，所以我的大孩子才19岁。

对地质工作要热爱，首先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和耐力。在野外找矿，靠的就是两条腿。我在南京大学地质系上学期间，天天跑3000米，吹风下雨，飘雪结冰，从不间断。我的身体从那时就炼出来了。我的两条腿硬朗得很。记得那年我和一个名叫陈鸿安的男同事穿行于吉安的山中找矿，在一座小山村里发现一点铅锌矿的苗头，要去向队部报告，看到底怎么搞？从山顶下沟，有20多里，究竟谁留下，谁回去报告？村长好心警告我们，当地有个老太太，在前几天被黑瞎子吃掉了。千万不能一个人单独走夜路。但是，我俩商量，事情紧急，如果等到明天天明了再去报告，不知队长他们往哪条路上找矿去了。我们必须赶紧回队部报告。陈鸿安身体不好，找矿时摔伤过腿，我不忍心让他去。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只好同意了。他送我到山沟口，反复叮嘱我路上要小心，并把他防身用的一把砍刀给我，我考虑到他虽然在山村，但也不能少了这把砍刀。我有防身的砍刀，还有一把找矿用的锤子，已经够用了。他无论如何要把砍刀塞给我，我就折中了一下，要他把找矿用的那把锤子给我就行了。他同意了。我俩分手。我单独走进山沟，两边是大山，树竹繁盛，藤草茂密，我手提两把铁锤，眼睛环顾四周，为了抄近路，我换上水靴，顺着溪沟走，溪水时浅时深，稍一走神，就会滑倒在水里。淌过几里路溪水，又穿过几里路茅草地，浑身已是大汗淋漓，经山风一吹，又冷得打战。两个多小时，我一口气走完了30多里复杂的山路，终于顺利抵达队部。我敲开大队长的门，报告小山村里发现了铅锌矿的苗头。他听了很高兴。看了看我身后，问：与你同来的人呢？我说就我一个人呀！他惊得目瞪口呆。他用怜爱和责怪的口气说：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

有一次，我和陈鸿安在山里迷路了，全是一片雪，不知道往哪边走。我俩听到旁边有响声，就躲起来，估计可能是黑瞎子。直到没有声音了，我俩才从草丛里钻出来，凭着感觉往前走，还好，大的方向没有错，走进一座村子时，已是半夜一点半了。

有一次，我还是和陈鸿安一起夜里坐火车，到了一个小站，我说可以下车了，他说还没有到我们要去找矿的点，又继续乘车前行，到了下一站，天空漆黑，又下着瓢泼大雨，既不能前行，也没有地方住宿。铁路上的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后，关心地要我们住到他们的睡棚里去。我俩接受了邀请。走进棚子一看，一个棚里全是男的。我要那陈鸿安睡下。他问：你也睡下吧？我摇摇头。与那么多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和衣坐在陈鸿安旁边。后来雨小了，我俩半夜又走，陈鸿安在铁路上又摔坏了腿，我扶着他，继续走。天亮了，本以为要好了。岂料天空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28度，我俩的脚趾头很快就被冻坏了，走起路来很艰难。我俩就用随身携带的胶布，把脚趾头包起来，以减轻一点痛苦。我俩又继续走，从早走到天黑，坚持走到了我们要找矿的点上。

有一次，我帮管理员到小镇粮站买米，来回60里山路，肩挑100斤，大清早出发，午饭前返回驻地。100多号人等米下锅，再苦再累也得按时赶回。那时，就是把青春献给祖国，从来不为自己作想。

我在永安找矿那些年，有两样东西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永安是大山区，楠木在山里烂掉了，好臭。住的是茅草棚子，被子过几天不晒，就会有虱子。面对这些困难，我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

解放时，我父亲是在酒厂做工，由于我母亲患白喉，他护理了两个星期未愈，不好再请假，就只好主动辞工了。我的四姨父在邮局负责，相对而言经济条件比我父母亲好一点，就支援一点钱，帮助我父亲开了个药铺。日本鬼子来了，兵荒马乱，烧杀抢夺，药铺开不下去了。我父母就跑到山东去了。1960年，我父亲生病了，当时大家都过困难日子，饭也没吃的，哪还有钱买药治病。我父亲悄悄给远在湘江的老朋友甘先生写信，讲了自己的困难。甘先生得知，觉得正是报答我父亲以前对他资助之恩的好机会，就从湘江寄来面粉、药品、钱。我从北京参加群英会回到四平，正受到四平地委书记的亲切接见。他见我手腕上光光的，就给钱我去买一块手表。我不肯要。他坚持说：你现在是劳模，又是在野外工作，连手表都没有一块，既给社会主义抹黑，又不方便工作嘛。四平地委书记给我钱的同时，还给我批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的指标。这样我就接受了，手表戴上了。也就在这时，我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我风急火急地赶到了家。我听父亲说了湘江朋友甘先生给他寄钱寄物的事，我坚决制止父亲接收。父亲反问我：难道我就这样等死吗？我回答：我有办法。我背着父亲悄悄卖掉了四平地委书记刚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用这笔钱给父亲治病。我离家回地质队时，我还不忘反复叮嘱父亲：一定要与甘先生断绝联系。回到地质队，我首先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向队里党委书记汇报了。当时受到了党委书记的肯定和表扬，说我做得好，有骨气，有志气。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就因此事说我里通外国。并不是党委书记揭发我，而是我自己主动说清楚的。那时动不动就要对照检查，家里有些什么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就老老实实讲了这件事。这下好，不讲没人知道，讲了倒成了罪状。就说我是里通外国，被批斗七天七夜，从事地质工作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每天扫大街，拉粪车。他们用来证实我里通外国的还有一件事，《中国妇女报》刊登了我的事迹，是用英文介绍的，寄了一份给我，“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的人逼我拿出来，我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一个逼着要，一个找不着。那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谎说我寄到外国去了。这下可好，反而被批斗得更厉害了。

就在我天天挨批斗的高潮时期，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我在旅馆巧遇到我母亲。她是去黑龙江医院我哥哥那里以后，返回的路上，要去通化找我的。我哥哥因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被打成了右派。哥哥下放，嫂嫂开除。母亲牵挂他们，专程去看看的。她又牵挂我，就在那个小站下车，准备转道去通化找我。我听了她的来意，要她别到我那里去。母亲问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怕她知道真实情况后更多的不放心，我就说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她。母亲依了，同意直接回山东。可我前脚回到通化，母亲后脚就到了。这下好，批斗我的那帮人又给我加上了一条罪状：说母亲来找我，是母女搞攻守同盟的。把我关起来，把母亲也关起来，母女不能相见。八个月时间里，母亲的头发没剪，披齐肩膀。那些人实在从我母亲嘴里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才决定放我母亲回家。我母亲要走了，强烈要求见我一面。在造反派的监视下，我们母女见了一面。之后，母亲哭着回山东去了。

开头，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莫名其妙。后来才弄明白，是因为1968年，两个军代表教我们跳忠字舞，途中，我对组织委员讲了几句对三忠于有看法的话，还说“清宫官史”中的慈禧，要别人给她磕头，三忠于与这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原因。

母亲回山东不久，我收到家里的电报，父亲病危，我要求回去探视。他们找不出阻止我回去的理由，只得批准了我的探亲假。我回到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到家的第三天就去世了。我处理了父亲的后事，返回地质队。造反派又拿这事批斗我，说我没有与里通外国的父亲划清界限，阶级立场不坚定。

我的一个同事挨批斗时，要他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他的确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就说他态度顽固，罚他跪在小石头上，并用皮带抽打。他吃了这个亏，担心没完没了地被批斗下去，没有活头了，他就偷偷跑到山上吊死了。等到发现他的尸体时，已经高度腐烂了，从他的牙齿才辨认出他的真实身份。还强迫我们去参观，警告我们不能像他那样死有余辜，留下千古骂名。

我的所谓问题都是姓刘的组织委员揭发的，他也是被逼无奈才干的。我挨批斗时，头低在地上。餐餐只能吃高粱饭。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低头请罪，然后就去干活。由于高粱饭不易消化，本来就有严重胃病，这一折腾，不异于雪上加霜，胃痛得在地上打滚。爱人给我送馒头，被那些人阻止。几个老工人看不下去了，就给我送馒头。我遍身浮肿了，医生不敢给打针，我就自己打针。所以，我现在还会自己打针。我陪省里去的头头挨批斗，不到五分钟，就摔倒在台上。回去，还得写检讨。我当时在那里是出了名的。人们传说我怀孕了，所以造反派还讲了点人性没有打我。

1969年10月份，大多数被打倒过的人都解放了，我也不例外。此时，我收到电报，小儿子在山东病了。我要求驻我单位的军代表把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弄清楚，我回去好给家人有个交代。军代表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就不能回去。我就要我爱人回去，小孩患的是肾病，全身浮肿。我爱人回山东看了孩子，留下一张我两夫妇的照片，要孩子想爸爸妈妈时就拿出照片看看。他很快就归队了。后来，孩子肾脏不行了，成天喘气不过来，我和这孩子已经四年不见面了。我赶回去，同这个孩子生活仅一个月，他就死了。这次，我就把大儿子带到东北去了，交给我母亲带。我又到吉林去干地质工作。

接下来，我公公患鼻癌，我爱人提出要调回福建，好多少对父亲尽点孝心。有个处长到队上来，就同意了。我对领导说，我身体不好，也放我走算了。我爱人是副总工程师，正在写发现了铜矿的报告。吉林方面不让他走。他赶写完了报告，反复要求，放我俩一起走。组织上考虑到我俩的实际困难，也不忍心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最终批准了我俩一同调福建的要求。我们离开吉林时，只有几个炸药箱，全是放的书，没有人送，是当地一位老乡拖柴的车，把我们顺送到山外。

我们调到福建后，我反复给吉林方面写信，要求把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弄清楚。吉林方面回信说对我的结论已经放在我的档案里。我在福建这边要求看一看档案，又说是档案不能与本人见面。就这样推来推去，直到1979年，才给我彻底平反。

1976年春，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是研究室主任，又说我是搞右倾翻案的头头。说我是单位的“邓小平”。我反驳说：“你们是蒋介石！”国家地质部赛风副部长来检查，向他汇报，说我闹不团结。我把问题向赛副部长说清楚后，他觉得我的有理，就安排我当了地质局的副局长。1978年开始，我就协助抓落实政策。我是主任工程师。同时进福建省地质局领导班子的有高级工程师陈天祥，还有一个高级工程师。机构改革中，地质队的书记，给曾经保皇他的那一派写了封信：我当你们的识途老马。被另一派知道了，就斗争他。保皇派也抛出了他的信，斗他。结果这个人没有进入新的领导班子。

我回到福建时，大儿子6岁了，这才跟着我。我两口子每天去野外找矿，儿子自己管理自己，一天到晚脖子上挂片钥匙，自己天天弄饭。我又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去野外工作，就把她关在房子里，有时弄得满屋是大小便。一岁以后，我就把她带着上山，一次在三明大桥上，差点被汽车轧死，后轮胎离她只差半米了。

婆婆怪我，不该把大孩子带走。老人家带大孩子的时间长，有了很深的感情。她只允许我带走女孩。小女孩长到4个月时，吃了一整个鸡蛋，没消化，拉肚子，这一拉就拉了半年，怎么也治不好。送到土医生那里专治，一幅药就治好了，但只能吃馒头。肠绞叠，动不动就痛得在地上打滚，险些死掉。大孩子比女孩大七岁，承担起家务重任，做饭糊锅，挨揍；学习成绩不好，挨揍；带不好妹妹，挨揍。

我的大儿子考上了地质学院，426分，高出录取分数线两个分段。人家的父母在第一线的420分就录取了。就说我没在第一线了，我爱人在局机关做副总，也不在第一线了。所以我的孩子不能录取。我就找地质部开了介绍信，说可以招。高招办说不行。要教育部的证明。副省长是高招办主任，同意了，但高招办的办公室主任卡住了。因为他原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机构改革中把他撤了，就对我这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有意见。还说我的孩子没填定向生表，就是哪里来哪里去。现在又强调，录取了我这孩子，会因动一发而牵动全局。产生的连锁反应没法挡住。我说，哪里有这种情况，父母干了这么多年地质工作，孩子进不了地质大学。我是十二大党代表，又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与省里的主要领导还是比较熟悉，我如实反应了情况，得到省领导的批示，孩子还是被录取了。

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这是我做组织工作后给自己定的一条原则。评徐宝瑾的先进，我去调查男同志，男同志都说好，可调查女同志，都持反对意见，说她平时喜欢在男同事面前贬低女同事。结果，我在大会上表扬了她，散会，她倒在办公室发牢骚：“妈的！好像我非得当先进！给个表扬，安慰我一下。我就不要。”我在吉林野外时，跟男同志睡一个炕，因为到了一个小站，没有第二个房间，不睡有什么办法？却没听到人家怎么讲我的坏话呀！听到非议，有必要自省。你们去了解徐宝瑾的事迹，她也可能会表示反感，开始不大会热情接待，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她是这样个性格。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闽西地质大队副大队长胡斌，有工作能力，眉清目秀，曾出国考察，就说他与这个女的好，与那个女的好。他过去是有过这方面的问题。跟一个女医生住隔壁时，想跟这女医生好。晚上，他到女医生房子里去，遭到拒绝。女医生并向队长反应了这事。队长一怒之下，把他叫到面前，打了他几耳光。他没怪队长打他，承认的确是自己错了，还主动向那位女医生赔礼道歉。这样的人有缺点，勇于承认，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政治处长借盖房子为名，油漆地板，物资局来信告她的状，我是纪委书记，我派人调查，她在处长级干部会上含沙射影指责我，我就把事情摊开，她也不吭声了。做错了事，没有勇气承认也算了，还强词夺理，甚至反咬一口。这不能容忍。如今还有种现象，老知识分子压制年轻知识分子，知识大权一把抓。我觉得这也是不好的。我只要有机会，就替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说话。

《中国地质报》头版头条刊登过我的事迹。我批评过记者周利坤，不应该写文章表扬我。要多报道那些在一线找矿的地质队员的事迹。无论报道谁，尤其要真实，绝对不能添油加醋。不然就会害了被报道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