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四位老地质，敢想敢干敢直言

胡惟和，南京人，工程师，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闽北二大队副大队长；周震汝，工程师，毕业于师范学校；何辉业，工程师；方尚林，工程师，分队党支部书记。这四位老地质工作者，于1984年10月18日下午，一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胡惟和：我是江苏南京人。我爱人是福建省蒲田县人。当时的蒲田县有100多万人。现已改为蒲田市。我对我爱人开玩笑说，人家找对象是百里挑一，而我是百万里挑一。挑中的就是她对地质工作无怨无悔的支持。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在本分队当驾驶员，二孩子去年到安徽芜湖当兵去了。两个孩子都安排的不理想，她从不埋怨我。我1957年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我在学校里加入了共青团。但到1980年才解决入党问题。从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正式举手宣誓加入长达24年。我现任闽北二大队副大队长。我从青年到中年，是一心扑在地质事业上的。我家在南京，南京中专学校几十所，我不去考，之所以要读地质学校，是与当时的宣传工作分不开的，与当时经济条件也有关。1956年，刘少奇曾说：地质队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游击队。这句话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分配时，同学们都要求分到离南京越远的地方越好。与我1957年分配到福建的那一批，共十六七个同学，是黄仲权同志带队。其中有4个分到闽北来了，我是其中之一。水果之乡是闽南、漳州，而普查找矿，则是在闽北大山区，属于处女地，找矿大有希望。那时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哪里艰苦，哪里有矿，就积极奔向哪里。满腔报国梦。我们白天上山工作，晚上点灯学习，读函授大学。当时挑行李上山，习以为常。住茅草棚，自己砍竹子，伐茅草，盖房，做床，是那种上下两层床，一床两用，上一层睡觉，下一层办公桌。过去住的房子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雨，里面还是毛毛雨。要打伞睡觉。两只破木箱，一搬就走。经常在填图，跑剖面时，回不来，住在破庙里，捡毛栗子吃，悬崖峭壁下不来就改道。填图规定了路线，密度，一定要经过那地方去工作，爬上高山，有时也下不来，周围是陡壁。遇到野猪、豺狼，一点都不害怕。吹笛子、吹口琴把它们吓跑。雨天休息，演活报剧、话剧、唱歌，个个都是乐观主义者。如今，如何稳定年轻地质工作者的心，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领导要了解他们。如我们大队下属五分队的李小龙做出了成绩。我们对他给予表扬和奖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无论任何时代，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求进步，需要表扬。

周震汝：我是1953年师范学校毕业的，后转到地质部门。我家虽在农村，但家庭条件还是算比较好的，初师毕业后想继续念书，父母大力支持。我的同学当中，有的家庭条件差的，就直接参加工作了。我继续升学，考上了湖北大冶地质铁矿学校。我从九江坐船去学校的。当时看到大冶一片电灯，对于我们出生农村里的孩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我那时16岁，没有学过地质，学起来很有兴趣。住的是原来专区的洋房子。每天早晨都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住在城市，有条件去看戏看电影，但我很少去，为的是集中时间学习，提高专业水平。1954年底，我就被派到江苏兴海去了，进行地质勘查。那时候，钻机上有警卫站岗，十分神秘，不是地质人员不允许进矿山。我们采样也没有经验，不会编录。钻机进尺很慢，一个月才能打万把米。现在一天就能打五六十米。现在比过去进步多了。那时有人给我们送饭。我们是在长江边上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就没人送饭了，我们自己带饭。1958年以后，县里也成立地质队了。我那一批来福建的，现在大部分都还在地质部门工作。我是1959年结婚，妻子是城镇居民。50年代，地质队员找对象很容易，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姑娘找到地质队员很光荣。现在不一样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搞臭了。现在，地质队员找对象，姑娘公开的说：你在地质队不回城就不结婚。尤其地质队员的子女上学是个大问题。像我们闽北大队所在地的池中小学，水吉中学，对我们地质工作者的学生，一个多收几十元。6个学生在水吉中学，学校坚持一定要我们分队给买一台800元的手风琴。我们给买了。不买不行呀，如果不买，学校就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那不是把孩子们吃亏吗？类似的事情，我们基层地质部门遇到的比较多。向上级反应毫无作用，只能靠自己解决。

我们要在农田里打钻，挖槽子，免不了毁掉一些庄稼，所以，农民对我们不感兴趣，好像是来搞破坏的。有时，我们连旅社都住不上，即使住上了，也是很差的房子。我在湖北踏勘的那些年里，曾在破庙里过了两个年，大家轮着用一台八匹的柴油机发电写报告。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架设篮球架，相互开展友谊赛。也有时租老乡的房子住。只有当找矿有一定希望，来的人较多时，才自己盖平房。在普查组上山工作，新鲜蔬菜也吃不上。即使大队、分队进了城，但还是要有大多数人在野外工作。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大幅提高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待遇。以起到稳定队伍、稳定军心的作用。

何辉业：我儿子在福州水文队工作，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我不肯穿。他说：你是工程师，还穿双登山鞋，像什么样子。不会享受。近视眼是不能当钻工的，我戴800度近视眼镜当钻工，按常规这是不行的。我们队的同志告状到《福建日报》，转到省局，省局又转到分队，转来转去，这有什么作用呢？根本就不解决实际问题。地质队的女同志都很优秀。徐宝瑾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说别的，单讲她的外号叫“鬼子”，就是因为她跑山路很快，男同志都走不赢她。

方尚林：我原是搞钻探的，白天黑夜都是走山路，在政和钻探时，三十里山路，抬钻机上山。下山时，滑下来，像坐电梯一样。我在学校就是体育爱好者。分配在政和工作的十几年里，一直坚持体育锻炼。其目的一是调剂生活，二是保持一副强健的体魄，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地质工作者，既要智力，又要体力。所以是最辛苦的职业。工作三班倒，最吃亏的是夜班。我们坚持召开班前会，班后会，以便及时研究解决问题。采的样品，又沉又重，都是队员们下班时顺带下山。住的茅竹房，睡的茅竹床，床是上下两层，上层睡觉，下层办公。时常有蛇钻进被子里。这个地方原是蛇窝，主要是银环蛇。从这里抵达山区作业的地方要一个多小时，夏天自己带饭上山会酸掉。迫不得已，花700多元，从河南买回了一台面包机，安排专人每天早早地烤出面包，供地质队员们带上山当午饭。如今，地质队驻扎在一个地方，要开展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都要求人。可没有与人交换的东西，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人家看到地质队的人员是土头土脑，瞧不上眼。挖槽探，老百姓很讨厌，好像我们是搞破坏的一样。租老百姓的房子，首先讲好价钱，付了款，再让住。以前住老百姓的房子从不收钱。那时，地质队员尽管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很艰苦，但社会地位还可以，没有什么怨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地质工作的地位一落千丈。如今，像我们分队，共有十一二个中专毕业的年轻小伙子，都到了24岁至27岁的年龄，按人生规律，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但就因为他们是野外地质工作者，工作、生活不稳定，硬是找不到对象。我为此十分揪心，但又显得无能为力。

改革开放以后，每个单位都划出了一部分富余人员。这是个新名词，也是个新鲜事。当了富余人员，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关键是没有单位愿意要你。我们分队对富余人员的安排还是算比较好的，不歧视他们，全部组织起来挖槽探，今年挖了一万多方。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已经是80年代了，还是用锄头采矿，实在是太落后了。不过总体来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上下班都是车送车接，也不用肩挑手提的带样品下山了。时代在发展。我相信地质工作一定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