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林宛光,踏遍闽北觅黄金
林宛光,福建省地质矿产局政治部秘书,1962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现年46岁。1984年9月25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出生于福建古田,从小在大山里走进走去,然后走出大山外,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了5年大学,学的稀有金属。1962年分配到福建省地质勘探局,那时还没有稀有金属,我就被安排在调研室工作。后来,调到驻扎在邵武市的307队搞铌钽,福建全省,只有闽北才有铌钽。我任7人普查组领队,在闽北开展找金矿的工作。
我在学校是学俄语的,在调研室工作期间,我买了很多书,翻译了很多资料。后来调到野外队工作,加之1964年开展社教运动,上下都批白专道路,我便把俄语全丢掉了,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我所带领的7人普查组,都是在闽西北的山区进行地质普查,每到一处,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开铺,自己做饭,配一个临时炊事员,由局里支付工资。吃的菜,从当地老百姓家里采购。若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附近老百姓家里没有菜买了,就到镇上农贸市场去买。后来,很难从驻地请到适合做饭的人,只好勘探组7个人轮流买菜,做饭,有的做出的是夹生饭,有的炒出的菜不苦就咸。逢墟,就买点猪肉、买点酒回来,大家一同喝酒,改善生活。其实最难熬的是工作之余的时间,不与家人在一起,缺少天伦之乐,枯燥、单调,每到晚上,工人就打扑克,算是最好的娱乐活动;技术员有时也打扑克,但更多的是看书,注重充实自己的专业。没有电灯,就点蜡烛。那种日子虽苦,但觉得很充实,从无怨言。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与我们熟悉了,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性质以后,对我们都会很友好,很关心,很爱护,把我们完全当自己人,纷纷给我们送菜上门。地方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生活物资供应极度紧张、欠缺的情况下,对我们给予特殊照顾,有多少人,给多少份副食品,保证供应,从不间断。这令我们特别鼓士气,特别涨干劲,觉得工作苦是苦一点,累是累一点,但十分光荣、自豪,特有奔头。
我们7人小组在建宁县普查,那里的山多,但不太高,一般是海拔1000多米。建宁到了冬天就下雪,有时断断续续,有时接连不断,但这并不成为我们停止普查的借口,无论天空下多大的雪,无论地上结多厚的冰,我们也不撤回,照样野外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寻找,发现了金子的线索,大家都很高兴,就像自己捡了金子似的,一天到晚乐得合不拢嘴,干劲十足,白天挖槽坑,进行普查,取样,晚上化验、分析、写报告。
我们到建宁的山羊坑村,根据地质工作需要,必须在这里定点,自己挑行李,还挑淘沙盘,炊具,包括篮子、瓢,上山,锅子不带,跟当时的下放知青点合伙。上到这个小村庄,要两个多小时。到村口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没有地方住,就找当地的大队党支书,要求解决住处。支书很热情,很支持,四处给我们找住的房子,找来找去,只有半间牛棚。但半间太窄了,住不下我们7个人。老百姓见我们有男有女,半间牛棚的确住不下,便二话不说,把牛赶出去,把牛粪铲干净,里里外外冲洗一遍。支书从几户人家借来门板,挑来稻草,支起简易床铺,我们便有了安身的地方。在这个山村安营扎寨后,就大干起来。支书见我们没日没夜在野外奔忙不停,没有时间做饭,就安排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派了一圈以后,派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太愿意,主要是我们去吃饭,总要给做点好菜,而家里除了笋干、酸菜、红薯饭,又确实拿不出别的好东西。他们自己的日子十分清苦,但让我们过清苦的生活,一是没面子,二是对不住我们,所以就不愿意供派饭了。我们理解老百姓的难处,只好自己轮流做饭。老百姓很热情,并不因为不供派饭就不管我们,无论哪家只要有一点点好吃的东西,都会首先送一点到我们的住地,让我们共同品尝、分享。山里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泰宁县要建一座水库,我们地质工作者首先要进行普查,在水库地盘内是否有矿产。不然,建起了水库,淹没了矿产,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我们沿着一条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小河,顺着水流找矿。沿河边行走,茅草很高,很刺人,手臂、脸上,留下一道道茅草划过的血丝。我们还捡了不少东山国民党撒过来的花花绿绿的反标。小河两岸有野兽出没,主要是野猪。一般是野猪听到声音,就跑掉了,人不袭击它,它也不会攻击人,相安无事。天气很晚了,我们到了一个森林守护站,站里没有人,一间木板房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凭借随身携带的蓆子、毯子就地住宿,没想到天黑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吹来,冷得浸骨头,没有棉被,根本无法入睡。只有进村找地方住宿才是上策。但是,进村,要坐木排过渡,小河虽然并不宽,30-40米,但水流很急,落差很大,到了河中间,十之八九会沉下去。我们商量认为,总还有十之一二没沉下去的。我们就争取做那个十之一二。但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沉下去的打算,互相给家里留下了遗言,交代了后事,谁能活下去,谁就负责做好转达。现在想来,那情景就像战士赴死,十分悲壮。好在我们野外生存的经验比较丰富,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我们横渡激流时,不是站立木排上,而是都把行李捆绑在背上,扑下身子,抱紧木排,借助水势,安全地冲了过去。到了对岸,大家都有一种过了鬼门关而死里逃生的庆幸感,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唱着自编的《地质队员之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山下走。越往山下走,气温越高,到了山脚,进了村子,气温与山上完全判若两样,形成极大反差。我们边下山边脱衣服,进到村里时,男的都是打着赤膊,女的只穿一件单衣,但一个个还汗流浃背。我们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提供住宿的地方。大队支书也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座牛棚,不过有别于此前住过的牛棚,下面是拴牛的,上面是木板房。这算是不错的了。我们刚走进去,成群结队的蚊子就扑了过来,朝我们狂轰滥炸。没有蚊帐,如果就那样睡下去,肯定会被蚊子咬个半死。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要与吸血鬼作坚决的斗争。于是我们采来树枝,两个人用树枝驱赶蚊子,5个人睡觉,每间隔一小时轮换一次。那一夜,大家都睡得很香,大家也都没有被蚊子咬。第二天又精神满满地找矿去了。
那年在建宁普查,沿着一条小河淘砂。每天的午餐不回住地,都是在野外自己做的。早晨出门时,随身带上午饭用的米,快到中午了,找个阴凉的河边,捡来柴草,架上锅,烧饭,煮菜。等到饭菜都熟了,午餐时间也到了。这样节约出途中往返时间。有一天,分工烧饭的是一位女地质队员,她找柴时,看见一颗大石头旁边有一堆干柴,她高兴地伸手去抓,柴还没抓到手,发现不到五米远的地方有一条五步蛇,当地人叫它“瓦子格”,一格一格,棕色的。大家都知道,这种蛇毒得很,如果被它咬一口,走不出五步,就要昏死过去。那个女同志吓得哇地一声大叫,从石头上滑了下去。我们正在不远处的小河上淘砂,听到惊叫声,飞也似的跑了过去,都边跑边想,肯定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跑到时,看见那条五步蛇正昂着头,瞪大眼睛盯着她。蛇嘴里还咬着一只没有完全吐下肚的老鼠,肚子被撑得很大了,显然它吃掉了多只老鼠,有酒足饭饱之感了。它没有向我们那位女同志发起进攻。五步蛇有个明显的特点,你不碰它,它不理你。我们那位女同志懂得这一点。她躲在岩石后面,注视着五步蛇的反应。一双人眼,一双蛇眼,完全处于对峙状态。我们都随身携带着一把砍刀,各自赶紧砍了一根树枝,同时出击,打死了这条五步蛇。此时,我们那位女地质队员因为蛇口脱险,醒过神来,抱着我们哇哇大哭不止,在大家的呵哄下,她又破渧为笑,继续发挥自己的厨艺,做出了一顿喷香的午餐,感谢大家的搭救之恩。我们把这条五步蛇带到山下,送给了老百姓做药。老百姓很喜欢,当即用秤过了一下,有3斤多。要是拿到集市上去卖,可以换回几十元钱。接受五步蛇的老百姓坚持要给钱,说是五步蛇花钱都是很难买到的。只有捕蛇技术很专业的人,才有可能捕到五步蛇。但那也是十年难遇。由于我们不肯收钱,这位老百姓就送给我们很多酸菜、辣椒、萝卜干。这事很快被传开,当地的老百姓便更加相信我们,更加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建西找矿期间,驻扎在望木岭伐木场伐木工人搭制成的用来引诱野鸭的草棚子里,可想而知,条件何等的简陋。白天上山找矿,脚上穿长筒雨靴。因为山里大指拇粗的马蜂很多,被它在手背上咬一口,半边身子都肿,及时涂上蛇药治疗,才能收到排毒的效果。回到住地,雨靴里倒出至少有半靴汗水。每到星期天,我们或上山玩,捡栗子吃。地质工作者都有关节炎,金钱莲可以治关节炎,我们就在灌木丛底下捡。那里是自然保护区,生长着柏、彬、松等树种,树大参天,一般的树5个人都合抱不拢,最大的就不用说了。金钱莲就生长在这些大树下,我们多的时候捡到一大袋子,少的时候也有一两斤,带回住地,晒干,泡酒喝,治关节炎,收到奇效。平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泡有金钱莲的一瓶酒,走一段路,喝一口酒,减轻关节炎的痛苦,治疗效果很好。或者下到山村的河里游泳,摸鱼,鲶鱼一般较小,躲在石缝里。用麻绳,挂鱼钩,钩上挂蚯蚓,第二天早晨,就可捉到较大的鲶鱼,味鲜。还到集上,买米买菜,自己挑回,来回半天,路上来回3个多小时。
我们除了找矿,还会打炮眼,装炸药,点火。至于开采矿石,那就由工人们去干了。
将乐县附近有个老虎山,山上有狗熊、老虎。我们看见狗熊坐在树上,摘了一堆树叶,堆放在身前,一把一把地抓了塞进嘴里,吃得很开心。你不侵犯它,它也不攻击你,相安无事。但我们没有看到老虎。找煤,跑面、挖坑。一次测景时,在一个石头缝里听到叫声,追过去一看,是一只小狗熊,我们抓住它,带回住地,想养起来,可它不吃东西,就把它杀掉,吃了。我们生怕大狗熊找来,都准备了木棒、砍刀等武器,做好防范工作。结果还好,大狗熊没有找来。山上蝙蝠很多,很大,五十公分长,用削铅笔的小刀,剥皮,烧吃,很鲜美,很营养。这是听吃过的同事说的,我有点害怕,没吃过,不知味道究竟如何。地质生活既艰苦,又有趣。过去,我们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对地质工作支持,无论走到哪里,都像遇到亲人一般,都像是进了自己的家,有亲切感,有温暖感。但现在不同了,老百姓见到地质工作者,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山区的人热情一些,没有沿海的人冷漠。我们找到矿,不是一下子可以开发的,好像对他们带来不了什么利益,所以就事不关已,冷脸以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使我们地质工作者寒心的地方。
发动老百姓报矿。我们自己带标本,要来百姓认识,发现了就送到公社或报告我们。我们还利用赶墟的机会,利用标本,向群众宣传。建宁的云姆矿,就是群众报的矿。建宁县还有自己的地质队,可见那时的县委对地质工作是何等的重视。那时,我们跟下放当地的福州知青也很合得来,有共同语言,有共同情操,关键点就在都能吃苦,都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如今,社会上对地质工作者不怎么看得起,越是有钱人,越是地位高的人,越看不起地质工作者。我现在政治部工作,经常收到一线同志的来信,尤其是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强烈要求从野外调室内工作,便于找对象。有的对象谈好了,对方说,不调到地方来工作,就不结婚。勘察队员中,女同志较少,几乎没有,而除了与山山水水、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打交道时间多以外,与外界的男女,基本上没有交道,与外单位也无工作上的联系,人和人之间不接触,就不可能产生好感,更无从谈建立感情。本战线没有女同志,外面的女同志没联系,所以年轻人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十分困难。现在的地质工作者中想调动的比较多,除了找对象困难外,待遇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天只补助1.10元。这是在野外,在队部还只有九角钱。离开城市5公里,才有补贴。现在地方干部出差每天补助都有1.20元。地质工作者,流动性大,待遇低,越发留不住人。
我之所以能找到老婆,是因为我俩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友,她1963年毕业的,分配到这里,跟我一同到野外作业。我看准机会,及时出击,两人一交谈就有共同语言,就有了感情基础,很幸运,我俩的婚姻成功了。在地质队伍中,像我们这样的婚姻简直是凤毛麟角。我爱人是广东人,工程师,现在地质处从事测绘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在野外坚持工作。四清运动,我是积极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是保皇派,打成了叛徒,我爱人受到牵连,也挨了批判。
我当时在将乐,离城17里,将自己的大女儿放在将乐读幼儿班,每到星期六,我就骑自行车去接。两个男孩是双胞胎,就送到古田的乡下老家。大女儿跟着我们转移,后来实在不方便,难以转来转去,就放到南昌我岳母家。双胞胎男孩大了,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带孩子也无能为力了,这就带来很大麻烦。多数地质工作者因为找不到城里对象,都是找的农村姑娘。国家政策规定:工龄二十年,工程师,获得国家奖,才能解决农村家属户口的农转非问题。即使工程师的家属解决了农转非户口,也无法团聚。老家上有老,下有小,走不开,即使来了,也无法安排工作,连零时工也没干的,最后还得回去。有的工程师实在有困难,没办法,只好改行,调到地方工作。所以,家庭团聚,子女上学,家属就业,这是地质工作者无法绕过去的三大难题。
我有冠心病,局部的心肌梗塞,血脂高,耳朵老是嗡嗡叫。地质工作者的职业病:关节炎、胃痛、心脏病。我一次在火车上,头痛,眼黑,浑身冒大汗,过了十多分钟,才渐渐好转。我现在很少出差,担心途中身体出现问题。如今那些仍在第一线工作的,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身体都不好。要把他们全都调到机关工作,却又安排不下。我也是1976年才调回到局里来工作的。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局领导感到很为难。
我们在闽北野外找矿,自己采集的样品实在挑不起了,才请人挑。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自己不挑了。我们那时上山打钻,没有路,自己开路,抬着钻机上。现在,年轻人没有路不干,有了路,也是请人搬机器。地质学校毕业的学生,只想搞个专业,当研究生,根本不想在野外工作。两代地质人,完全不一样。我不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这恐怕要邓小平同志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