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要有一颗公正的心

《新书·道术》说：“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可见，公平之说，占已有之。公平之人，公平之事，在史籍典册中，更是不计其数。就说唐代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吧，此人办事就颇为公平。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带刀进入皇宫，在官门口站岗的监门校尉未发现，按照唐律，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便都犯了法。可是，当朝宰相封德彝却说，无忌是一时疏忽，不能算犯法，校尉麻痹大意，应该杀头。唐太宗居然点头同意这么办。这时，戴胄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这样量刑不公平。他说：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两方面都是由于一时疏忽，如果量刑，应一视同仁，怎么能重此轻彼呢?戴胄说的理直气壮，有根有据，唐太宗只好答应重新商议。而再次商议时，封德彝仍是力主原判，戴胄便据理辩驳，寸步不让。指出，无忌和校尉，论其过误，情况相同，而枝尉是由无忌带刀入宫的缘故而致罪的，“于法当轻”。现在，轻罪反而重判，重罪反而轻判，“生死顿殊”，很不合理。坚决要求据法重新判决。唐太宗觉得戴胄说得有理，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无忌和校尉都免罪了。

这里的几个人物，长孙无忌是“国舅爷”，又是卓著功劳的开国元勋；封德彝是当朝宰相，大权在握，更有皇帝偏袒；监门校尉则不过是在官门口站岗放哨的小官，戴胄自己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可是他居然禀公直言，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惟其公平合理，才得到了李世民的首肯。除了戴胄，象包拯、海瑞这些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也都是办过一些公平事的。人们口碑流传，同样说明了公平之可贵。

历览古今多少事，公平之心，人人都不可缺少，这不仅是处事的必需，做人的起码道德，也是对一个人是为公还是为私，是高尚还是低下的一个严肃考验，同时是搞好群众关系，搞好工作的一个起码条件。你办事公平，说明你大公无私，大家就敬重佩服你、信任你。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更要办事公平。如果办事不公平，搞邪门歪道，你那个单位就会出现歪风邪气。比方说，两个人发生了纠纷，让你去处理，是实事求是公半处理，还是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评奖评级时，是按照条件公平合理，还是不顾规定条件，只凭个人好恶亲疏，任意宽严；分配工作，是量才为用，选贤任能，还是任用亲信，排斥异己；批评表扬，是合情合理，一视同仁，还是不顾事实，厚此薄彼，“区别对待”，等等。对这类问题，你公平处理了，大家看得很清楚，自然信服了；你不公不平，假公济私，自以为很聪明，很得计，大家却看得明白。结果是，人们不仅对你不信服，甚至当众戳穿谜底，让你下不了台；而奸邪小人，则可能利用你的不公平，投你所好，乘你之隙，从你的不公平中捞到好处。这样，矛盾就多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工作就难开展了，所以，公平是待人处世的一个重要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当然，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虽然主观上想公平，由于人的认识局限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客观效果不一定那么公平。加上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求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早晚东西各不同”，你即使公平了，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人认为不够公平。有道是：“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采桑娘子要晴天，种田哥哥要雨天”，正是说的公平难。有鉴于此，周恩来同志就曾引用上述谚语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公平，要无产阶级的公平。要平不那么容易，只要公就行了。”出以公心，就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公道些，而如果有私心杂念，那就难免不平，就会“木匠的斧子一边砍”了!

此外，对人对事要公平，不可偏袒偏护，而当别人处理与己有关的问题时，则不宜过分计较公平不公平。韩愈在《劝学解》中说得好：“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整天斤斤于公平不公平，老想着“但余自发无公道，只恐东风亦世情”，就会患得出失，甚至把本来公平的事情也看作不公平，从而积郁不平之气，影响思想情绪，以致影响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妨害工作。

“豆麻些事无须计，但祝黄河捷报来。”沈钧儒先生在《杂诗》中抒发的情怀，对于爱事计较的同志，当是一剂良药，不妨记之座右，时时自勉。

“白发惟公道，春风不世情。”一个公平的人，一定是一个群众信任的人！。